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名词“内容提供者”是随着近些年IP的流行“被揭示”出来的。就像作家路内于日前在江苏南京举行的“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上说的那样，提供内容从来都是合理的存在，小说家身上天然带有这样的属性，甚至还带有提供形象的属性。但在这个名词被揭示出来之后，却有可能产生比较负面的效应，亦即小说家主动向这一属性靠拢。

路内的这一说法并非主观臆测。伴随电脑普及和网络写作兴起，年轻一代小说家更容易受到“内容提供者”属性的影响。以路内的观察，2014年以前，几乎没有一个小说家愿意承认自己单纯是内容提供者，但到了2019年，不少年轻小说家却引以为豪。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大量文学青年进入内容提供领域，这一趋势将对我们的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

可以想见，如果一个文学从业者仅只是把自己的职能降格为提供内容，文学叙述也同样可以降格以求。相比而言，像作家余华那样给小说叙述设置难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余华因一篇演讲《我叙述中的障碍物》获第三届《扬子江评论》奖。在这篇文章里，他以自身创作经验现身说法，他在写作过程中至少克服了三大障碍：一是，如何坐下来写作，因为写作除了一个字—个字写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方法。“写就像是人生里的经历，没有经历就构不成你的人生，不去写的话不会拥有你的作品。”二是，在写作中会陆续碰到问题，对他而言，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写好对话。“写好对话可以说是衡量作家是否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此后出现的第三个障碍物，则是心理描写。“当我开始写长篇小说，也就是我小说越写越长，所写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的时候，我发现心理描写是横在前面的一道鸿沟，很难跨越过去。”

余华坦言，当他的叙述跨越过这三大障碍物后，写作对他来说就变得不是那么困难了，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是如何去寻找叙述上更加准确、更加传神的表达方式，把想要表达的充分表现出来。他由此进一步表示，障碍物对一个小说家的叙述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伟大的作家永远不会绕开障碍物，甚至给自己制造障碍物，我们过去有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伟大作家经常是有障碍要上，没有障碍创造障碍也要上。”

但如果一个文学从业者只是考虑为社会或市场提供内容，他或许就会绕过这些障碍，更谈不上给自己制造障碍。而为了写出更多内容来快速变现，他也多半会不断自我复制，又谈何在提高作品品质上孜孜以求？相比而言，余华并不高产，但他笑言自己并不焦虑。“我曾经在书店里看到一套《狄更斯作品全集》。狄更斯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但我大概也就读了他的五部书。我就想，那样一位世界闻名的作家，被人阅读的作品可能也不多。很多作家真正被人阅读的作品有两部就已经算多了，有三部那是非常了不起，大部分作家只有一部。所以，我觉得与其写那么多，不如写得少一点，写得更好一点。”

以此推测，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小说家的余华，并非作为内容提供者的余华。但实际的情况是，很少有作家像余华那样很好地兼顾了这两种角色，他的作品涉及路内所说的一个小说家所涉及的出版、自媒体、影视等产业领域，他的部分作品畅销且长销；他即使不密集出版作品，也一样被媒体强烈关注；根据他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同样有很好的票房，有的还成了经典。唯一例外的是余华似乎与文学奖不是那么有缘。所以，对于获《扬子江评论》奖，他也深感意外。“我知道有些奖是我永远拿不到的，有些奖是我有希望拿到的，但还有一些奖是我想不到的。这个奖就属于那种我想不到的奖。”好在以路内的看法，暂时不必把文学奖算成是产业，尽管商业冠名或者学院类的文学奖在我国已经很多。如此一来，更可以坐实余华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内容提供者了。

如此，“内容提供者”与“小说家”这两个形象，就像青年评论家李振说的那样，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有学生曾问他：“在写作中如何抵抗商业化？”在李振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很奇怪的预设。一是商业化没有那么简单，不是所有写作者想商业化就能商业化；二是商业化有什么不好？以李振的理解，商业化内容提供者和小说家从事不同的事情。“目前我们还会把这两者放一起谈，但随着产业成熟，他们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明确。内容提供者就是内容提供者，小说家就是小说家，就像我们今天已经不会认为，有网络文学了，人们就不会去读严肃文学。事实证明，把两者并置只是体现了时代的焦虑，但这是两码事。相互并不妨碍。你是内容提供者也不妨碍你是小说家。”

话虽如此，当内容提供者的形象被抬高、被追捧，却也有可能对整体的文学，乃至普遍意义上的文学从业者的创作，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路内所说，内容提供者的属性被强化以后，其不幸之处在于，这一属性否决了文本的意义，作者不再是意义的提供者，并会让内容需求者的审美品位变得糟糕。“糟糕的内容需求者和某一类糟糕的文学批评相似，不讨论文本节奏，不在乎修辞，不讲究品位，不细读作品，用某种既定的方法进行‘策划’。两者的差别在于，糟糕的影视策划专注他所要的内容，糟糕的文学批评家专注于他想要的意义。而作为文学核心部分的文学性的有无与表现如何，却被搁置不谈了。”

当然，无论是提供内容，还是提供意义，“提供”这个词本身已经凸显了一个文学从业者或是小说家的附庸或从属地位，而超然于内容或意义的独立性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评论家张定浩表示，曾经小说受到代表权力和正统的主流文学批评的影响，它要求小说家提供意义。而现在小说更受到代表金钱的市场的影响，它要求小说家提供内容。也就是当年的意义提供者不再受宠，如今的宠儿是内容提供者。“无论是‘内容提供者’，还是‘意义提供者’，其中共同的关键词是‘提供’。‘提供’这个词就决定了他们只能生产出一些已经被固化设定好的意义和内容，就像流水线产品一样，在生产之前就已经被确定。而制造产品，永远不应是所谓艺术家或者小说家该做的事。”

进一步的问题是，小说家应该做什么？张定浩援引作家纳博科夫的话说，小说家有三种身份：一是讲故事的人，一是魔法师，一是教育家。如果说讲故事的人提供内容，教育家提供意义，那么我们还需要魔法师，一次次去更新这些陈旧的内容和意义，将它们融合进美妙的文体，让读者或用户浸淫其中，令他们的生命因此萌发新的意义，新的内容。“这三种身份是三位一体，缺少任何一种，就不再是小说家，他的焦虑也不再是小说家的焦虑。”

同日上午，第三届《扬子江评论》奖颁奖。除余华凭《我叙述中的障碍物》获奖外，其余5篇作品分别是：王尧《关于梁鸿的阅读札记》、王东东《诗歌宗教与文学政治——两个郑小琼，或另一个》、李建军《有助于善，方成其美——论托尔斯泰的艺术理念与文学批评》、吴义勤《照亮被遗忘的角落——读张平长篇新作〈重新生活〉》、岳雯《“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头”——读石一枫〈借命而生〉》。

“《扬子江评论》奖”是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之一，江苏省委宣传部2013年设立，由江苏省作协主办，每两年评选一次。本届获奖作者来自全国各地，职业分布广泛，年龄结构涵盖老中青三代，获奖篇目有作家创作谈、作家作品论，彰显了《扬子江评论》多元开放、兼收并蓄的办刊品质。

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扬子江评论》创刊第十三年，应当说还正当年少，意气风发之时，希望这本评论刊物继续发挥专业影响力，引领文学批评的潮流。该刊主编、评论家丁帆表示，《扬子江评论》近几年倾注大量心血用于打造“大家读大家”“文学史新视野”等栏目。既重视经典问题的重新阐释，也强调前沿现象的敏锐捕捉，既强调严谨的理性表述，也欢迎灵活的文体形式。“总而言之，我们将努力把《扬子江评论》办成一本多元、开放、前沿的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