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生：绿原先生的一封工作信
来源：文艺报 | 张福生 2019年11月18日08:21
绿原
我初到人文社外文部工作时，绿原先生是欧美组的一名普通编辑，我在苏联东欧组，平时接触不多，只是工间休息时和别的同志一起与他聊聊天，讲讲新闻。我们小辈的年轻编辑喜欢向他讨教问题，他的见解独到新奇，富有哲理，常常让人茅塞顿开，激发你去探索新领域。记得有一次他说，搞外国文学，应该掌握一些《圣经》及《希腊的神话传说》等基本常识，否则会影响工作。那时可能是1980年，整个外文部仅王寿彭有一本《圣经》，还是竖版的，没标点。我去借阅，他只显摆似地拿出来给我看了看，我说他“封锁知识”，他仍旧不肯借出。去苏联学习时，我买到一本插图版《圣经》，很喜欢，就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版，还送给绿原先生一本。现在我成了《圣经》版本的收集者，不能不说是绿原先生当时那句话的结果。
1983年绿原先生担任副总编辑，不久他交给我一部理论书稿。编完后，我将审稿意见连同写给作者的信件一并交给了绿原先生。那时有规定，写给著译者的退改信要经领导过目才可发出。第二天去他办公室，见我那封信已被改得满纸通红。经过绿原先生修改，信文变得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据理充分、气韵贯通，完全没有杂乱无序、词不达意的感觉，仿佛我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
绿原先生那天让我坐到他的对面，笑吟吟地讲述，写这类信的要点是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意见。此外，信也要成文，气不能散。他的“梳辫子”的比喻让我记忆深刻，越琢磨越觉得生动。
记得当时我向绿原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像这部书稿证明的那样，马列对文艺的论述已形成了一个完整、全面的体系？
我们这一代人对马列著作不熟悉。1971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我曾受命到团部集中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一个月下来，只学到了几个名词术语。
1980年，组长冯南江要我做理论书稿编辑程代熙的助编，帮他编发《马恩论文学与艺术》（二册）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册），主要工作是将所辑的摘文全部校对一遍。工作持续了小半年时间，结束时留给我一种印象：这些辑录的摘文大多数是政治伟人在论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哲学等问题时涉及到了文学，并非专论，所阐述的也是个人观点。
绿原先生耐心地听完我的话，既没有认同，也没有反对，而是告诉我这种讨论由来已久。他从解放前一直讲到我们要发排的这部书稿。他的记忆力惊人，一些文章的作者、发表的时间，甚至所引用的马列著作的篇名、出处都能脱口而出。最后他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要随便地提出。我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提醒。那天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绿原先生对马列著作的熟悉程度和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水平是超乎寻常的。
前几年退休回家，有时间整理多年积留下来的旧资料。在一个纸箱底部，我发现了4页绿原先生的笔迹。这个纸箱是1983年程代熙先生调离出版社，到文化艺术研究院去工作时留给我的。绿原先生的这4页纸是写给他的顶头上司、时任编译所所长楼适夷和主持外国文学工作的社级领导郑效洵副总编的一封信，写法很像他1965年审读朱光潜译《拉奥孔》后写的审稿意见，或前文提到的被他修改的那份退改意见。
限于篇幅，仅将此信部分转录：
适夷同志：
效洵同志：
最近为了编选歌德诗集，翻阅了一下我社出版的三本《马恩论艺术》，发现里面有不少的误注、误译以及体例上的不当。现将随笔记下的一些较突出的例证列举如下：
卷一：
页82，正文“那我们是不会哭泣的（uns kann es recht sein ）”——按照括弧里的德文意思，这句应译为“那在我们是无所谓的，无乎不可的”或者“那是我们可以同意的”。不知怎么译成“……不会哭泣的”，也许俄译如此，但既然注出原文，译文总应当同原文一致才好。
……
页214，正文，“tres mil azotes y trecientos ……”——西班牙文，即《堂·吉诃德》的原文，误注“法文”。
页240，注文，“……du die Unm公式glichkeiten eng verbrüderst”意为“把不可能的事情密切地联系起来”，误译为“……实现出来”。
……
卷二：
页31，正文“Amicus Engels Senior ……”——拉丁文，误注德文。
页53，正文“Jacques le bonhomme”法文成语，本意即“乡下佬”，不必再加上“雅各”（同一个名字，前文译成“加斯各”）。
……
页194，正文“……and Swedish armies ……”——“瑞典军队”，注中误译“瑞士……”
……
卷三：
……
页238，正文“Compagnon d’aventure”——法文，意为“偶然相识的朋友”、“萍水相逢的伙伴”；译者按照字面误译为“惊险事迹的伙伴”。
……
至于体例方面，有的注释在文内，有的在页末，有的又在书尾；有的注明原文名称，有的又不注；有的同一词前后注释相矛盾——总之，相当混乱。像这样一部仅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出现了以上这些常识性的、技术性的问题，实在不应该。为了改进今后的工作，特将这些典型例子提出来，供领导上和有关同志参改，并请在再版时加以补正。
绿原
1964.2.20
此信中提及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共4册，第1册1959年出版，第2、3册1963年出版。绿原先生指出错误的是这三册，不包括1966年出版的第4册。当时出版这类书籍，要经过中宣部特别批准和严格审查。同绿原先生这封信放在一起的，还有一纸1952年用“中国共产党中宣部”信纸以“周办”（周扬办公室）的名义写的一封公函，是对我社1952年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校样处理意见，附有七页半核校该书校样所据版本的书目单。该书以《马恩列斯论文艺》为书名于1953年出版，是“文革”后教育部批准的大专院校通用教材《马恩列斯论文艺》的最初版本。
绿原先生第1页信文右侧是郑效洵同志的批语：“这个意见甚好，对我们的编整工作大有参考价值。请绳武、永福、代熙同志阅。”批语落款时间即绿原先生送交信的当天。我曾见过郑效洵同志在稿件、报告、书信、审稿意见上的一些批示，“甚好”“大有参考价值”的评语不曾有过。
郑效洵同志是1951年来人文社的创业元老，1956年起任副总编辑。上世纪30年代诞生在“孤岛”的第1版中文全译本《资本论》以及许多早期的马列著作，包括楼适夷根据日文版编译的《马恩论文艺》都是他编辑出版的，他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家。孙绳武当时应该是外文部主任，卢永福大概是苏联东欧组组长，程代熙为马列著作和理论书稿的编辑。看来，绿原先生这封信引起了程先生的足够重视，不然他也不会将其同“周办”的公函放在一个纸袋里，从1964年保存到1983年，以后又留给了我。
信的内容涉及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和俄文。从没听说绿原先生掌握这么多种外语，但想起他的一篇讲述自己1956年至1962年隔离中自学德语的文章《我怎么学的德语》。文中提过他隔离前的外语水平：“我从小学英语，这门功课一直可以；到大学，学了一年法语，基本语法还记得，词汇却少得可怜；解放初期，在一股政治热情的支配下，突击学习俄语，已经学到可以靠字典读懂一些政治书刊”，还讲述了他自学德语的目的：“利用目前大好的空白光阴，把陌生的德语学好，认真读几本马克思经典原著，也好明白自己究竟是怎样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失足的”，也讲到了他的学习方法：“让家里人送来一些工具书和读物，如德汉、德英词典，德英、德俄对照德语语法，以及当时买得到的德、英语版马恩两卷集，和多语版《和平民主报》”，“利用手头工具书把某篇外语课文的意义彻底弄明白，再把它逐字逐句译成地道的母语；然后把课文移开，再把母语译文回译成原文。”
这大概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阅读马列原著的方法。我终于明白了绿原先生为什么对马列著作那么熟悉，为什么能够对一套经过层层把关，严格审查，反复读校（据我所知，这种特殊的书稿也要退给译者审核）的马恩经典译文提出如此多的修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