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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东还》:探寻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

来源:澎湃新闻 | 龚静染  2019年11月01日14:48

这是一本关于抗战后方人物的书,共十五篇,勾连到数十位近现代人物,集碎片为镜面,照出的是一时之俊彦。

我从2005年开始涉猎地方历史题材的写作,书中的人物最初是散落在我的一些考察笔记和阅读日记中,他们中仅有少数人单独成篇。显然这不足以成为一本书,而且当时我也没有延展这个选题的想法。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去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该做点什么了,于是决定在今人与故人之间摆上一杯茶,好好讲一讲那些快被遗忘的故事。

《西迁东还: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书影,出版社:天喜文化

作者:龚静染

一动笔,才发现刹不住车,一个一个地写,写完一个感到意犹未尽,又接着写下一个,后来我发现他们并非仅仅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群体,有相似的时代命运和人生际遇。比如写马一浮就会写到熊十力和贺昌群,写贺昌群就会自然写到叶圣陶,写叶圣陶就会写到朱东润,而这又牵扯到陈西滢,当然就有了凌叔华、竺可桢等人的出场。书中的人物渐渐汇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的轮廓已经出现了,就像看戏,剧情跌宕,人物粉墨登场。最关键的是,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了一起,那就是西迁东还这段历史。

《西迁东还》这本书讲的是抗战时期的一段流寓史。抗战军兴,半个中国沦陷,四川成了最大的后方,大量百姓逃往巴蜀,而八年的流亡生活是抗战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乐山是岷江边的水码头,有交通之利,又有丘陵山地的屏障,成了一座非常重要的避难移民城市。当时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迁到了乐山和峨眉山,盐务总局、永利和黄海社迁到了五通桥,复性书院在乐山开办,而此间嘉阳煤矿、岷江电厂、川康毛纺厂、亚西机械厂等应运而生,学校、社团、工矿企业纷纷搬迁到了这里,原本偏僻的小城突然热闹起来,涌动着一幅焦灼而纷乱的景象。

四川乐山五通桥

我从小就生长在小城五通桥,按说离这段历史是很近的,但实际我在很多年中都非常陌生,这样的历史缺失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就真实地发生了。当年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不少一流人物汇聚的地方,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熊十力等都在此生活工作过,而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过几百米。为了追寻这段历史,2011年我到北京去拜访漫画家方成先生,记得当时我带了一罐五通桥的豆腐乳去看望他,他见后大呼“太好了,那时我就常吃”,欣喜之情让人难忘。对故物的熟悉源于他在黄海的四年生活,那座小城留下了他太多的记忆,甚至还留下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他曾经用画笔勾勒过那里的山川和草木,而这些都与抗战后方那段流寓史相关联,也与西迁东还相关联。

我已经有了走进这段历史的可能,仿佛一抬脚就能走进那个伸手可触的历史现场。但是,就这样的一点距离,我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历史总是迷雾重重,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迷失的讲述者,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面临的困境,在历史叙事中如履薄冰。这也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易下笔的原因,历史巍然如山,身在山中,我不过是踽踽独行的探路者。

历史是什么?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把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将它置于素描的透视关系下,使之纤毫毕现,但这只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钱穆先生说历史就是世道人心,一语道破,更让我信服。历史就是人生,众人之人,众生之生。历史是活的,不是死的,当下是历史的此,历史是当下的彼。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应该被刻意压低或抬高,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平视的历史。

乐山被炸后,叶圣陶为《中学生》杂志写的文章

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历史呢?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我的写作开始一般不是直接动笔,而是在前面还要做大量的功课,查阅、考察和走访必不可少,从而建立起一种客观的认识。除了大量阅读各种公开或者内部发行的文献资料外,档案是我最为重视的史料资源,可以说这本书如果离开了档案资料,就如同失去了丰富的毛细血管,会成为一具空洞、冰冷的躯体。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去了很多地方,跑了很多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见到了很多一手的、珍贵的史料,这对写作的帮助是非常之大。如《峨眉客:故宫文物南迁北线遗事》这篇中,讲到桥盐济陕运送故宫文物这段史实就是新的发现,之前还没有在任何正式的记录中出现过。把五通桥的盐卖到汉中,放空的车辆运送故宫文物到成都,其中的故事还原了历史的细节,要不是我在档案中发现,也许它们还一直被厚厚的灰尘遮盖着。又如《黄汲清:寻找黑卤》一文,就是通过几十封信件拼接出的故事,几个人之间的通信,来来回回,有艰难的创业,有真诚的援助,也有利益的争夺,人性在信函中显露无遗。我用白描的叙述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就是想原汁原味地再现这段历史。当然,如果没有那些档案资料的寻觅与浮现,这些故事都将崩散如沙,消失得无影无踪。

《西迁东还》是一本以人物为主的书,但人物难写,臧否人物需要立场和角度,也涉及写作的伦理,而缺乏独立思考的评判容易失之肤浅。同时,人物也是多面的,单色描绘难免苍白,要写出人性的复杂绝非易事。这方面我有两点心得:一是在材料上需要有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挖掘得越深越好;二是写作中应怀有“小人物之心”,小人物才代表众生之相,才能体现真实的人世。前者是文本价值,后者是写作态度。就后者而言,文字的悲悯和谦卑,似乎更合我意。

马一浮及其创办的复性书院师生合影

尽管这是一本人物历史随笔集,但文学的丰富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并不相矛盾,相反是一种互补。这在国外一些优秀的历史著作中已可以看到卓有成效的实践,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等。当然,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写实和求真的基础上。客观的叙述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历史与文学的走绳中把握平衡,我想这些都应该归于叙事学的技巧,并不需要我在此饶舌。

但我还是愿意将这本书归入非虚构写作中,因为我深恶文辞的煽情和对历史的涂脂抹粉。这些年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我想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其实也是对虚假表述的唾弃,更是一个巨大的阅读需求和观念的转变。当然,这是一个新的文学可能性,也是寻找可以平视的历史的起点,但愿我在书中也有这样的努力,并能够被人看到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