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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良师益友——陈丹晨

来源:文艺报 | 文椿  2019年10月21日07:28

今年是陈丹晨米寿,刘锡诚建议我写篇小文以示庆贺,对此我有点犹豫:一来年事已高,水平有限,而且搁笔多年笔头已经生疏,对为文缺乏自信,可于丹晨又有种动笔的冲动,有话想说。

我和丹晨相识已经不知不觉40余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始终友好相处。我们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文艺报》复刊后相继调入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中等身材,白皙的脸上佩戴着一副时髦的黑边近视镜,穿着整洁,风度儒雅,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一介书生模样。

当年《文艺报》正处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各方面条件都较差,上上下下挤在礼士胡同129号一间大房间里办公,编辑人员也就十来个。丹晨负责理论,锡诚掌管文学,有时也涉足艺术方面的工作。物质条件的简陋,却挡不住大家炽热的心绪,一种思想被禁锢多年忽然获得自由解放的畅快油然而生。两位主编中罗荪坐班,冯牧不时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等。虽然并非来自于最高领导,而且内部存在较大分歧,但报社仍不惧压力闻风而动。记得1978年秋,文艺界还乍暖还寒,“左”的思想仍禁锢着人们,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50多部影片,还在文化部电影局一一审查。对此情况大家非常不解,粉碎“四人帮”已经将近两年,为什么江青定为“毒草”的大批作品至今不予平反解禁?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东风,经编辑部研究讨论、领导拍板,一致决定立即举办电影创作座谈会。这是复刊后不足一月(7月15日至8月10日)首次召开的大型活动,大家几乎倾巢出动。冯牧同志主持会议,时任编辑部主任谢永旺、陈丹晨、刘锡诚、阎纲、吴泰昌等均参与其中。到会的有陈荒煤、张骏祥、袁文殊、丁峤、张瑞芳、于蓝、陈播、严寄洲、黄宗江、陈登科、鲁彦周等。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揭批“四人帮”摧残电影事业的种种罪行,疾呼创作人员要解放思想,冲破“四人帮”设置的所有禁区及一切非法禁令,加快被封存影片的政策落实,使文艺界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伐更快一些,创作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此次活动大快人心, 一举推倒“四人帮”强加给电影的一切罪名,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影片平反,促使电影审查小组自动解体。它几乎震撼了整个文艺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会后有人笑称:这回我们来了个自己解放自己。此后《文艺报》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类似的活动,如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伤痕文学、现代派、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等等,并力挺了一批有争议甚至有的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的文学影剧作品《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乔厂长上任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班主任》……当时的《文艺报》就像是风向标引领文艺潮流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迈进!丹晨则是推动大潮的重要助力,从艰辛复刊伊始至刊改报,他所在的这十几年,有些重要活动亦为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有的拨乱反正的文章也出自他的手笔。

随着形势的发展、队伍的壮大、机构的健全、办公地点的更新,《文艺报》的分工更细,成立了新闻部、理论部、文学部、艺术部、行政办公室。我在艺术部,丹晨已提升为副主编、主管理论部。他酷爱艺术,特别是大众化并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电影,他常观影并参加电影界举办的影片座谈。他写过不少影评,我所看到的就有《人生》《牧马人》《寒夜》《花园街5号》等。在一篇《亲近的、生动的农村生活写照》文中所论述的影片就有《咱们的牛百岁》《乡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不该发生的故事》等十几部。他对影片的分析,彰显他的价值观、美学观,我从中颇受教益。

丹晨平易近人,知人善任,热衷发现培养、扶持一代新人。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以及中国作协的领导下,当年的理论部在倡导锐意改革创新,反对僵化保守,以及有关一些重大文艺理论问题时均旗帜鲜明,在文艺理论战线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部这批学子当今已成为活跃在文艺理论战线的骨干力量,分别在不同岗位任要职。这虽源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但丹晨也是功不可没。丹晨离休后,他们尽管工作繁忙,仍与他保持联系,有时还从远道赶来探望他们的老领导。可以说在《文艺报》共同度过的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是至今令人十分难忘的美好时光。

丹晨勤奋多产,出版发表了不少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佳作。光我所读到的就有《外面的月亮》《自然而然》《水流何处》《网外访谈》《明我长相忆》《风雨微尘》《巴金评传》《巴金全传》等。原以为搞理论的人善逻辑思维比较理性,作品也不易感人,可丹晨打破了我的认知。他是个理论家,却具诗人情怀,就是理论文章也不乏诗歌散文式的抒情潇洒笔墨,没有空洞的概念和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高谈阔论,而是有情有理情理交融、鞭辟入理、深入浅出,道出人们想表达却不知如何表达的内心感受,如同和朋友细心恳切地倾谈他的真知灼见,令人茅塞顿开,倍感亲切引发共鸣。他的作品好读耐读,60多万字的《巴金全传》,我只用3天时间便一口气拜读完。一个终其一生满腔热忱追梦、从荆棘中奋斗过来的不幸又幸运的巴老,一个才华横溢、求真务实、天性善良、严于剖析自己的巴老栩栩如生呈现在眼前,令人敬重,令人感怀。而且如同看电影或小说一般感受到愉悦和满足。

丹晨写作领域广泛,除理论文章外还涉足散文、纪实文学、影视评论等等。不论哪种文体均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空话、套话、大话、假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言。他为人或为文不盲从,均以学人的睿智和胆识,勇于正视现实、独立思考、直面人生,是非真假、美丑善恶均泾渭分明。他抨击时弊笔锋犀利,毫不留情。对社会上种种恶习常怀忧愤痛及而言;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不惜笔墨予以讴歌;对人民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尤其是对那些经历斗争的知识界的精英深表同情。在《水流何处》的散文集里,对巴金、茅盾、荒煤、钟惦棐、胡风、王瑶等的书写,那种挚爱之心跃然纸上。如同李辉读《风雨微尘》所感言:“他传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坦诚直言。用诸多短章,留存文坛风云碎片,细微体察历史过来之人的无奈、艰难与纷繁心绪。”这种良知与善意不仅体现于写人也包括小动物。在《沙尘与野鸭》一篇小文中,描述在冰封寒冷的冬天里,栖息在公园里的几只小野鸭突遭狂风走石袭击,他深为其命运担忧之心境。那隽永的笔触,珍爱动物的仁爱情怀让人感到温馨和暖意。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用作品寄托着影响人们精神的善意真情,警示人们要珍惜人的生命,保护人生存的权利:爱护人,善待人,尊重人。他曾在文中谈到:“要用美和善良的人情和理性之光燃烧人生的道路。”这种思想理念在《风雨微尘》“美和死亡”一文中表述得更为明晰。他借用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吟唱的一首小诗“我为美而死”与“为真而死是一回事”抒发真情。他列举文艺界冯雪峰、邵荃麟、聂绀弩、傅雷、言慧珠等为真理斗争而致死的一串名人后说到:“他们都是那么痴情于理想和美,孜孜以求直到迎来死亡,警策我去爱美,追求美,一定不要和庸俗、丑恶、卑劣、暴虐妥协。”这正是他的为人品德和独立人格。

我常为他扬善惩恶的执著精神所感动,也为其担心。有人可能会误以为他不安份,其实,他是一片丹心,钟情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爱之深痛之切,正因为忧国忧民,他才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爱憎分明,仗义执言,抑扬褒贬。

丹晨离休后仍笔耕不辍,不时有新作问世。他是位名人也是忙人,可他却忙里偷闲助人。2014年,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选集《童心说》,我找人写序立即想到了丹晨,可又有所顾忌,写千字文要阅读30多万字的书稿,他能应允吗?出乎意料的是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便认可而且很快交稿:《文椿的童心》。文章文笔质朴简洁、感情真挚,亦给我不少的勉励,有些事我都已经淡忘了,可他还清晰记得。比如谢晋为感谢《文艺报》在《天云山传奇》受重压时给予的鼎力相助特地跑来致谢的情景。他是一位真性情之人,为人正直、坦率、热情、以诚待人,和他相处这些年我获益匪浅,他是我十分珍惜的良师益友。

在丹晨88岁华诞之际,以此小文表达我的敬慕之情并为其祝贺:祝福他吉祥如意、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