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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不忘初心的知青作家

来源:法制日报 | 宋晨希  2019年09月18日08:22

作家梁晓声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了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梁晓声的百万字著作《人世间》位列其中。

记者宋晨希说,我很早就知道作家梁晓声这个名字,但从未看过他的作品。我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由他的小说《雪城》和《年轮》改编的电视剧曾轰动一时,但余生也晚,从来没有完整看过。前几年,由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知青》《反城归来》也同样没有看过。

后来,阅读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知道他是知青小说的代表作家,“描写了知青生活的苦难,凭吊流逝的岁月,表达了‘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

真正让我开始关注梁晓声,是几个月前现代出版社找我主持梁晓声的新书——《狐鬼启示录——梁晓声说〈聊斋〉》,为了准备活动相关内容,我开始搜寻梁晓声的相关作品和经历,这才发现,他是少有的,还在笔耕不辍的当代作家。这让我意识到,曾经的知名作家并未走远。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知青小说”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只占到很少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他还有大量的散文、杂文以及社会时评,记录社会与人间的真善美,同时也批判人性的假丑恶以及社会的顽疾。

其中,《中国社会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等知名度较高。作家分析社会,总是笔尖常带情感,虽说少了学者的冷静,但却更能直指人心,让人们能切身感受他所说的道理,直面社会的危机。

和蔼如邻家老人

有人说,梁晓声有点鲁迅的味道,这话不假。

第一次见到梁晓声,是在“聊斋”活动开始之前的半个小时。原本在网上看到梁晓声的照片——冷峻中带点孤傲,会觉得他很难接触,但一接触,却发现他和蔼得如邻家老人,他永远提着一个帆布包,脚蹬一双布鞋。对读者的问题,有问必答,请求签名,也从不拒绝,即使在上台之前的几分钟,也还在抓紧一切时间为读者签名。

整场活动结束,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梁晓声虽然已经70岁了,但头脑灵活,随时都在思考,时刻都在呼吁人们,应该重拾阅读的兴趣。我曾在活动现场中说,您根据《聊斋》创作的小说《异邦奇谈》结尾似乎过于残忍。他认真的想了想,笑着说:“似乎应该有点恻隐之心,我以后要改一改。”

知名作家,能做到如此宽容,的确少有。

有了这些因缘,让我在后来的阅读里,经常关注梁晓声,关注他作品,也关注他的人生。

阅读,不辜负母亲的期许

1949年,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原名梁绍生,小学时才改名为梁晓声。他的祖籍是山东,父亲十二岁“闯关东”,而后定居到了东北。梁晓声父亲生活的时代,岁月动荡,他的父亲曾被日本人抓过劳工,要不是后来押劳工的火车被抗联伏击,将其解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梁晓声了。

梁晓声有兄妹五个,他排行老二。解放后,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去了四川。家中抚养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

幼时家里的贫穷,给梁晓声内心蒙上些许的阴影,但同时,也显现了父母的伟大。母亲会给梁晓声讲民间故事,虽然“目的并不是培养我的文学爱好,只不过是怕我将来不孝,使她伤心;还怕我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之人,使她蒙耻”。但这些故事却在梁晓声的内心中,埋下了对讲故事的喜爱,也对“义”开始崇尚,这些都潜移默化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

年纪稍长一点后,梁晓声开始看小人书,一旦有钱就跑到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去租小人书。父亲目不识丁,非常反对孩子们读闲书,甚至因为母亲给孩子钱买书而大发其火,但母亲却对他们无条件的支持。

在《母亲》这篇文章里,梁晓声曾经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梁晓声渴望买一套《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这是母亲一天的工资,全家一天的生活费。他鼓足勇气去工厂找母亲。在周围女工们齐声反对下,母亲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卷毛票,给了梁晓声,并说:“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就这样,梁晓声有了自己的第一套长篇小说。

这段故事在梁晓声的回忆文章中反复提及,甚至后来梁晓声还在央视《朗读者》的节目中读过,感动了很多人。这篇文章除了体现母爱的伟大,其实也能从中看到,梁晓声的一生将阅读视为自己生命的渊源,背后有母亲的期许,也有不辜负母亲将全家一天生活费拿来给他买书的挚爱。

“知青作家”

由于家庭贫穷,上小学之后,梁晓声受尽了同学和老师的“白眼”,一度有辍学的念头,多亏语文老师的支持,梁晓声才捱过了困苦与自卑的小学阶段。

1968年,中学毕业的梁晓声赶上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了响应到边疆去的号召,梁晓声自愿报名到中苏边境线附近的瑷珲县,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批战士。

时代成就作家,作家也在改变人们对时代的认识。

作为“知识青年”的一分子,梁晓声因缘巧合地开始了创作之路。刚到北大荒的最初几年,梁晓声在基层连队。连队每隔半月要开批判会或者颂扬会,就需要有人写发言稿。半推半就中,梁晓声开始了最早的创作。

少年时的积淀,让梁晓声很快脱颖而出,也树立了对写作的自信。当人有了自信,就会在某一方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雷锋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前夕,梁晓声写了一篇题为《雷锋精神不死》的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立即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了,还被列为那一年的“重要文章”。

梁晓生说:“如果没有《兵团战士报》,我今天也许不会走在文学道路上。”

出色的文采,让梁晓声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班,在那里,梁晓声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他意识到“我在连队种种‘写’的实践中所沾染的时代的‘八股’文风,对搞文学的人是有害的”。

观念摆正了,梁晓声的学习也就更加刻苦。每天,梁晓声都会学习到两三点钟。在培训班的刻苦学习和创作,奠定了他的文学理论基础,此后对文学的创作,更加得心应手。

不久,梁晓声创作了小说《向导》。1974年,复旦大学的一名老师来到兵团招生,无意中读到了这篇《向导》。这位老师后来专门坐车赶到梁晓声所在的连队,与梁晓声做了长谈。经过这位老师的力荐,梁晓声进入了复旦,开始了大学生涯。

毕业之后,梁晓声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干就是12年。由此,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梁晓声将自己北大荒7年的生活经历,化成了一部部以知青为题材的系列小说,比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

不忘初心

对于知青时代,那些身处其中的人,赞美者有之,愤恨者也有之。梁晓声也经历了诸多不愉快的经历,比如遭人陷害,因“思想立场错误”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扛木头。但是,每次危难之际,都有善良的人的帮助,梁晓声都会转危为安。

所以,他感谢那个时代,为他提供了诸多写作的素材,比如,他就将自己被“精简”的原因写进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小说中,“我”因母亲生病,连里不批假,擅自回到了城市去探望母亲。其实,这个“我”是当时梁晓声身旁的一位知青。小说中,副指导员李晓燕替“我”向连长辩护,最终被连长“精简”。

梁晓声在木材厂扛木头的时候,一位崔干事为了他越级去找团领导交涉。有一次,崔干事严厉地对梁晓声说:“听着,你要挺住这一时期,我将把你调离一团!参加过我们兵团创作培训班的知青,应当有几个成为作家。我负责抓全团的文学创作,我对你不只有友情,还有责任。”

梁晓声说:“中国好像不会再有作家了吧?”崔干事说:“我指将来!十年后,二十年后!作家是时代的产儿。十年、二十年后,我的话定见分晓!”

不知道是一语成谶,还是梁晓声受到了暗示,仅仅十年后,梁晓声就成为了名满全国的知青作家。因为小说的发表和影视剧的上映,梁晓声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落实知青的政策。比如,黑龙江的很多知青,因为梁晓声的小说,很快被安排了回城,并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或许是当初的经历,让梁晓声看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后来的几十年里,梁晓声从小说逐渐转向了文化时评,他希望文学能够再次影响时代。

然而,时过境迁,在娱乐多元化的当下,严肃文学的作用在逐渐弱化,不过,梁晓声不忘初心,即使影响微弱,却仍旧坚信文学的力量。

前几年,由他小说改编的《知青》《返城年代》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认为他写的知青时代过于理想化。或许,这是梁晓声有意为之,他不回避苦难,但更愿意将知青写得可爱一些。任何时代,社会都有好人和坏人,惩恶扬善,将人性的正能量传递出来,这应该是梁晓声创作的初衷,当然,他在小说中也从来不回避苦难。

现在,梁晓声告别了“知青文学”,用《人世间》去呈现更宏大的主题,那就是多层次描写中国社会巨大的变迁,在大时代中努力践行中国的传统道德。《人世间》中有他父亲和他自己的影子。

除了写小说、文化时评之外,后来梁晓声还创作儿童文学,甚至在中国语言大学和很多中小学讲授语文写作。他希望孩子们写作,能够更多的考虑有趣,而不是文章的社会意义。但是,他的这些观点,却遭到很多家长的不理解。但梁晓声没有退缩,仍旧在写,在说,在表达他的观点。

即使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他说的有些不合时宜,但毕竟只要写,就还是会有一点作用的。

梁晓声,一位知名作家,但他的思想,他对社会的责任,却让他永远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能够随时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