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3日晚，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式暨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评选出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共计19个奖项。

电影《地久天长》斩获三项大奖：阿美、王小帅获最佳编剧奖，王景春、咏梅荣获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这是继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两位主演双双擒银熊而归、包揽表演奖后，《地久天长》再次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金鸡领奖台上——

王景春感慨：“我有幸生在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候，非常自豪。希望中国电影阳光普照，愿所有的爱地久天长。”

咏梅坦言：“我一度不知道是否该坚持做演员，直到有一天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依然在坚持，答案是因为电影——我是爱电影的。”

王小帅说：“于我而言，摄影机要对准寻常百姓，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肌理。”

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

真实与克制的镜头中，是四季、三餐、两人、一生的平民史诗；无数历史散点下，将中国的30年变迁用光影娓娓道来。

很多观众抹泪看完电影，感叹寻常人世的万般无常——儿子刘星的意外溺亡，让刘耀军（王景春饰）与王丽云（咏梅饰）经历了一场耗时几十年的漫长告别，他们告别故乡、告别亲友，两个曾经最要好的家庭也因此出现嫌隙，渐行渐远……

但人生之苦中，所幸还有一份地久天长、生生不息的爱与希望——几十年后，两家人再次相聚，知晓刘星真正死因的沈浩最终向耀军夫妇坦白……悲欢离合中，也许成就了活着的意义。

记者对话本片导演、编剧王小帅，畅谈创作历程与背后的故事。

用最朴素的情感打动观众

结局是微笑着流泪的大团圆

王 瑨：据说您在2015年便萌发了创作电影《地久天长》的想法，创作初衷是什么？“地久天长”寓意着友情、亲情，抑或永恒向前的时间，您最想表达什么？

王小帅：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真实的生活就这样流淌下来，每一代人都会有每一代人的独特感触。时间能抹平和解决一些问题，也会让真相慢慢浮出，而时间里又牵扯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是从这个角度构思的。

《地久天长》的故事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我希望通过跨越数十年的社会生活景象，来展示普通中国人在经历社会、家庭和命运变迁时的真实感受。我常常想，当悲剧降临到像主人公丽云和耀军这样善良的普通人身上，他们该如何面对？人只有一生，只能活一次，而一次伤痛可能就会影响一生。耀军和丽云几乎用掉一生的时间去告别早逝的儿子，告别他们逝去的青春，而对于将来，我相信善良和希望还在。

电影里常出现的《友谊地久天长》，很有时代感，也寓意着美好、良善的愿望，是整个故事的基础。刘耀军和沈英明两家人基于友谊，甚至两家孩子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在充满“巧合”的设定中，刘星意外溺水去世，随后两家人接近大半生都不复相见。

这是一种不可控的、来自生活的无常。但美好的情感、精神、愿望会地久天长地留存下来。“天造地设一对子，天长地久一辈子”。越是朴素的情感，越能打动更多观众。

王 瑨：电影的主人公们为何会选择工人家庭的背景，与您个人经历或者感受有关系吗？

王小帅：电影里的三对夫妇有一定共性：他们主要投射的人物背景都是工人。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非常重要，在诸多历史节点中都有工人的身影。三对夫妇又有差异性：耀军、丽云夫妇经历了失独、下岗，远离故土；英明和海燕跟随市场化的脚步，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新建和美玉到南方打拼，早早下海，主动投身到社会变迁的浪潮中……

要创作与大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作品，故事要有切入点，人物要有“根”。我是在母亲的工厂中成长起来的，发生在工人身上的故事是我熟悉的，也是挥之不去的记忆，这个背景很自然地就融入进《地久天长》里。

我一路走来，碰到的长辈都对我很好。甚至我曾目睹他们遭遇不幸，也从未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那种坚韧、坚强、慈悲、善良深深感染着我，让我觉得应该把这些品质通过电影传播出去。

王 瑨：3个小时时长、非线性剪辑、克制的情感表达，让人有种静水流深的感觉。如何形成这样的电影叙事节奏，是一开始的构思还是在剪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叙事风格？

王小帅：这部电影是横跨30年的家庭史诗，是刘耀军和王丽云两个好人的一辈子，没有3个小时是不行的，这是情绪和情感积淀的过程。我没有刻意煽情或设置强烈的情感爆发点，甚至尽力避开强烈的戏剧冲突，“失独”本身已是“强刺激”情节。

我希望电影的一切都是自然生发的。如同聆听一位长辈为你讲述他的过往，也许这种讲述很平静，甚至面带微笑，但蕴含翻涌的那种人生况味会让你联想到之前经历的一切，沉淀下的情绪才会触动你。

我和编剧阿美写剧本初稿时，是按照时间线性逻辑向前推进的。但最终考虑到场景设置和故事张力的问题，决定调整叙事结构。将剧中人几十年的人生当作一把尺子，我们在人物命运和情节的关键点上做文章，再将这些“关键点”摆到这把尺子上。

王 瑨：电影目前的结局趋向于和解和团圆：沈浩在母亲李海燕死后，向刘耀军夫妇坦白了其子刘星当年的真正死因；刘耀军夫妇在沈英明家看望沈浩的孩子，接到养子周永福（王源饰）带着女友回到家乡的电话，喊出了一声久违的“星星”……为何设置这样一个结尾？

王小帅：并非所有电影结局都要“戛然而止”。对于《地久天长》而言，剧中人的生活要穿透出去，不可能停在那里，他们需要一个面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生活中没有“逃兵”——

沈浩在时隔几十年、母亲李海燕去世后，终于鼓起勇气向刘耀军老两口坦白刘星的死因，沈浩说：“时间长了，你们希望我把那件事淡忘。但从那天起，我身体里就长了一颗树。我长大，它也跟着我一起长大……”王丽云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孩子，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之后闪回到几十年前，刘耀军夫妇当年就已知道真相，还叮嘱沈英明，“星星已经不在了，我们要爱护好浩浩”，他们选择离开故土和丧子的伤心地，让沈英明一家好好生活，但沈浩的坦白是时间使然、人性使然。

王 瑨：有些观众认为“结局太圆满了”、“如果停在刘耀军和王丽云为儿子刘星扫墓那一幕会更有意味”，您如何看？

王小帅：结尾看似“大团圆”，深层依然有人物内心的暗流涌动——挚友沈英明家三代同堂、阖家欢乐，头发已花白的刘耀军和王丽云高兴之余，别有一番心酸。就在此时，他们接到了养子周永福回家的电话，成为他们再次构筑新的“完整”家庭的希望。

观者清楚地知晓——这个孤儿和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曾有过矛盾、有过分歧，再次选择彼此靠近、相依为命。这种无血缘的人情纽带，正是生活的本真。这是一个带有心酸的大团圆，不是真正的“好莱坞式”的大团圆，是对生活本真的探究，是微笑着流泪的大团圆。

电影是培育好“土壤”

让好演员从角色中“长出来”

王 瑨：海报定格在耀军一家三口吃饭的画面，热气腾腾、充满生活的烟火气与电影的气质一脉相承。如何在电影中构建“生活”？

王小帅：美术对环境的构建、摄影对构图色调的把握、道具和服装对年代精准度的要求……方方面面都直接影响影片的真实度。我们的场景基本都是重新搭建的。为了找一个暖水瓶，需要在上百个暖水瓶中挑一个；要找一百辆自行车，就找了一千辆自行车堆在仓库里慢慢挑选……

现实题材的作品是“吃亏”的，因为它追求的极致就是“不着痕迹”。它不像科幻电影构建的那种视觉奇观、直观的“大投入”，它巨大的工作量都在做让观众“看不出来的事情”。

王 瑨：耀军夫妇从80年代住的筒子楼到几十年回归后的楼房，从大环境看是一处地点。从技术上是如何完成的？

王小帅：对，这个场景“很神奇”，本来我们已打算用电脑完成置景了，很有幸找到这样一个院子，它有东南西北好几扇门，视觉有些不同，可以满足不同年代的拍摄。

80年代那个院子里的场景，我们把杂草都铲平整，做出一条小路，置了很多晾衣杆，小孩子们在里面玩儿，在耀军和丽云离开时，我们在其中一扇门拍摄的，那扇门对面老楼和筒子楼的格局还在。等到他们老年回来后，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我们把之前铺的路铲掉，将半人高的蒿草植下去，在另外一扇门完成的拍摄，那里的背景都已经是现代的楼房建筑。

王 瑨：除了实拍事务层面的挑战，创作层面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哪里？

王小帅：我认为依然是剧本——如何让电影始终关注生活细节和情感捕捉，营造出淡淡的时间感，而非强情节去破坏它。比如十几岁的星星溺毙的那场戏后，我们对后续那场戏考虑了很久。若直击矛盾，并非一两场戏能解决，且节奏拖沓。所以我们通过结构的处理方法，下一场戏就跳到多年之后，将它掩埋在整个故事线中。直到电影结尾，观众才看到当年的真相：英明提刀登门，跟耀军说“一命抵一命”，耀军选择“隐藏”真相，让浩浩健康成长。这当然是种叙述技巧，但也是叙述的真实——片段的不断拼接才会尽力抵达事件的完整真实。

王 瑨：当初如何确定下来王景春和咏梅两位主演？您认为导演与演员之间是怎样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

王小帅：导演最重要的是选择和判断。首先电影对人物年龄有要求，大约四五十岁，要演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其次要演一对夫妻，一种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我和景春之前合作过《我11》，他的表演张力很强；咏梅身上有一种沉稳、坚韧的特质。

电影就是用故事的架构和氛围的营造给他们培育好“土壤”，好演员就会从角色中“长出来”。

创作过程中，他们的表演始终很冷静和克制，常常是他们在微笑，而我们在监视器后流泪。情绪很饱满，而且有些细节的处理不是我们在剧本里设计的，却给了我意外惊喜——比如耀军和丽云准备出门去给星星扫墓前的那场戏。临出门前，丽云都穿戴整齐了，耀军穿的棉袄拉不上拉链了，我在监视器那里看着正着急，丽云很自然地一回头，“砰砰”两下帮他拉上了拉链。我在剪辑过程中反复犹豫，这个过场戏要不要拿掉，但现在看，我极其庆幸这个细节的处理和保留，这就是老夫老妻的真实感觉。

王 瑨：两位演员继同时获得“银熊奖”之后，此次金鸡奖同时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王小帅：既是意料之外，也确实是情理之中，我认为这是一种共情的力量。这对夫妻在电影中就这样真实的粘合在一起。他们在电影中的气韵和展示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景春和咏梅两个演员一以贯之的气场，呈现出人物的一生，他们就是根据故事情境，“生活”在剧组所缔造的环境中，他们的一呼一吸都透露出普通中国人的隐忍、克制、宽容的气质。这里的克制，体现在无痕迹的表演理念上，没有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但更加深沉、内敛和宏大。

文艺片不是标新立异的代名词

应更深刻地挖掘中国的人文肌理

王 瑨：《地久天长》的故事时间跨度大，有些观众觉得它相对于您之前电影作品相比，更像电视剧的质感，您有这种感觉吗？

王小帅：我完全没有。不见得只有很阴冷的乌云天空、复杂的故事线才是“电影感”，比如新浪潮电影中的罗马电影，就是两个人在说话，非常简单，但却代表了非常高的艺术殿堂。电影并非只是在审美层面的“画面精致”，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能够呈现出何种深度的人文价值。

王 瑨：相对于您之前的创作，这部电影更具有平民史诗的气质，更注重将个体放在时代的坐标系中去表现，这是您创作的转变吗？或者说随着您阅历增长的必然？

王小帅：这种变化的发生是自然生成的，就是时间。导演的成熟度和世界观，决定着其作品看待事物的某种“时间感”。之前的一些创作，我都是独立作为编剧。这次的《地久天长》，我找了一个编剧来合作，把更大范围的共情放进来，我还是希望能提供更多的角度和可能性。

同时，我一直认为创作还是要具体，要扎到一个具体的个体角度去呈现。时代和社会的背景看似宏大了，实际上个体和家庭的命运始终是我表达的重要元素。

王 瑨：您电影一以贯之的表达和风格又是什么？

王小帅：可能是“寻找故乡”这个主题吧。我之前的创作都是从自身经历出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在慢慢地豁达，才有了现在的《地久天长》的创作，最终剧中人重新开始新生活，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态度。

一路走来，无论是作者型电影还是面向市场的文艺片，我更向往豁达、淡然的表达。我个人更喜欢能沉到我们中国的人文肌理的创作，像《小城之春》这种类型的电影。这些创作都有大胸怀，浸透着作者的世界观。

当我们谈到“文艺片”时，它不应该是扭曲对抗、标新立异、小情小调的代名词，它更需要创作者张开怀抱，怀着温情的态度，直面真实生活、真实矛盾，表达真实的中国人善良的愿望。

随着信息的流通、教育水平的提高、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加之中国电影市场的人口红利，创作者只是需要“找到”和挖掘观众群。

几年前《桃姐》《白日焰火》这些电影票房都不错，我们发现忽然“冒”出了观众群，这说明文艺电影是非常有市场的。对于文艺片来说，我觉得最好是有稳定、高质量的创作输出，才能培养起稳定和持续增长的观众群体，同时让资方、院线逐渐建立起信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立体的产业链和电影市场，而不是单一、同质化的片子。

王 瑨：您很关注青年电影人的成长，在很多青年电影展您都曾担任评审或主席，也表示应该鼓励和保护青年电影人。您认为现在的青年电影人不管是在主观创作和客观层面，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

王小帅：现在青年电影人发挥才华的平台非常多，无论是创投资源、网络平台、制作成本，还是电影节对年轻人的重视，他们得到了更多机会，也有着更多资源优势。一方面，他们更放得开手，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浮躁心态，觉得获奖、成功唾手可得，缺乏聚焦于创作的恒心。年轻导演切不可急功近利，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创作，持续地进步、持续地深入生活和认知创作、持续地创作优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