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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把爹妈放进朋友圈

来源:今晚报 | 杨匡满  2019年10月18日07:45

微信大概是这十几年来最重要也是最普及的一项技术发明了。

我是出于无奈,出于周边亲友不断施加压力之后,才被迫学的,至今也才四年时间。

四年过去了,酸甜苦辣,五味杂陈。远隔万里的朋友联系上了,可以直接免费通话了,此乃最大的喜悦;众多亲朋也常常留个字条,留个语音,甚至留个表情,省去了写信贴邮票上街找邮筒了;三是几乎海量的信息,你感兴趣的,跟你毫不相干的统统进来了,如同你不花钱订阅了一百份报纸,强迫你看,至少是强迫你翻一下,哪怕强迫你点一下删除。

我忽然觉得我的阅读和写作生活被颠覆了,被吞没了。竟然有一种被淹死了的感觉。起先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联系人不超过30个,两年后,不知不觉中联系人已经过了百人。

听到一声声的来信提醒,看到小到一张照片大到一部几十万字的书稿,我常常变得浮躁和焦虑起来。不看吧,人家发来是一片好心;看吧,这么小的屏幕这么多这么长的文件!朋友说,你随便翻翻就行。天哪,几万几十万字,没翻一分钟老花眼镜都提抗议了,头也大了。

偶尔有闲,也借手机充电的时候,捧一本新到的杂志,或者一本旧书,闻着新鲜的油墨香或者淡淡的霉味,我居然感到一种轻松,一种久违的从容和幸福。原来纸质的阅读居然成了我的乡愁乡情。我忽然想,凡是新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吗?凡是旧的东西就一定不好,要抛弃吗?上微信之前,我一年怎么也写三五万字吧?上微信之后,居然一年只写了三五千字。真不知是悲伤还是无奈。

我退休十来年了,避开高峰坐坐公交,乘乘地铁还是家常便饭的事。每每进入车厢,总能听到这样的广播:“我们中华民族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请把座位让给有需要的乘客。”我忽然想到我的少年、青年时代,给老人、孕妇让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进入21世纪了,车厢里几乎人人在玩手机,那么多年轻人,只顾低头刷屏,看信息看电影玩游戏,竟没有人起来给老人让座。当然偶尔也有,我会轻声说声谢谢。看手机的年轻人,总是头都不抬,等自己到站了才慌忙下车。还曾经有一次乘地铁,不是很挤,我也是有座。这时候上来一位老者,看上去有八十了。我环顾周围,几个年轻人都低头玩手机装着没有看见。说实在我也是迟疑了几秒钟才起身,我说,坐我这里吧,看样子你比我年长十岁。那老者连连感谢,还同我攀谈了几句。

下车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写过一首诗《我在地铁里老去》,有一句“这时候有人给我让座我感到受宠若惊”。理所当然的事情怎么成了受宠若惊?我去过欧洲多次怎么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地铁高铁网络不是全覆盖了吗?还有什么全覆盖了?怎么我们的年轻人像土豆一样退化了呢?

怪手机吗?怪微信吗?我不好说。科技的进步总让我欣喜,但从罂粟到鸦片海洛因是不是进步呢?手机游戏算不算鸦片海洛因呢?我无解。

我先后参加过五六个群,大部分很快退出了。一两个人,三五次观点交锋合不来,我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比如群里有人去了河南一个有名的村大为赞扬,我持异议争上几句,干脆鸣金收兵吧,话不投机,两个轨道上跑车,何苦消耗自己已经不多的脑细胞呢?可见微信未必都能拉近人们的距离,“闪婚”之后“闪离”非常正常。

再就是朋友圈,不成文的规定这是可看可不看的,可回可不回的。有人天天往里发许多文字照片,晒自己幸福生活,很能理解。我连点赞都不会,真正感动了就给他个人写一段文字甚至打个电话,我觉得这样才显得更加亲热。

再后来,我的孩子们,一些晚辈也把我放进了朋友圈,无非是把他们的行踪或者趣事向朋友们通报的同时,顺便也向我通报吧。开始我还不习惯,怎么连爹妈都进了朋友圈?细细一想,年轻人太忙,能少按一次键就少按一次吧,节省一秒是一秒。我没有兴趣就不回,有兴趣就单独给她们留一段语音,或者干脆通一次电话,这样不也很好吗?孩子们真有急事也是这样的。

习惯了,终于习惯了。只是永远忘不了捧一本书一本杂志的感觉,更永远忘不了从前跟父母,跟朋友书来信往,期盼之后的欣喜,心中不会退去的温暖。那样的情怀那样的回忆,将来还会有吗?我竟迷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