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爷爷不止一次地给我叙述1953年农历五月十六日下午4点左右他的眼泪。他走亲戚回来，火热的太阳晒得他的头皮像在油锅里炸了一样，路上的尘土又扑了他一脸一身，他急不可耐地踏进家门；他知道奶奶会立即慌慌地迎上去，先是接住他提的点心匣子，然后再拿起长把儿布摔子，弹去他一身的尘土，再端来一盆水，让他洗脸；当他洗完脸的时候，奶奶早把水烟袋准备好，他就坐在躺椅上，眯着眼舒心地抽个一两袋。但令他意外的是，奶奶没有出现在他眼前，却是我的父亲在院门内的椿树下迎住了他，19 岁的父亲其实还是个大孩子，他是爷爷唯一的儿子，是爷爷在40岁上才得的一个娃，自然是爷爷心头的肉疙瘩。他大咧开嘴对爷爷说：“生了，生了！”

爷爷立时张开了嘴，眼里放出光来，急慌慌问：“是个啥娃？”

“是个儿子。”

爷爷的眼泪就是在这个时候淌出来的，眼泪在他满脸的尘土上冲出两道沟，他提着点心匣子走到我父母居住的房子前。

由于母亲的生产，房门和窗户上，都挂上了遮拦眼目的帘子，爷爷站在帘子外面，听着里面的一声一响，当听到我的一声啼哭时，爷爷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感，呜呜地哭出了声。

奶奶这才从屋里出来，本来是一脸的笑容，见到爷爷哭，她也哭了，哭着从爷爷手里接过点心匣子，哭着给爷爷弹打身上的土，哭着给爷爷倒了水，让爷爷洗脸，然后让爷爷抽水烟。

爷爷拿起水烟袋，却没有抽，奶奶给爷爷吹着了纸煤头，他还是不抽，他哽咽着对奶奶说：“咱，有长孙了。”

奶奶吸了一下鼻子：“嗯。有长孙了，还会有一群孙子。”

这时候我的父亲很自豪，他是爷爷奶奶惯着长大的，从小不让他干家里的活，所以他的眼里就没有活。按说爷爷长途跋涉进家后，他见面的第一个动作应是接过爷爷的点心匣子，但他没有接，也想不起给爷爷弹打身上的土，更不会给他打洗脸水。这时候我在母亲怀里哭，我父亲听着我的哭声，看着爷爷奶奶幸福的泪水，说：“我把娃抱出来，你看看。”

爷爷立马从凳子前站起来：“千万不敢！千万！娃刚刚生下来，不能迎住风。”

奶奶也添油加醋：“连这大日头都不敢见呢！刚生下的娃么，身上一动一个坑坑。”

19岁的父亲摸摸头，想了想，又说：“那你，给娃起个名字吧。”

爷爷一愣：“这倒是个正事。”他把水烟袋在手里颠来倒去，说：“这一两个月，我都在想着这事。我想了两个乳名字，一个是给小子娃的，一个是给女子娃的。咱得的是个小子，就用小子名，瓜娃。”说完看着父亲，征询父亲的意见。

爷爷送父亲上了学堂，小学毕业后，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又打得一手好算盘。从此，爷爷就自豪地认为，父亲的见解是读书人的见解，必然高出乡里人一大截子。

“瓜娃？！”奶奶睁大眼看着爷爷，又慌慌地看着我的父亲，她有点担心。因为我家当时人丁弱，我父亲那辈，只是个单传，到我这一辈，必须兴旺，而兴旺的第一要素，就是让我先旺盛地活下来。在乡里，人们往往取最贱的名字给初生娃做乳名，以便成活，最盛行的名字是：孬蛋、狗剩、粪叉、担笼、尿盆等。我村东头那家的孩子，干脆以猪为名，弟兄三个，响亮地以大猪、二猪、三猪为名，所以活得硬邦邦的。

没想到我父亲立时赞扬。“好，瓜娃，好！”父亲兴奋地说，“这个瓜，一是大智若愚，听上去瓜瓜的，其实是能干成大事的名字，古人说的讷于言，就是这意思。二是乖，在咱陕西话里，瓜得很，就是乖和可爱！好，这乳名，好得很！”

父亲的肯定，给我爷爷幸福的心气里又增加了甜蜜的味道，爷爷把水烟袋端直，“扑”的一声吹着煤头，咕嘟咕嘟地抽起水烟来。

从这一天开始，爷爷坐在我家的门廊里，等待和接受着乡邻们的祝贺，人们必然要问新生儿的名字，爷爷便响亮地告诉乡邻：“瓜娃！叫个瓜娃！”

“谁起的名字？他爸么？”

“不，我起的。”

“你能做了读书人的主？”

“嘿嘿。”爷爷在这时候总是笑，然后笑着说，“我娃不但完全同意，赞扬的话，还说了一马车！”

我满月以后，能见风了，爷爷一回到家，就抱着我，到村子里转，到田野里转，不管我懂不懂，只管给我讲着我们秦川道上的人和事，我们家乡的风土人情。到了冬天，爷爷穿着他的羊皮大氅，一大早就起来，立在我家院子里，等着我醒来。我一醒，母亲就把我抱出屋子，递给爷爷，爷爷立即将我裹进大氅，走出院子，走向田野，边走边向我叙说着田野里的一草一木，还有田野里的鸡鸭鱼虫。所以，等到我会说话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许多事情，而我的老师，是我的爷爷。

我会走路的时候，爷爷还总是不让我走，而是将我架在他的脖子上，到处走着看着。这时候所说的，就有许多大人的事，就有生命和自然，有天灾人祸。

他说得最多的，是民国十八年。那一年陕西大饥，饿殍遍野，爷爷和我们村油坊家老三一同出发，拿着自己家里的织品和绣品，到终南山深山区，换得五斗救命的玉米，往山外背。那时是数九寒天，必经的一段无路的山坡上，是光滑的冰溜子，必须一脚一脚稳稳地走过去，而且不能停顿，否则就会滑下万丈深渊。爷爷在前面走着，油坊家老三在后面跟着，爷爷只听一声惨叫，油坊家老三掉下了深渊，爷爷浑身一麻，但连头也没敢回一下，依然一步一步稳稳地走过了滑冰覆盖的山坡。爷爷给我说到这一段故事时每每唏嘘不已，最后总是说：“我不是个硬心人啦，我也想伸手救他呀，但是我连停都不敢停下来，我只要一停，我也就没有命了，我没命倒不要紧，你奶奶、你爸爸、你姑姑眼睁睁地在家里等着我背的粮食活命呢，我不回去，他们也得饿死！”说到这里，他总是摸着我的头，“那就没有你了……”

爷爷是个大个子，并且有一双大手和一双大脚，声音也很高很洪亮，说起话来，带着很强的共鸣音。这么一个强壮的男子汉，最怕的是春天，每每一过惊蛰，爷爷就开始骂虫子，说虫子咋不死在洞里，咋不被冰雪冻死，一醒来就祸害他的腿。

现在我知道，我爷爷的双腿患了静脉曲张，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个学术名字，他依着我们家乡人的叫法，把这病叫“连疮腿”。他说这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那时候村里要弄一个碾盘子，我们的大平原上根本见不到一块石头，必须到秦川北边的子午岭去用粮食换，爷爷就和我们村另外两个小伙子拉了一板车粮食，在严寒的冬天去了子午岭。

路途漫长，风餐露宿自不必说，路上必须经过一条叫作毛毛河的小河，去的时候小河的冰很厚，他们就从冰上面过去了，回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半个月，天开始暖和，冰薄了，而且，他们的车上，不再是去时拉的粮食，而是石头碾盘，重量大了许多。他们的车一上冰，冰就裂缝，这时候立即就挨着河岸，拽回来，还来得及，但是爷爷他们没有经验，高叫着：“跑过去！”三个小伙子英勇地冲向河面，河也就不到两丈宽，他们一冲，就到了河中间，但是冰已经不能承受这么大的重量，“哗啦”一声塌了，他们三个人，还有板车碾盘，全部落进水里。

我们家乡周围是没有小河的，他们哪儿经受过这样的场面呀！爷爷和另外两个小伙子掉进冰河的时候，一下子全懵了，出于本能，他们扑腾挣扎，好在水才刚刚没了膝盖，他们站直后，才不恐慌了，但是刺骨的水，一下子将他们冻得嗦嗦发抖。近处村庄的人们赶来了，大喊着让他们快上来，但他们没有一个人上去，在他们的眼里，这个叫作碾盘子的大石头，牵扯到一个村庄的期望，牵扯到各家各户的日子。他们以为这些人是想让他们上来，暖和以后再来河里捞，来回一百多里路，他们不愿意，所以就硬着往上拱石头碾盘子。渐渐地，他们不再觉得冷了，等到附近村里人拉来牛，让牛拉碾盘子的时候，他们走上河岸，腿已经麻木了，虽然他们依着附近村里人的指导，用力搓着冻腿，直到搓红，但是，病还是落下了，那两个小伙子在十年以内分别离开了人世，爷爷活了下来，却得了连疮腿。每到春天，先是觉得有虫子拱咬，接着开始溃烂，太阳最大的时候，他把双腿放到太阳地里晒，然后用滚烫的盐水擦洗伤口。

所以，在我的眼里，我爷爷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的初小是在我们村上的，高小却跑到离我村五里外的天阁村去上，一周回来两回，背馍去学校。我每每回到家里，第一个呼唤的，必然是我的爷爷。

在学校里，我听说了一种治连疮腿的土方，就是将线麻根烧成灰，用棉花籽油一调，涂抹伤口。星期天回家，我找来麻根，烧成灰，又把棉花籽油烧热，两相一调，涂到爷爷的伤腿上。

爷爷眯着眼，很幸福的样子，让我抹。抹完后，我问爷爷：“咋样？”

爷爷温和地说：“好得很。”

我知道刚刚抹上不会有效果，爷爷说这话是宽我的心。

第二天早晨五点，我起床了，背上馍要走的时候，爷爷立在院门口，提起裤腿，对我说：“你看看，好多了，淌水的地方，已经收住了。”

我低头一看，果然有效，就对爷爷说：“我周三回来，再给你抹。人家说这药能顶十天，第十天还要再抹。”

为爷爷抹腿，是我最为开心的事。爷爷常常在亲属面前赞叹：“瓜娃是我的好孙子，我没有白疼我的瓜娃。”

六年级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家自留地的玉米一人高了。天热而干，玉米叶子开始卷起来，再干旱几天，玉米叶子就会干了，一干就颗粒无收，而家里人的口粮，全部指望着自留地的玉米呢！

爷爷带着我和三个弟弟，跑到村北面的水渠边，等着上面放水。很快，全村的人都来了，一直等了两天两夜。

到了第三天晚上，全村的人都以为没有丝毫希望了，便有人回家，很快地，一个个都回家了。

我问爷爷：“咱回不？”爷爷却小声说：“等等。”

等得全村人都走光了，我也瞌睡得哈欠连连，爷爷才让我带着弟弟回家睡觉，他说他再等一会儿，兴许一会儿水就会来呢。

谁也没想到，半夜时分，渠里来了水，渠下游赵堡村的人跟着水头走，高兴地以为我们村没有人等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爷爷猫在背风的渠闸角落睡着了。水一来，那声音似乎是悄没声息的，但盼水的人睡得再死也能听见，爷爷一骨碌起来，打开水闸，把水放到通往我们村的小渠，然后飞跑着到了我家的自留地边，打开了给我家浇地的渠口，这才大声朝村庄呼喊：“来水了—来水了—”

梦中的村里人被爷爷唤醒了，飞跑着来浇地了。等到他们赶来的时候，我家的地已经浇完了，爷爷堵住水口，然后在自留地南边地势低的地方，看护着聚在地里半尺高的水。

天亮后，我和弟弟赶到地里，爷爷笑哈哈地蹲在地梁子上，指着还没渗下去的一指头高的积水，问我说：“瓜娃，你看那是啥？”

我笑着说：“爷你瞌睡了，那不明明是水嘛？”

爷爷摸摸我的头，慈祥地说：“瓜娃，那明明是白面。”

我恍然明白了爷爷的心，立即应和：“爷爷说得对，是白面！”

两天后，爷爷带着我和三个弟弟去锄玉米。

浇了水的玉米地，在大热天里很快会板结，然后裂开大口子，地里的墒很快就会被太阳从大口子里蒸发掉。所以天再热，我们也得去锄地，把湿着的地皮锄开，就不会裂口子，更不会蒸发走地里的墒。

离开农村几十年，我依然忘不了在玉米地里锄地的闷热和疲乏。我们弟兄四人，衣裳被汗溻透了，汗还不断地往外流，玉米叶子上的锯齿割着我们的脸和胳膊，割出一条条红印，汗浸上去，钻心地疼。锄了一个上午，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下午还得锄。中午在家里吃饭时，爷爷对我鼓劲儿说：“就这一个下午，咬着牙过去，咱地里的墒就保住咧。”

我看看父亲，父亲正在打着算盘，嘴里念念有词，根本不管我们的谈话。爷爷知道我的心思，疼爱地摸摸我的头，说：“你爸忙着村里的大事呢，咱不管他。”

很久以后，我才悟出了爷爷的心。爷爷就爸爸一个儿子，从小没有让他儿子干过重活，他舍不得，他宁愿自己干，也不使儿子，我跟爷爷亲，看着爷爷干，就跟着去干，弟弟们就跟着我，渐渐地，我们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劳动结构：爷爷、我、弟弟，干了家里的所有重活；奶奶和妈妈，干了家里所有的轻活；爸爸垂着手当着村里的领导，当然也当着家里的领导。下一章，我会用大篇幅，写我的爸爸。

就在这天下午，我锄玉米锄出了大事。

天太热了，玉米地里太闷了，不断地擦汗擦得我烦，汗流到眼里，我也不擦，就闭着眼往前锄，眼里的汗实在太多的时候，我才抬胳膊去擦，擦完了一弯腰，玉米叶上的毛毛锯，锯到了我的眼球。

眼球立即火辣辣地疼，我不管，因为身上到处是玉米叶子锯出的口子，到处都疼，我便把眼伤和身上的伤混为一谈了，等到锄完地，走出玉米地的时候，爷爷大叫一声：“瓜娃，你的眼咋了？！”

“没事。”我说，“叶子锯了一下。”

“肿得跟桃一样，还没事？！”爷爷大声说着，手足无措。

我也发慌了，但因为出了玉米地，身子迎住风，浑身清爽起来，我就不重视：“歇两天就好了！”

爷爷知道眼被锯的严重后果，他急慌慌带我到我们村的东井边，很快绞上来一桶清水，叫我蹲在桶跟前，他用手掬着水，一掬一掬地给我的眼里灌。

开始还有蛰疼感，五六掬水冲洗过后，就清爽起来，我眨眨眼，对爷爷说：“好了，没事了。”

爷爷这才带我们回到家。

奶奶和妈妈一见我的眼，慌成一团，我看着她们焦急的样子，特别是她们六神无主的神态，笑着说：“没事了，爷爷已经给我冲过了，过几天就好了。”

爷爷始终没有吭气，提起水桶，又去东井，绞了两桶水回来，让我们弟兄四个脱光了立在桶边，他一瓢一瓢地舀着，给我们冲洗身子。玉米叶子在身上锯出的口子，经水一冲，又疼又辣，三个弟弟大呼小叫，我却一声不吭，爷爷摸摸我的头，赞扬道：“不愧是老大，身硬胆正。”

三天后的早晨，我的眼消肿了，眼前却总有一团东西在占着，我没有在意，出了屋子就揉眼，爷爷却抓住我的手，说：“这眼不能揉，痒，说明快好了。”

话音没落，他的嘴张大了，惊恐地看着我的眼，突然把我推进屋里，关住门，对我说：“千万不要出这个屋子，你的眼雾住咧，得养半个月，不能见光。”

那一年我上六年级，12 岁，年龄虽小，却已经知道事情大小，眼睛出了事，肯定是大事中的大事。农村有许多眼睛出了事的人，因为眼睛，走不到别人前面，影响了一辈子的生活，更不用说还想奔大前程。

爷爷所说的眼雾住，表现病症是眼睛视力模糊，外人仔细看去，眼睛发黄，眼珠混浊，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其实我的眼要比这严重得多，爷爷没给我说实话，我眼睛的瞳仁里，长了一个白色的斑，乡里人称“萝卜花”。这种眼病，看上去比眼雾重多了，难看多了，有这样眼睛的人，说的媳妇，大都是少胳膊缺腿的残疾人。

奶奶和母亲也慌成了一团，她们在爷爷的指挥下，给我的屋子门和窗户都蒙上了黑布，然后让屋子保持着绝对的安静，把家里最好吃的，做出来让我吃。那一天晚饭，母亲做了疙瘩汤给我喝，弟弟们在屋子外面眼馋，小弟弟就说妈妈偏心眼，话没落音，响起一巴掌，弟弟立时“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知道这一巴掌，是爸爸打的，爷爷不会打我们兄弟。

我在黑屋子里数着日子，盼望着半个月很快过去。

第三天早晨，爷爷很重的脚步声传进屋子，随即就听见爷爷对我的奶奶和妈妈说：“天没明我到阡东的侯十三家去了，侯十三当年得了这病，治得一点点后遗症都没有，他给我说了土方子，就这，从地里掐的葱叶叶，到娃跟前再把最前面的葱尖尖掐开，把葱里的汁子滴到娃眼里，每天滴三回，半个月准好！”

我在屋里听着，心里叫着：“爷爷—”泪就出来了。

就这样，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我的眼完全好了。

母亲和奶奶不敢轻易查看治疗效果，唯恐再看到“萝卜花”，还是爷爷到了我屋里，将煤油灯点着，不让我看煤油灯，让我看着别处，他看着我的眼，看着看着，突然哭了，哭得呜呜的。

我慌了：“爷爷，咋了，还没好？！”

爷爷的哭泣把声音弄混了，但是我还是清楚地听到了：“好了，瓜娃，你的眼好了，完全好了，一点点渣渣都没留！”

我大喜若狂，从土炕上立起来：“爷，我要出去！”

爷爷拉住了我的手，还哭着，说：“慢慢地，慢慢地噢，咱都憋了十几天了，哪在乎这一会儿呀。”

奶奶和妈妈立即呼叫着冲进屋子，抱住我又摇又晃的。在爷爷的指挥下，她们先是拉开了窗户的黑布，过了一个小时，又拉开门上的黑布，再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开了窗户，让我适应了一会儿后，才让我出了屋。

父亲背着手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见我出来，重重地干咳了一声，提示他的存在。

“好了。”他似乎是在问，又似乎在自言自语。

我说：“好了。”

他走到我跟前，弯下腰仔细看了看我的眼，感慨道：“偏方治大病，看来真是的。”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家里虽然穷，但是由于有满当当的温情包围着，所以我成长得很幸福。我写作的爱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在我初中和高中时期，我的作文一直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每当老师把作文在全年级朗诵的时候，我都很自豪，回去都会告诉我爷爷，爷爷不管多忙多累，听到这消息，都要让我把我的作文再背一遍给他听，每每听完，爷爷脸上都颤抖着笑容，有几回还流泪了，我知道，真正理解我作文的，是我的爷爷。

也正因为我的文章好，高中刚毕业，公社让我们每一个返乡高中生写一篇感想性文章寄到公社，这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事，便用了个把小时写好，交给送报纸的邮递员带到公社。没想到我的感想很快在公社的蜡板简报上登了出来，爸爸看到简报以后拿回了家，他肯定很高兴，但他的脸依然板着，说：“你写的，公社刻成报了。”

正在起粪的爷爷听见了，摔着手跑来，说：“我看看我看看。”

我递给爷爷，他把手在身上擦了又擦，这才接过简报，问我：“哪一块是你的？”

我指给他以后，他用手摸着那一块文章，眼闭住了，喃喃道：“我瓜娃上报纸了！我知道我瓜娃就不可能是卧在农村的鸡，我瓜娃是飞到天上的凤凰！”

第三天下午，公社副书记程文治和公社秘书骑着自行车到了我们村，打听我在哪里。我爷爷正在家门口搓绳子，一听就笑着说我是他孙子，问公社程书记寻我弄啥，程书记不给他说，只说是好事。他就带着程书记到了村边的地头。

我正在地里和社员们犁地，父亲也在犁地的行列中。由于我从小跟着爷爷做农活，所以我犁地也是一把好手。突然听到爷爷喊我，我高声应了，犁着地，一步一步到了地头，问爷爷有啥事。

爷爷笑吟吟地看着程书记，程书记看着我：“你就是郑彦英？”

我笑笑：“我是郑彦英。”

程书记：“文章写得不赖。”

我咧开嘴，不好回答。

爷爷却在一旁说：“我不是吹我孙子呢，在我们村，没有哪一个人能写过我孙子！”

书记看看爷爷，笑了：“你说得浅了，你孙子的文章，在咱县里，也是数得着的。”

爷爷激动地扫视了一眼在地头看着程书记和跟我说话的社员，眼里满是自豪。

程书记问我：“到公社里当半脱产干部，你愿意不？”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个农村娃，能到公社当半脱产干部，几乎难于登天。我立即说：“当然了，那还用问。”

“是是！”我爷爷在一旁应和，“当然了当然了，去去！”

父亲这才说话了，脸上有光也有笑：“感谢程书记。”

程书记对父亲笑笑：“你们村出了这个人才，你这个支书也有功。”

父亲这才小声说：“他是我儿子。”

程书记恍然大悟，指着父亲：“有这么个好儿子也没听你吹过，好好，算是给村近代史也说了。”

父亲这下笑得很灿烂：“算是说了。”

程书记朝我一招手：“走。”

我一愣：“现在？”

“现在。”书记说，“坐我的自行车去，明天有个大会，你得到会上，会后写个会议简报。”

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扶着我的犁，牛在一边歇着，一口一口地反刍。我说：“那我把犁弄回去。”

爷爷在一边喝道：“瓜娃，管啥犁呢？有你爷我呢！”

于是，我跟着程书记到了公社，当上了半脱产干部。

到了周日，我骑着供我采访用的公社的自行车到我们村采访，当然先回家。到了家门口，我刚一下自行车，走了一步，就听见爷爷在院里叫：“瓜娃回来了！”几步赶到院门口，迎住了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叫了一声：“爷—”

他应了一声：“哎—”眼泪立时就出来了。

平静下来后，爷爷让我讲讲在公社的感受，我便讲了我第一天在公社吃早饭的事。

我说：“馍是白面大蒸馍，汤是玉米糁糁，菜是咸菜和辣椒酱。”

爷爷特别爱吃辣椒酱，直着眼看着我：“有辣椒酱？”

“当然，就在桌子上摆着，我一看，随便吃，干部们都往蒸馍里夹，不管多少。”

爷爷惊讶地：“不管多少？”

我说：“当然不管多少。我就掰开大蒸馍，往里面挖了一勺，四周看看，没有人注意我，就又挖了满满一勺，铺开在蒸馍里。”

爷爷感叹：“唉哟，两勺子！”

奶奶和妈妈也在一旁感叹：“这下美噜。”

“对，两勺子。”我说，“咬一口，辣！太辣！但是我不敢表现出来，害怕干部们说我贪婪，就忍着，继续咬。”

奶奶唏嘘着：“这下辣麻了？”

“是的。”我说，“是辣麻了，嘴里基本上没有知觉了，但是浑身美得没法说，心里就想，我将来有钱了，让我们一家人都吃大蒸馍夹辣椒酱。”

听到这里，爷爷闭住了眼，动情地说：“我瓜娃都辣成这了，还想着他的亲人呢！”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早晨，我正准备起床，我本家堂哥跑到公社院子里，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连衣裳都没来得及穿，就跑了出去，这才知道，我奶奶不行了。

我和堂二哥慌忙往家里赶，一进家门，就见院子里满是人，我一头扎进爷爷奶奶住着的屋子，就见爷爷坐在奶奶炕头，大声说：“你听听，瓜娃回来了。”

我大叫一声：“奶奶—”扑到了奶奶白发苍苍的头边，奶奶的头朝着我转过来，嘴唇动了动，没有说一句话，却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爷爷一下子揽住我的头，泣声说：“你奶奶一直等着你，你一回来，她就放心了，走了……”

这一年深秋，空军部队来征兵，那年月年轻人对部队的向往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我悄悄地报了名，等到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我才去告诉程书记。

程书记把通知书看看，抬头看了看我，又把通知书看看，又抬头看看我，看得我心里毛毛的。

程书记转过身，喝了一口水，转过身来的时候，木着一张脸，将通知书递给我，一声没吭。

我说：“请书记指示。”

他把头一低，右手往前一伸，五根指头往外弹了两下，那是不耐烦，那是急不可耐地让你走的意思。

我便悄声退了出来。

到部队后，我接到父亲来信，父亲说程书记见到他，对我入伍非常遗憾，说他和公社几个领导非常看好我，本来准备着明年一到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推荐我去，没想到我走了。他还告诉父亲，娃有才，却不知世事，到部队干得好，才能提干，稍有闪失，提不了干，三年后就回到村里当农民，连个公社半脱产的位子都没有了。父亲在信的后面提到我爷爷听了这番话的态度，爷爷说：“我瓜娃去当兵，是多光彩的事情！我瓜娃提不了干，谁能提干？！”

这封信我看了几遍，我为程书记对我的赏识而感动，更为爷爷对我的坚定支持和信任而感动。

部队修理厂有我的同县战友，星期天我去他那儿玩的时候，看到他用废弃的有机玻璃在搓一个钥匙挂坠儿，还有一块废料是一个细细的长条。战友说那一条啥用处都没有，我却对这一条感了兴趣，我想起了我爷爷，他根本没听说过有机玻璃，我如果用这个长条给他搓个什么东西，他一定稀罕得不得了。

经过反复端详，我决定用这个长条有机玻璃，给我爷爷搓一双筷子。

想好了就动手，一个多礼拜后，经过锯、搓、打磨等手工工序，一双有机玻璃筷子，出现在邮局的柜台上。我要寄给我的爷爷。

邮局业务员对这一双筷子特别喜欢，反复看过后，才装起来寄走。看到他的表情，我知道我爷爷一定喜欢得合不住嘴。

不久我便接到父亲来信，说我爷爷把这双筷子拿到街上，让一村的人都看了，在一村人的赞叹中，我爷爷把筷子袖在衣服袖子里，拿回家，放在一个玻璃匣子里，谁来了都能看，却不能取出来拿在手里。

我回了一封信，让爷爷用那双筷子吃饭，不要光摆设在那里，用坏了，我再搓一个。

父亲来信，说爷爷舍不得用，叫我好好工作，一定要进步，最好能提干。他说他每回写信的时候，我爷爷都坐在他旁边，叫他不要逼我，只要鼓励我上进就行，还说只要我上进，提不了干才见鬼呢！

想到爷爷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我能想象到他坐在父亲身边的样子。

三年后，我被提拔为排长，当了干部。

接到任职命令以后，我连夜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报了喜，并说我下个月要到宝鸡出差，顺便回家探亲。

我的部队在湖南驻防，湖南人对辣椒的热爱不亚于陕西人，人称怕不辣！所以我出发前，为我爷爷买了湖南的辣椒酱，我想象着我到了家里，让母亲蒸出一大锅白蒸馍，然后我趁热掰开，加上湖南辣椒酱，递给爷爷吃，爷爷一定辣得张开嘴大口吸气。

我还得让爷爷用有机玻璃筷子夹菜吃，有机玻璃是高分子化合物，光滑透明耐盐碱，这样高贵的东西，就该是我爷爷用的！

我是一大早赶到家里的，村庄的街道上被薄薄的雾锁着，街上没有人，我知道大家还在梦中，我就拍我家的院门。

肯定是我爷爷来开门。我想。

然而，开门的是我父亲。我叫了一声“爸”。父亲没应，只是微笑着从我手里接过行李，转身就往屋子走。

我站在院子里，高声叫：“爷—”

空落落的院子里却没有人应。

我以为爷爷出门到田野里去了，我刚要出门去找，母亲从屋里出来了，两眼是泪，对我说：“瓜娃，别叫了……”

我一下子懵了，两条腿开始颤抖：“难道……难道……”

妈妈擦擦泪，把我叫到我爷爷住的屋子，屋子里还保持着原来的布置，只是柜子靠墙的正中间，放着玻璃匣子，匣子里是那一双有机玻璃筷子。

妈妈说：“你爷病重的时候，你爸爸知道他最疼你，想让你回来，你爷爷坚决不让，说你在部队正是上进的时候，千万不敢耽误了你的前程，我们就依了你爷爷的话……”

“临走那天，你爷爷一直不闭眼，亲人们围在他身边，说着宽慰的话，他的眼就是睁着不闭。还是你爸知道你爷爷，把你做的有机玻璃筷子拿到他眼前，对他说：‘依着你的意，没让瓜娃回来，这是瓜娃给你做的，就是瓜娃来送你了。’这话一说，你爷爷的眼里，立时有了亮色，这才慢慢地闭住了眼，所有亲属都看着，最后落在你爷爷眼里的，是这双有机玻璃筷子。”

我已经泣不成声，我拿起玻璃匣子：“我要去看爷爷，我给他送去。”

我爸爸一直立在门外，这时候应了声：“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拿了一把铁锨，还把装着有机玻璃筷子的玻璃匣子抱在怀里。父亲提着一桶水。父子俩一声不吭，往坟地上走去。

爷爷和奶奶的合葬墓上，长着蓬勃的迎春花，花的枝蔓从坟头上铺下来，遮住了整个坟头。我远远地看见，泪水就下来了，我情不自禁地哭叫着：“爷爷，你孙子回来了……爷爷，你的瓜娃回来了……爷爷，你的瓜娃想你……”

到了坟前，我扑在坟前迎春花的枝蔓上，长跪不起。

父亲在我的哭诉中，给迎春花浇了水，又一声不吭地，给他的父母磕了头，随后又拿起铁锨，在坟前挖了个深坑，这才对我说：“给你爷爷吧。”

我把装着有机玻璃筷子的玻璃匣子平放在坑里，看着父亲一锨一锨地填好了土，我一脚一脚踩实了，平静了一下心情，才对着坟头作了个揖，说：“爷爷，有机玻璃筷子给你送来了，你和我奶奶在那边好好的吧，你孙子会给你争气的。”

回到部队后，爷爷多次走进我的梦境，有一回竟是我的童年，爷爷给我喂饭吃，用的筷子，却是有机玻璃筷子。

后来我转业到了郑州，再后来我到三门峡任职，离家近了，就经常去看爷爷和奶奶。有一回家乡下了暴雨，第二天又是礼拜天，我就赶回家去，我担心爷爷奶奶的墓地被水冲塌。

我过了村口没有进家，直奔墓地，却见墓地上有一块新土，看来确实被冲塌了，父亲或者弟弟，来给爷爷奶奶填补上了。家乡人把这种填补叫暖，用家乡话说，我弟弟或者我父亲，给我爷爷奶奶暖过坟了。

从坟地回家的路上，我想着这个暖字，心里感叹：“好！”

我匆匆回家，回到这个已经没有爷爷和奶奶的家。父亲正在洗脸，见我进门，脸没来得及擦，就说：“那个有机玻璃筷子真是神物，埋了这么多年，还好得跟埋下去时一模一样。”

弟弟拦住父亲的话：“也就怪了，还是那亮，还是那好看。”

母亲在一旁擦着爷爷的遗像，这时候插话说：“我一直想着这事，我觉着，他爷爷最爱瓜娃了，他把这筷子当成瓜娃了，谁也甭想碰！”

一句话把我的泪又说下来，我擦了擦泪，想着那双有机玻璃筷子，光滑黄亮修长，比普通筷子长那么一点点，问：“又埋下去了？”

弟弟回答：“那还用问？”

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到爷爷奶奶的坟前，带了一包土，在省城开会的时候，我交给省科学院一个朋友，让他找专家化验一下土壤成分，看看这样的土壤，能不能侵蚀有机玻璃筷子。三天后，结果出来了，这土壤不但会侵蚀有机玻璃筷子，甚至在20年内，会将筷子分解成土壤的一部分。

我很震惊，20年，我从埋下到现在，远远超过20年了！

我油然想到了母亲的分析。

看来，连接在爷孙之间的爱，把环境感染了，把时间锁住了，当然，也就不会被分解了。

本文选自《自说自画丛书》之《瓜娃的节气》 郑彦英/著

作家简介

郑彦英，陕西省礼泉县人，武汉大学文学学士，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学会副会长，文化部所属中国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历任灵宝市副市长，三门峡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河南省文学院院长，河南省文联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从呼吸到呻吟》等十部，电视剧《石瀑布》《彭雪枫将军》等五部，电影《秦川情》等三部，散文集《风行水上》获鲁迅文学奖。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