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题所示，那年冬天，老鲁遇上了一连串的“闹心事”。

先是被唐大秋“借”去的一千块钱迟迟不还。老鲁寻到县医院，并没有一个砍伤了胳膊、亟待抢救的病人；再寻到黄草窑，村子里竟没有这个叫唐大秋的人。终于找到了唐大秋，却是满眼苦寒穷困，唯独没钱的景象。一千块钱眼看是打了水漂，作为“借”钱抵押的那匹老马又病死了。马死了，老鲁意外地得了个“马宝”，却因此招来了劫匪，让老鲁摊上个“杀人案”。终于，一千块钱收回来了，却又陷入了“假钞案”。故事绵密紧致，环环相扣，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讲故事”的能力。

其实，这篇小说可圈可点之处很多。

比如，小说叙事逻辑严谨周密。开篇叙述老鲁少年小腿伤残，后文写他牵马远走黄草窑，才见出“跑细了拐腿”的艰难。老鲁去县医院查询唐大秋和他受伤的老伴儿，走到医院门口又停住，买了十个缸炉烧饼，“这才不再怀疑自己千真万确是为了看望一个病人”。严谨周密的叙事逻辑，也赋予了小说从容的叙事节奏。

又比如，小说叙事态度客观冷静。小说先写曲阳驴贩子爱占小便宜，吃碗面要多浇一勺肉汤，吃完饭临走还要拿两头蒜。又写赶夜路的驴贩子发现错牵了老鲁拴在门前的马，立刻折转身，往回返，把马送还老鲁。抑扬并用，意在凸显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唐大秋是造成老鲁烦心事不断的始作俑者，但作者既没有怒视他以妖魔化，也没有鄙视他以漫画化。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和写实品质。

再比如，小说中，始终是“我”在讲述着“我父亲”“我母亲”的故事。但这个“我”并不在故事的现场，不在故事情节的进程中，也没有改变故事叙述的“全知”视角。这个“我”甚至可以为读者讲述“我父亲”的心理活动：“我父亲的心里，什么都可以思想，就是不愿意想起我姑母，因此，我姑母的影子一在我父亲的脑子里闪现，我父亲就赶紧甩甩脑袋，把我姑母从他的思想里甩出去。甩出去后，我父亲尽量去想别的，怕我姑母的那张沧桑脸，再掉转头找回来。”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这个“我”呢？

没有这个“我”，鲁老拐和他的妻子遭遇的“闹心事”以及他们应对“闹心事”的方式和选择，都是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他们的生活遭际、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生阅历和文化修养的性格和习惯。加上一个“我”，就在“我”和“我父亲”“我母亲”之间，构成了一种审视与被审视、叙述与被叙述的关系，老鲁遭遇的“闹心事”以及他们应对“闹心事”的方式和选择，就成为了“我”审视、思考和叙述的对象。此时，它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遭际、性格和习惯，透过“我”的理性审视和客观叙述，它所承载的、关于人、关于生存和生命的自觉意识、价值选择被突显出来。

是的。关于人、关于生存和生命的自觉意识、价值选择始终是至关重要的。

一段时间以来，流行一种对于“慢生活”的追忆和呼唤。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是木心的一首题为《从前慢》的小诗。其实，倡导一种放慢脚步的生活，并不是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先生曾撰文谈论人生的艺术化，述及阿尔卑斯山中风景秀美，路边一块木牌上写着：“慢慢走，欣赏啊!”不过，无论是追忆中的“从前慢”，还是当下路边木牌上“慢慢走”的提示，终究都是个形容词，是个比喻。落到实处，并非是要舍弃高铁，改乘马车。换言之，“慢生活”不是“花间一壶酒”，“浮生半日闲”，而是面对纷繁世界，不失自己的坚守。纵使红尘万丈、欲海无边，内心始终有自己的定力，有一只坚定的锚。就像被“闹心事”包围着的老鲁那样。

老鲁存下的一千块钱，原是派了用场的，但和唐大秋说的“救命”相比，老鲁觉得应当借给他。一千块钱没了，老鲁“跑细了拐腿”也要寻回来，但看到唐大秋家里的苦寒穷困，便觉得不能逼他家破人亡。“借”出去的钱没了，“抵押”来的马死了，“马宝”的价钱涨到了八千块，但老鲁觉得自己不能卖，没权卖，“真要卖了，我老鲁这辈子，腰杆儿就别想挺直了”。这其中有困境的逼迫，也有欲望的诱惑，而老鲁心中始终有一只坚守善念的锚。余不善饮，愿为鲁老拐浮一大白！

曾几何时，描画人生的破败、生命的荒诞、灵与肉的颓废以及人性匍匐在尘埃里的卑微，成为文坛竞相追逐的流行色，美其名曰“写实”。其实，现实是一个人与环境相互选择、相互创造的世界。也许只有野猪变成家猪的过程，才是单向的环境使然。而人所以为人，人始终高于动物的地方恰恰在于，人是通过自觉的历史实践，不断地创造着更适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产方式、现实关系和社会环境。所以，作家真正的才华，不是炫耀他能够纤毫毕见地画出匍匐在尘埃中的人性的卑微，而是在即使如此卑微的生存状态中，也能够敏锐地感知、深刻地发现和真诚地唤醒生命的尊严、人性的光辉。

单杰中篇小说《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刊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第1期，入选2017年河北小说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