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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的前半生以文学著名，后半生以文物研究为业，两种“从文”，人生的三个阶段，作家、教授、学者，都与北京城的文化空气息息相关。北京城就是沈从文学识的培养皿，就是沈从文天赋的探照灯。

与当时的万千“北漂”青年一样，毫无收入的沈从文，靠着亲戚、朋友、同乡的涓滴资助，从招待同乡的杨梅竹斜街上的酉西会馆，搬到北大沙滩一带的银闸胡同，在几个大学的周边辗转，听课，写作，投稿……直到他得到郁达夫、林宰平、徐志摩等人的帮助，正式登上文坛，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

后来，这位年轻人去了上海。1933年，他带着新订婚的女友，又回到了北京。

1933年8月，沈从文租下西城府右街达子营二十八号，9月，在中央公园结婚。一直到1937年离开，沈从文在此期间写下了《边城》《湘行散记》。

1946年，沈从文随西南联大复员，从昆明回到北平，并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沈从文一家住在北京大学的教授宿舍中老胡同32号院。

“寻访沈从文故居之旅”，就从景山公园——中老胡同一带开始。

本次寻访活动由学者杨早和作家龙冬、王道联合带队，“青睐寻访团”和“阅读邻居”的团友们于10月27日下午1时，在景山公园东门集合完毕。鉴于达子营现已不便参观，以及香山路途遥远，就不纳入这次的寻访路线了，剩下的7个点，最优化的路线设计是：沙滩后街——中老胡同——银闸胡同——东堂子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崇文门——杨梅竹斜街。

希望与绝望：从北大到北大

从景山公园东门出发，沿着景山东街向南走，第一个胡同口，就是沙滩后街。我们跟着杨早停在了一个老宅子前，听杨老师介绍说，这个地方最开始叫四公主府，1898年戊戌维新时创办了京师大学堂。1912年清帝退位，大学堂的存留成了问题，当时的大学堂监督严复经过各种努力，保住了大学堂。大学堂1912年5月更名为北京大学，一直延续到今天。

杨早将其称为“全世界最独特的一个大学遗址”。全世界？这口气够大的！团员们等着杨老师往下说，“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大学是建筑在皇宫旁边的。这所大学也没有围墙。但它处于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没有后花园，旁边景山公园就是它的后花园，没有博物馆，故宫可以做它的博物馆。如果再往远处想，北京图书馆到琉璃厂，都是这所大学的图书馆。”

沈从文1923年来北京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北京大学的理科楼。有的团友想尝试进去看看，但现在已经是民居，不方便进去打扰。于是我们继续行走，一边想象着：一百年前，和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北大学子，也许就曾与北漂求学的沈从文擦肩而过。

京师大学堂旧址对面是西老胡同，顺着西老胡同向南走，向东一拐就是中老胡同，这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目的地——中老胡同。1946年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后，中老胡同32号院是很多北大文科教授合住的大院，如朱光潜、冯至、沈从文，等等。

这个院子现已无存，我们就站在胡同里，听杨早讲解：“请大家想象一下，这里当时是个非常大的院子，大概住了20多家人，全都是北大的教授。从中老胡同一直走到底，快走到东老胡同的院墙，最东北角上是沈从文一家。沈从文在这里从1946年住到1951年，黄永玉也来住过一个多月。1952年，沈从文离开了北大，到交道口那边去租了个小房子住。”

说到中老胡同的方位，有一处变化值得关注。杨早表示，根据沈龙朱先生画的“中老胡同32号院平面图”，中老胡同应该跟东老胡同是平行的，但现在东老胡同已经没有了，胡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年院里的教授交往频繁，他们深厚的友谊甚至延续到了子女一辈。王道说，沈从文的两个儿子龙朱和虎雏都曾表示：中老胡同，也许是沈从文居住在北京较为适宜的一处居所，他在这里深思过将来的创作计划，有很强的文学雄心，他甚至与虎雏谈到过做不做“中国的托尔斯泰”。

中老胡同对于沈从文本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后代都影响至深。王道还补充说，有一本书就叫《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是后代的成长回忆，读起来非常温馨。

向东走出中老胡同，眼前赫然便是“北大红楼”，从前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现在是新文化纪念馆。所以我们走的这条路，也就是当年那些住在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从宿舍去教室时走的路线。

与北大红楼隔着一条五四大街，就是银闸胡同。一到这里，我们又进入了沈从文1920年代的“北漂”时光。

在1920年代，银闸胡同这一带，完全是靠市场养育起来的“大学城”。杨早指着前方一个门面低矮的小旅馆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像京丰旅馆那样的小房子，当时的学生公寓应该就是这样的。”当年学生公寓的具体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杨早老师给我们读了一段回忆录，来自1920年代一位叫朱海涛的北大学生：

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中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时有口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东西南北一间间的隔得自成单位，里面一副铺板，一张窄窄的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运气好也许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了黄或者竟是发黝黑的白纸，衬着那单薄、残废、褪色的木器，在十六支灯光下倒也十分调和。

那住公寓要多少钱呢？杨早解释，房钱好一点的，大概一个月四五块钱，不好一点的，一两块钱就可以了。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吃饭除了周围附近的便宜小饭馆之外，还有最便宜的，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一顿。因此比起上海来说，北京确实是穷学生和穷文人的天堂。北京（北平）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化城？和它相对低廉的物价有密切关系。

沈从文刚到北京的第二个住处就在银闸胡同里，杨早讲道，“沈从文到北京本来是想来投奔他大姐和姐夫，但他来了才发现，清华毕业的姐夫，在北京也混不下去，马上就要回乡了。姐姐、姐夫给他留了一床被子，三十块钱，就走了。另外由于湘西局势的变化，老领导陈渠珍承诺的经费也断了。沈从文刚来北京时，充满了希望，但是第一考大学没考上，第二经济来源都断绝了，被逼无奈之下，才走上卖文之路。”

1924年已经陷入经济黑洞的沈从文，是怎么活下去的？王道告诉我们，银闸胡同之所以能够成为北漂文人的聚集地，主要力量还来自于朋友间的守望相助。在苦闷孤立无援之际，1925年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自白散文《遥夜》，引起了书法家林宰平的注意。沈从文之所以能到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去工作，就是因为林宰平托梁启超向熊希龄推荐的结果。林宰平是沈从文在银闸胡同这里遇到的第一个贵人。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贵人，就是文坛上赫赫有名的郁达夫。郁达夫先生当年请沈从文吃了一顿饭，走的时候，把口袋的零钱全部塞给他，又把自己的围巾也给他戴上，还写信说，“你来偷我的书，我会吃点安眠药，睡得熟一点，不会把我惊醒的。”其实郁达夫当时也没有多么富裕，但是他愿意向沈从文这样一个陌生的、没有亲缘关系的朋友，伸出援手，倾其所有，这也是那时的文人能够撑下去的原因之一。

工作间离卧室有一公里

我们下一站是东堂子胡同。沈从文1951年后，放弃写作，转行做文物研究。东堂子胡同是历史博物馆分给沈从文的宿舍。

路线很清晰，走出银闸胡同，向南转向北河沿大街，走到底，向东再沿着东安门大街一直走，走完金鱼胡同后再在十字口向南拐到东单北大街，到第一个路口，斜对面就是东堂子胡同，整个路线像两个接在一起的大写字母“L”，所以我们一路也没有人掉队。

历史博物馆的宿舍在胡同口的位置，但现在已经被拆掉了。据杨早说，沈从文1950年代住在这里，但是“文革”开始了，沈从文被下放到咸宁干校一段时间，回来后，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只剩下了半间，屋里除满壁堆放的资料外，大概只能放一张小桌子可以写点东西，有的时候桌子都得搬到院子去写，比当年的“窄而霉斋”还要小。

有团友问：“住和吃饭怎么办？”杨早回答说：“待会儿我们会走到小羊宜宾胡同。小羊宜宾胡同有《人民文学》给张兆和先生分的宿舍，也不大，大概有小两间。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工作，资料都堆在这边。白天他吃过早饭，挎个篮子，带着午饭和晚饭，到这边工作一天，到了晚上，再回到小羊宜宾胡同睡觉。冬天还好说，但夏天的饭，放到中午基本都馊了。所以沈先生在吃午饭之前，他会预先吃两片消炎片。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沈从文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团友们一时间感叹唏嘘不已，这时王道老师又为我们提供了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工作和生活的光阴片段。沈从文的大舅子张宗和与沈从文关系要好，张宗和的女儿张以端1969年深秋曾去看望沈从文，她记录的东堂子胡同宿舍是一间狭小昏暗的屋子，“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坑，差点跌了我一跤。看到三姑爹时，我吓了一跳，三姑爹正躺在床上，他走了过来。三姑爹拉着我的手说，书都没了，不少是作者好友送的书。六分钱一斤都卖掉了……”

不过这段时间沈从文也教出了一些高徒，比如闫玉敏。闫玉敏曾经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和敦煌洞窟的修复，现在已经87岁了，她最近正在为沈从文塑像。1966年，安徽当涂县纪念馆里的李白雕像被扔进了长江。1971年，郭沫若下令重新为李白塑像，为了完成这个艺术项目，闫玉敏从安徽到了北京，跟着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学了一年雕塑。

王道绘声绘色地讲下去，“沈从文看了一些她做的李白塑像草稿。胡子就是咱们寻常男人的胡子。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唐代人的，李白的胡子不是这样的，李白的胡子应该是翘翘的，唐朝人的胡子是翘翘的。闫玉敏那时候很年轻，二十来岁刚毕业，她对沈从文说，上海流氓阿飞的胡子才会翘翘的，大诗人李白的胡子不可能那样，她不相信沈从文说的。”

“后来有一天从陕西运了一批文物过来，出自哪里？章怀太子墓。我们都知道章怀太子墓的壁画。沈从文就喊上闫玉敏去国家历史博物馆，说你不要带任何东西，我带你去看看唐代人到底什么样子。一看，那些文官的胡子都是翘翘的。现在安徽马鞍山当涂县李太白纪念馆里面，有几座太白的像，就是闫玉敏根据沈从文指导她一年做出的塑像。”

我们在东堂子胡同里，边说边走，想象着沈先生也曾无数次地走过这条路，挎着的竹篮里也许有饭，也许没有。杨早又说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生活小片段：“咱们走的这条路是沈先生当时每天都要往返的一条路。有一天有个年轻人骑车骑得飞快，差点把沈先生撞倒，这事发生以后，年轻人下来还把沈先生骂了一顿，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待着，出来瞎晃什么。”

出了东堂子胡同，马路对面是赵堂子胡同，走到头，右转，走过北总布胡同，经过“赵家楼”遗址，还有1930年代林徽因“太太的客厅”的位置，就来到了小羊宜宾胡同。

这里是“活地图”龙冬老师的舞台。龙冬小时候就住在这一片，是号称周边“哪一棵树没爬过”的孩子王。当年的《人民文学》宿舍，现在是社科院的宿舍楼。我们凭借着龙冬的少年印象，捕捉到了一点历史痕迹——一棵靠墙根的树激活了龙冬的记忆，他说《人民文学》分给张兆和的房子应该就在这棵树底下。

我们从东堂子胡同走过来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些“青睐”会员感叹道，“从东堂子胡同那边到这儿也不近啊！”杨早说：“沈从文每天只能走路往返，所以他走过来差不多得40分钟起码，小一个小时。”

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在建国门站，坐地铁2号线到崇文门下车。一出地铁口，就能看到崇文门西大街3号那栋楼。这栋楼是沈从文逝世前住的倒数第二个地方，地址原本叫“前门东大街3号”，沈先生信封上就是这样写的。

沈先生为什么能住在社科院的楼？杨早讲道：“沈从文‘文革’开始以后，就一直要求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因为那是周恩来交办的一个任务。其实他住哪里都无所谓，他就一直要求有一间工作室，但是历史博物馆一直不解决，而且还认为沈从文他的东西没有价值。后来惊动了胡乔木，沈从文才被调到社科院。到社科院一开始没有这房子，是在饭店给他开了一个长期房间当工作室，派两个助手，跟他一块整理材料。直到1980年，把他分到这边，才算是把住的地方跟工作地方合起来了，把资料也搬了回来。所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后能够出版，其实跟他的住房改善关系极大。不然的话，真的够呛。”龙冬表示同意：“到这儿就结束了他那种居无定所的情况。”

龙冬是沈先生的小邻居，他住在第11层，沈先生住在第5层，他指着窗户带我们数楼层，“你看，1-2-3-4-5，好，5层横过来，他就在那边拐角里面。”

龙冬接着说，“他原来阳台是不包封的，窗子有个小挂钩，风一吹就呼噜呼噜轻轻动，后来风太大窗户就封上了。”说着龙冬比划了大概有一巴掌宽的距离。“这个房子太小了，小三居。家里那么多人。后来到了八几年，中央照顾他，不能再住这么小的一个房子，就给他换了一个。看到了吧？第一栋高高的，当时叫部长楼，给的好像是6楼，最后他就在那里去世的。”龙冬指的方向，街对面，远远的有一排楼。

龙冬19岁时在杂志上读到了沈先生的《从文自传》，一见倾心，便请父亲带他去拜访沈先生，从此沈先生就成了龙冬重要的精神支柱。龙冬说：“我经常向他讨教，后来他搬到那边楼，我临时还给他当过收发员，因为有很多信件还寄到这儿，我也就借此机会，哪怕只有一封信，我也赶紧跑到他那儿去，就可以又见他一面。平时很怕打搅他，当时沈先生已经中风了。”

提到这一阶段香港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史》，龙冬谈兴很旺：“那时我见过他，抱着这个书很高兴”，“有一天我看到5层楼电梯门一打开，全是外国人，架设着各种灯光和设备，地上铺满了电线。外国人来采访他。”

据龙冬说，当时拍《边城》的导演和女演员也到过沈先生家。他们把电影剧本打印出来，贴在墙上给沈先生看。沈先生认为《边城》不适合改编拍成电影，他说“等我死了以后再拍吧”。

杨早说，沈先生在这里住的七年，1980年到1986年，是他后期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时光。“那时大概他渐渐又开始浮出来了，1982年，刚刚复社的花城出版社用来‘打头炮’的两套文集就是《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这在当时是非常有胆量的，因为那时候这两位作家都没有定论。”

随后，龙冬带我们进了院里，边走边感叹着：“院里都没变，他们家信箱也没变。传达室也没变，什么都没变，全是原来的样子。就加了一个残疾人的坡道。电梯有两部，中间一部电梯，旁边一部小电梯。”大家听完都感到满心慰藉，寻访追怀路上，最让人安心的大概就是“没变”二字吧。

坐上地铁2号线，我们到和平门站下车，向杨梅竹斜街走去。杨梅竹斜街上的酉西会馆是沈从文初到北京的寄居之地。这也是徐志摩请沈从文吃饭的起点，沈从文对此也有记录。他说徐志摩“为人平易家常，不仅不是什么公子哥儿，且无丝毫当时的洋学生习气。记得两次邀我到福履坊吃饭，都是由后门进去，在灶披间从车夫厨娘一道坐下来吃饭的。他一面说笑，一面称赞雪里蕻烧豆腐比前不久招待泰戈尔那次的锅塌豆腐还透味好吃。志摩就是这样一个人”。

到这里，我们的“寻访沈从文故居之路”就走完了，以沈从文来北京时可知的起点，作了我们此次寻访的终点，也是一种奇妙的巧合。

杨老师最后的总结：沈从文在北京的住处，基本上都在市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去理解一个人的居所，不光是对沈从文个人文学成就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可以根据他的经历，把当时北京的生活区商业区、中心地区串联起来，这可能对我们认识北京，认识民国北京城，会有很大的帮助。

北京记录了这位“学生”的大半生时光。被古玩文物环绕的酉西会馆，窄而霉却热情澎湃的银闸胡同公寓，春风得意的中老胡同，步履蹒跚的东堂子胡同，风铃声声的崇文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