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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民文学》文字的重量

来源:文艺报 | 葛水平  2019年10月23日16:37

很多年前,我以一个阅读者的高度走近《人民文学》,我甚至收藏了它六七十年代的一部分杂志。这些杂志的收藏缘于我所居住的城市有一个古旧交易市场。每周日的上午10点,阳光晃眼,或者是秋天,那一沓书平静地横列在静物之中,就那样,对准了眼,对准了不堪一击的岁月。

卖书人说:很重。

文字是有重量的。我一直认为。

很长一段时间,翻阅一沓旧杂志,仿佛过期的温暖再现。在重重叠叠的阅读中,那些老作家不时闪现,他们的文字记录了时间中的人事和物事,伴随着拥挤的陌生的光阴远去,他们忠实的叙事为历史作证,而且可以作为预言家和思想者,影响社会舆情。

一本杂志告诉了我知识分子的重量。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但是,不同的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要求。或者一本书,或者一份杂志,不能果腹也不能蔽体,对于偏远小城的我来说收藏这些杂志简直近于奢侈,但它吊足了我的胃口。

一生中的不同阶段,生活都会送来各种各样的讯息,有些缘分蹲踞在某一个时间段,我开始写作。那是2004年,我和胡学文在北京,穿越长安街,去某小区看望《人民文学》杂志社宁小龄老师。2004年是我从小说走向生活的开始,同时又让我在生活中更加接近了小说的开始。那一刻的黄昏至今难忘,那个时候,对于时间,对于围绕自己的大千世界究竟是怀着一种怎样的认知呢。对于文学我还持着漠然的态度,北京太大了,当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被挤压的时候,脑海里就会不经意地掠过那一沓旧杂志,并非从写作的角度,而是从感性上认为,我不可能有作品出现在《人民文学》上。

那天,我们仨一起谈了很久,关于文学,关于写作,关于方向。小区里的小径不是那种一目了然的曲径,是人为的那种仄拐,在散步中说话,当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根本无从判断现在所处的位置与出发地点相比有什么不同。一直到满月生辉时分,我答应回去马上写一个中篇,之后满怀信心离开。

在月光凛冽明亮的夜晚,我的写作信心在递减,那些旧杂志里一个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光阴的距离。

《人民文学》给了我一个指向,我当时的欲望就搁浅在那里。除了地域身份外,我的作品必然带着农耕这一劳动方式所赋予的特点,是内在于村俗的,是家园的,自省的而不是观察的,不是“深入生活”,是在生活中。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方面,人民公社解体,集体农民回到了男耕女织的时代;另一方面,现代化经济在不断改写农业环境、生活方式和生产关系。社会变革中,周围的迷蒙和内心的不安全却是真实的存在,被拐走的乡村女性,她们是弱势者,不堪承受生存的压力,天底下一个最低姿态孤独无依的“生灵”,活着于她们是一个痛。

我由故乡的这些人事写了中篇小说《喊山》。发表在2005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2006年这个中篇由《人民文学》杂志社推荐并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从小说递交到宁小龄手里那一刻到发表,一共修改了8稿。我必须用一生的努力感谢这个人对文字的严谨,正是他对文字的严谨让我获得了后来的一系列荣誉。

在我后来订阅的《人民文学》中,阅读有宁小龄老师责编的作品,总会想起电话里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话的声音,他习惯性地持有肯定态度,然后将很多问题引出,引发开来也往往言而彼意在此,他的谈话为我揭开了眼罩,我感到严厉、委屈中,伴随莫名的惊悸。是一种对自己所办杂志的挚爱、守护,也是对作者创作水准的提升和尊重,一种心灵互通、彼此支持的温暖。

70年,对于生活在不同空间的人间事有着多么不同的意义。时间、岁月是世界上惟一捉摸不定的东西,人间事填充了它们。有多少作家从《人民文学》走出,对于写作者,时间是快速的,但是,文字在这里可以赢得更长的时间。

感谢《人民文学》,她给了我一个创作上的高度,并让我知道了,写作是我一生不可松懈的工作,它的丰富和神秘充满了巨大的诱惑,能够深入进去,又极其艰难,不是简单的发表一部作品就可以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