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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档案》十年后:十年之后

来源:《长江文艺》 | 黄咏梅  2019年09月02日08:30

到今年,《档案》这篇小说整整十年。应《长江文艺》杂志编辑之约,得以重新再来想想这个小说。我发现,十年后的今天,自己会更多地去关注和理解小说里那个中年男人李振声,而不是大学毕业工作不久的主人公“我”。李振声的形象愈发清晰,清晰得让我吓一跳,之后一段时间,我陷入沉默,逐渐感伤。

我相信,作家在一个作品动笔前,潜意识里会“趋利避害”,会在小说里选择一个自己好把握的视角去写,尤其会选好一个熟悉的“我”。在这种第一人称叙述里,“我”是小说的目光、情绪以及智力、能力,当然,“我”也是一个小说的局限。

十年前,我与这篇小说里的“我”年龄相仿。跟大多数那个年龄段的体制内人一样,处于一个工作爬坡期,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话语权力,都尚属于蓄势阶段。伺机、隐忍,同时也混乱、无助,最重要的是,与李振声那类人相比,他们还不会决绝地甩脱过往的牵扯,那些血缘的、故乡的、家庭的、人情的牵扯,自出生就组合起来的伦理还没有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他们的身上背着一张族谱,却又在城市里描绘个体生存的地图。选择“我”作为视角,我猜,十年前,我跟这个青年一样,对李振声毫无把握,对他的认识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时而清晰时而含混。

十年后,李振声的形象逐渐清晰,如同一双终于老花的眼睛,看清楚了站在远处的那个人。只因为,我活到了李振声的那个年纪,得以与他平行并排而立。如果让此刻的我,代替小说里那个坐在人才交流中心柜台前,自以为能周转着他人命运的“我”,当第一眼见到李振声,我便会认出他那些脆弱、犬儒、冷酷、虚伪以及无奈。如同我身边来来往往出现过的那类人,他们衣冠楚楚,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他们每天小心翼翼地编织着关系这张蜘蛛网,在过往的岁月中,他们辛苦得到不少,因而更害怕失去。更为重要的是,在屡屡达成自己的意愿之后,他们竟然认为,一切相关的道理可以为了己利而得到修改,并说服自己在破坏规则之后依然能够安然度日。可以想见,李振声破坏规则和人情,顺利“洗白”之后,捧着体制这只铁饭碗,坐班、发言、签字,到夜间,摊平自己的肚腩,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拧开电视机,从《新闻联播》里捕捉到政策的新方向,寻找到进步的新机会。而身后那个远去的故乡呢?或许,在某次出差偶遇到一些农田、庄稼、果实时,他久违并感慨地拍摄下来,在朋友圈中以九宫格图片的形式,拼贴出了一个不知名的故乡来。

《档案》是我写作中少有的一遇。男性视角、乡村经验,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然而我还是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基于我对于“我”的那种彷徨无措,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彷徨和无措。血缘是与生命俱来的自然存在,档案是与生活俱来的社会存在,血缘是生命的根脉,档案是生存的地基,告别乡村进入城市生活的人,穷其一生都在夯实自己生存的地基。李振声也不会例外,他漠视血缘和伦理,决绝地从过往的牵扯里溜走并非毫无根据。徒留下那个年轻的“我”,脚踩在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中间地带,既不可能像父辈那样“走人情”安身立命,又还没掌握像李振声那样“走关系”栖身都市,这种彷徨唯时间和经验才能消弭。

人到中年,时常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也不乏真挚的朋友向自己坦陈——我活成了自己年轻时鄙夷的那个人。我想,在一次次动摇及至修改着道理的过程中,我们一点点地变成了那样的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是多么可怕又无奈的事情。

写作奇妙的地方在于,作品一旦完成、发表,里边的人物就不会被修改,更不可能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成长。而作者,在这个文档之外,一次次地被生活修改,试对试错,肯定否定,这是人的一生最真实的成长。某种程度而言,写作就是作家在记录自己的成长,回头看的时候,如同在一间旧屋子里,找到墙上那些刻画着自己不同年龄的身高刻度一样,这些不可更改的轨迹,让人生发出无可言说的生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