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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脚踩大地书写时代

来源:文学报 | 杜文娟  2019年09月27日08:57

2008年6月,杜文娟(左一)在四川震区帐篷学校为学生上课。

多年前,作家陈忠实曾对杜文娟说,作为陕西作家,希望你写出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品。在杜文娟的理解中,这不仅是对于中原作家在书写上的寄望,更是将立足现实与现场的写作精神传播向更远地方的期许。这句话,她一直铭记于心底,也在写作中践行始终——从2008年的汶川震后现场,到历经沧桑变革的雪域高原,杜文娟一直在奔走、采访、写作,以小说和纪实文学将见闻和经历的一切镌刻于笔端。在她身上,流淌着广袤大地和奔涌时代所赐予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个人嘹亮终生,都绕不开童年记忆。

我出生的时候,曾经在陕南农村老家生活过十年,即便是后来到了小小的县城,租住的土坯房无门板无窗户,石板瓦片房子冬天飘雪夏天漏雨,缺衣少穿依然是常事,12岁以前没有见过袜子,脚后跟的冻疮成家以后才愈合。最刻骨铭心的是,在我18岁到西安读书以前,没有见过地平线上的太阳,更不知道什么叫广阔无垠,见到的所有太阳、月亮、星星,都在群山之间,山峦之巅。

太阳原来是有大有小的,地平线上的日出日落远比山里的太阳瑰丽辉煌。从此,我喜欢上了远方,在我正式成为写作者以前,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无数次行走和思考中,逐渐感知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伟大魅力,感悟到脚步决定视野,视野决定高度,高度决定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其实这也是脚力与笔力的正比关系。我在风雨兼程和烟火磨砺中逐渐褪去了与生俱来的自卑和怯弱,童年赋予我的品质则一直流淌在血液中,多年以后,方万分感念——敏感、好奇、坚韧、独立思考,是一个作家良好的素养。

呈现边疆普通人的精神高度

2003年第一次前往西藏,是为了看风景,2010年我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县上可以派车接送,但我经常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县城和拉萨之间,公交车是203和204路。每次上车,所有人都冲着我笑,其实也不是冲我一个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欠着身子让一让,我也乐此不疲,挤到他们中间,咧着大嘴打着手势,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颠簸中不乏热心的翻译,如果哪一句翻译不恰当,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我深深地喜欢上了那片圣洁苍穹之地,把自己融进去,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我相信真诚和真实的力量。截止2019年,我先后十次前往西藏,四次抵达藏西阿里。触动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农牧民、老西藏、在藏干部、边防战士、援藏干部,生死问题是青藏高原众生碰到的常态。

一次,我随南疆军区一支演出小分队到某边防哨所慰问演出,当时是八月底,冷风夹杂着冰雹,大家都在看演出,回头间,看见一位哨兵正在执勤,便走过去向他问好。离开哨所的时候,与这位战士告别,他向我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对我说,阿姨,非常感谢你。

我吃了一惊,睁大眼睛望着他。

他说,阿姨,你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是我当兵两年见到的第一个女人。半年前一位首长来这里视察工作,跟我说过话,今天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所以,我要感谢你。

他说自己快十九岁了,来这里当兵两年,没有见过城镇,没有逛过商店,没有见过树木。寂寞压抑想家的时候,跑到蔬菜温棚,看看绿色的黄瓜叶子,红色的西红柿,大哭一场,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下次难受的时候,再去温棚。

扎西罗布是措勤县工商局的年轻干部,他说18岁考到内地读书,路过拉萨的时候,见到路灯以为是天上的星星,看见水龙头源源不断流出水来,吓得四处躲藏,抱住柳树大呼小叫,这花可真大呀。在他广袤的藏北羌塘家乡,没有高过脚踝的植物,不知道树是什么样子,花开什么颜色。

杨保团曾经在藏北一个县担任分管农业科技的副县长,花费三年时间好不容易养活了齐腰高的两株红柳,这件事在县城两百多名干部群众中引起轰动,人们争先恐后地来看稀奇,结果一株被羊啃食了,一株被尿“烧死”了。从来没有见过树木的当地人,善意地以为尿能使树长高,便纷纷给树浇尿。

塔尔钦小学的校长对我说,校园里哪怕有一棵树,一小片绿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提高。

初秋的一天,我到尼木县吞巴村走访藏香、藏纸、藏经雕版艺人,这里也是藏文创始人吞弥·桑布扎的故乡。我亲眼看见人们把破旧的衣服裤子缠裹在粗细不一的小叶杨树干上,一株一株,一片一片,从雅鲁藏布江河岸一直绵延到半坡上。就在这些小树附近,在冰雪融化的潺潺流水缭绕中,巍然挺立着多株两人环抱才能抱住的古老红柳。

我被这种景致震惊了,在这些穿衣服的小树和沧桑古树之间站立了很久,全然不顾紧随身后的野狗和独自一人的恐惧。那种感觉弥漫周身,浸进肌体,润泽心灵。人们对绿的向往,对环境的珍重,对生命的呵护,对人自身的深情,需要多少代人的虔诚延续,多少冬去春来的用心和坚守,这不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和文明吗?

巨大的困惑日益强烈,既然人们千百年来费尽周折适应和改善生存环境,为什么不迁徙到更适合人居的地方。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难道他们是无福之人?

喜马拉雅山脉腹地有一所小学,全校师生不到20人,有一位公办教师,一位民办教师,公办教师也是校长,实际年龄30多岁,看起来则像50岁左右。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师领学生到河沟洗澡,有时候到边防连队和边防派出所洗几次热水澡。校长对我说,现在一年还能洗几次澡,老一辈人没有洗澡的条件和习惯,为了减少虱子叮咬,在腋窝和裆部各放一团羊毛,吸引虱子,再多的虱子都不会太难受。

望着苍茫的雪山,我则想,这些孩子是否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一匹马,一杆枪,一个老婆,一群羊,在边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正因为他们同边防战士一样,无论大雪纷飞还是赤日炎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一生一世驻守边疆,才换来了内地的繁荣富庶,和平与安宁。

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边疆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保家卫国不只是口号,而是真真切切的常年相守。一位老西藏对我说,西藏的军事位置非常重要。我更加理解了习总书记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

我把这些经历和认知写进了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原本想写成小说,但庞杂的素材无法用小说表现,便尝试着用纪实手法呈现,忠实再现了阿里人跌宕起伏的生命韵律和惊心动魄的历史传说。

书写高原精神的缔造者和传承者

随着在青藏高原行走年岁的增加,愈加觉得应该为这片高寒之地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以此来对应广博深厚的雪域圣地。写什么和怎样写是每个写作者必须面临的考验,为此我辗转纠结,惆怅满怀。

日常生活中,我惊奇地发现,许多人不知道西藏在何方,更不知道西藏短短几十年间发生的跨越上千年的巨大变化,对中央政府几十年来的援藏举措甚为陌生。我不是藏族人,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但我有一双外来者的眼光,一颗关照远方的心,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的确,我不应该沉默,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诠释一个领域,一种姿态,一个人的万千思绪。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和回望半个多世纪,即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以来,内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以及与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与碰撞,一直是我思量和叩问的主题。

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个县城时,有人指着荒芜中的小城对我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几十年过去了,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株白杨,风过时哗啦啦响,那声音真醉人噢,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唯一的树木,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专为看一眼树木的风采。

我问县长在哪里。对方说,退休后回上海了,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内地生活。他年轻时支援边疆来到西藏,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带上锅碗一走就是数天,翻山越岭勘察路基。一个春节,大家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寻找,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老县长也不容易,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朋友全在西藏,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孩子,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温暖,回到上海多孤单呀。

在西藏自治区驻内地一家干休所,我拜访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西藏。他面容慈祥,靠滑轮支架行走,听力和口语都不错,我把《阿里 阿里》双手递到他手里,他摸着四个大字,嘴角抽动,眼睛亮了一下。我说,中央医生,我来看您来了。他望着我,看了许久,脸上忽地腾起笑容。

那一刻,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故事和传说。他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新中国成立不久,随一支中央医疗小分队从北京到阿里,原本援藏时间为一年,为了工作需要,往后的几十年都在西藏度过。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生活,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终身未娶,却抚养了多名孤儿。

诸如此类的故事如同高原的星辰,璀璨繁密,雪莲花一般鲜活坚强,牧草一样普通坚韧。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民族的脊梁,高原的精灵,高原精神的缔造者和传承者。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平视那片高地,历时四年完成了38万字的长篇小说《红雪莲》。

传递苦难中的人性光辉

“5·12”汶川大地震后第五天,我只身前往灾区当了一名志愿者,和志愿者一道翻越风雪夹金山,将消毒粉押运到离成都800里外的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附近的救灾物资集散点;为映秀一对夫妇联系上久无消息的儿子;在帐篷学校给孩子上课。白天为灾民送粮送药,晚上写稿,走遍了所有重灾区,通过部队海事通讯向外界发稿。在川29天,完成了5万多字的《震区亲历记》,发表在《十月》《北京文学》等刊物上。(下转第16版)

(上接第10版)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的120救护车将我从死亡线上救出来,脖子上的术后疤痕至今清晰可见。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地震一周年之时,我先后两次重返震区采风采访。

2018年5月至6月,我第四次入川,走访了都江堰、映秀、汶川、绵阳、北川等地,采访了一批在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家庭。在栀子花飘香的都江堰,一位女作家真诚地对我说,你到北川以后不要随便问东问西,北川是一个碰不得的地方。当年的北川中学高二学生,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百米蛙泳冠军,“无腿蛙王”代国宏对我说,他用两年时间恢复身体,用六年时间恢复心理。可见,地震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山河破碎家园坍塌,更重要的是心灵重建。

采访中发现,这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叶小舟,冬去春来,时光潋滟,十年,在历史长河中犹如一粒苔藓,大难中煎熬过的身心受创的人们,生存状况有喜有忧,众多生命还在寻求希望。苦难中的坚韧与豁达,顽强中的不屈和善良,正是人世间最美的品质和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核心。震后心理援助持续十年,甚至代际传递,人性恶与人性美花朵般绽放,作家便是花粉的采集者。在重大事件中不能缺席,写一部正史给当代,就是我创作相关主题作品的目的和初心。从萌发念头、书写到完成,经历了11个年头。

文学是向善向好的事业

阅读和实践告诉我,写重大历史事件和苦难作品不能“轻”和“近”,尤其是非虚构作品,要长久思考慎重落笔,所有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人,不但要掌握人物背后的风土人情,还要钻研当地的人文精髓,植被地貌。要有一定的时空沉淀和历史纵深,培育史诗般的情怀和文献文学的信念,每一个文字都从心中流出,真实、真情、真挚,才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我越来越感知到作家的黄金创作期是有限的,在最好的年华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才不负青春和生命。优秀的作家是独唱演员,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考验作家的脑力和眼力。巨兽向来凛冽而孤独,既然是独唱者,必然是孤独的,作家是一个扎堆没有力量的职业,许多人没有被宏伟目标压倒,却倒在了浮躁的花丛中。珍惜没有成名的安静时光,把理想交给文学,不要倾诉你的孤单。

有同行多次提醒我,为什么放着身边人不写,非要跑到万里之外挖掘自己不熟悉的素材。我也常常反省,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了解更多人的生命体验,会使作品厚重人物丰满。作家的营养来源一方面从阅读中借鉴,一方面从生活中汲取,两者缺一不可。

作家的经历都不会浪费,在能跑的时候尽量跑远一点,能跳高的时候尽量跳高一点,当无心再跑的时候,心中的歌儿自然会吟唱出来。感谢所有走过的路,感谢所有受访的人,感谢快乐和艰辛的经历,感谢不能复制的追问和思考。

凌晨一点,冰雹雨雪突降,雷鸣闪电,羌塘无人区辽阔得毫无道理,狼的绿眼睛由远及近,极力屏气敛息,生怕雷电击中汽车,引爆燃烧。

凌晨两点,我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横断山区网吧写稿子,拳头、腰刀、香烟、唾沫星子在我头顶飞来飞去,叫骂声声,寒光闪闪。

凌晨三点,神山冈仁波齐脚下,雪粒打得手、脸、屁股生痛。冷风利剑一般,把四肢穿刺成透明体。为了不被冻坏,快速方便完毕,跟人争抢避风的座位。一路上,紧紧抱住用哈达包裹住的笔记本电脑,防止再次被颠坏。

凌晨四点,堆龙德庆县医院院长带着一位医生,进到我的房门,给我吸氧服药,将我从死亡线上拽到鲜亮的人世间。

半夜时分,我被冻醒,整个县城停电,电热毯形同虚设,只能蜷缩成“团长”。

同样是半夜时分,我被饿醒,在借住的村委会找吃的,好不容易摸到一个麻袋,以为有萝卜土豆或者风干的生羊肉,抓起的却是牦牛粪。

在路途遥远的青藏高原,我学会了要饭,学会了与所有人和平共处,在炽烈的阳光和寒冷的日月里,总是形单影只。刚刚洗过的头发,三分钟就冻成一条条细冰棍,叮当作响地敲打着肩膀和后背。耳环在晨风的摇摆中,滴着鲜血。接打一会电话,手就冻得麻木僵硬。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和磨砺,我的性格逐渐变得坚强和豁达。有评论家说,当我们每天用尺子丈量着分厘得失,用怨怼向着世界讨公平,却不知道杜文娟笔下那些断了前程,赔上性命,善良隐忍的主人公们,还在用生命坚守信仰。

在无数次采访采风和行走中,甘苦自知,同时也有收获,获过几个奖,作品被翻译到国外,随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书架”漂洋过海到多个国家,去往本人足力无法企及的地方。2018年4月,我受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邀请访问哈国,在哈中作家论坛上做了题为《我生机盎然的祖国》的演讲。

十余年来,我关注的不单只是青藏高原和汶川震区,还接触过石油、煤炭、电力、铁路、农牧业等,其中一位四肢只剩一条右胳膊的女士令我万分动容。她躺在沙发上,满脸平和温婉,不停地打电话,为一位四十多岁四肢健全的男士找工作,而那位男士只是慕名而来的陌生人。这个画面令我久久不能平静,作家难道只是码字工吗?

我利用到机关、学校、书城讲座的机会,极力宣传受访者的精神和人性之美。一次到西安一所中学讲完课以后,校长当着八百名师生宣布,从今年开始,每年教师节前后组织全校师生为西藏募捐一次。有读者主动联系到我,为西藏的农牧民送去温暖。有的读者和听众因此成为援藏干部和支教工作者。受此启发,我与西藏札达县和改则县民政局取得联系,接收来自内地的爱心传递。采访汶川地震伤残人员时,我也为需要帮助的人联系义肢更换,羌绣出售等事宜。

这些善举只是表象和微弱的,塑造有温度有普世情怀的人物形象才是主旨。文学是向善的事业,作家是自带光芒的职业,这是我近年来深切体会到的。作家在呈现和创造文学作品之外,应该成为自觉的文化传播者和慈善者。

这大概就是文学赐予我的美好吧,也是我以实际行动对习总书记提出的“四力”的诠释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