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物资非常匮乏，当时提倡穿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锅碗、洗脸盆破了常常修补后再用。一辆自行车风吹日晒骑坏了，绝对是要修修配配，两代人同骑一辆自行车是常事。当时我们这些人的父母都是参加过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八年和三年解放战争，从小就知道要节约每一个铜板，无不穿着补丁衣裤。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的儿女、就是毛主席的孩子们我也见过他们穿过大补丁衣裤上学和参加活动呢。周总理对自己更严苛，到北京饭店理发他觉得是私事，汽油费和吃一碗馄饨都必须自己掏腰包，而且还要看看发票是否和市价一样才行。公家配的车只能父母上下班或开会用，孩子不能坐父母的小汽车去学校，为了上中学后来上大学方便，大多家长是咬牙给孩子们买一辆国产自行车，不是天津的“飞鸽”就是上海的“永久”和“凤凰”，回想起来这也算是身份的象征了。

我下乡到河南西华县劳动十年没怎么骑过车，我们二队的生产地就在我们草屋跟前。只有一次淮阳县高中带着介绍信请我这个“北京下乡知识青年模范”去给学生做报告，在农场总支书记出面下，张队长毅然决然把他新买的心爱的二八自行车借给我。来回有一百多里得三夜四天后归还他呀！他的慷慨和农人的朴实热情使我深受感动，事后我专门到供销社买了一斤古巴黄砂糖硬塞给他以表谢意。

1972年我经过十年风雨劳动，被农场职工一致推选作为首批河南工农兵学员进入河南开封师范大学。踏入学校大门，我做梦似的进入了明亮的教室，坐进了久违的课桌椅上。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妹妹万叔鹏特别高兴地把她的一辆男式旧自行车邮寄给我，这样我生平第一次神气地拥有了这辆上海生产的绿色“凤凰”二六线闸车。

毕业以后入伍当了军官，每月有好几十元的收入了，还发军装、卧具，富裕的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凭票买了一辆上海二八凤凰锰钢车，每天擦得乌黑锃亮一尘不染。

1987年转业到国家体委宣传司，我住在崇文区东便门，离机关上班只有两三站路，当然是风雪无阻骑车上班好几年。其间又买了辆新车，想把车放单位存车处吧，无人看管，往楼道里搬了几次后嫌麻烦，也有人警告不许往走廊里放，哪怕是犄角旮旯也不成！没辙了只好往外搬。但没放两周心爱的车就不翼而飞了，让小偷得手了。央视一朋友听说此事，马上让人用卡车送来一辆八成新的“飞鸽”，真够哥们！我忙回电话致谢。他说：“您先骑着，我这里有汽车坐了呢。”

实际上90年代我在体委宣传司当新闻官时，用我的出国补助费，好像是三十美元买过一辆英制名牌车“凤头”，我一直视作“收藏宝物”，怕丢一直没敢上街骑过。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车胎也放坏了，去年换上新胎，打足气，在小区里骑上它赏花看月，古稀之人倒也脚底生风呢！

如今各种各样的小汽车已风风火火地进入了改革开放后的千家万户，我也退出了担任多年的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主席的职务了。忆往昔，欣喜自己曾多次率各省职业队三次参加泰山国际登山节自行车比赛，组织我国男女健儿骑登了徂徕山，然后又率健儿们分别骑登上了黄山和庐山，《体育报》称此行为“勇开了山地车比赛的先河”，真可谓一时载誉风光返京城。

2006年我被上海的崇明县体育局看中，我力“挟”当时的体育总局副局长，由此又请来上海主管体育的领导，几经上下努力，如今的崇明环岛自行车的比赛已发展成为了世界顶级赛事。各国自行车健儿云集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自2008年开始低级别的全国业余女子自行车大赛，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顶级的国际公路自行车大赛，世界各国自行车女运动健将们，在如今已是花海绿洋的崇明如花花绿绿的俊鸟穿梭飞奔在环岛公路上。这儿已是上海、更是崇明岛一张对外的亮丽名片。岛内大宾馆都挂满各届比赛的冠军照片，这也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宾馆。

当得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成武总是热爱关心着自行车运动，我立刻报告体委，又迅速报国务院备案通过了杨上将担任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名誉主席。1993年杨成武将军应我们要求，在我陪同下亲赴福州为我国创造了场内短距离500米世界纪录的姜翠华颁发自行车运动的最高荣誉“金轮奖”。他还经常参加我们体委的各种活动。杨还在京城柳荫街将军府上接见我们整个自行车运动队，还兴致勃勃地讲到抗日战争时，他在晋察冀不时和身边的参谋人员骑着缴获的日本自行车视察工作。他还特别告诉“小万”，他的部队用有限的几发迫击炮弹击毙了侵犯我中华的“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使之“凋落在太行山上”了。

话又说回来，我国肯定是世界自行车最多的大国，但除了场内500米、1000米等短距离我们女子在国际比赛中曾拿过金牌，仅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国女子勇夺团体赛金牌，使我国实现了自行车运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但是，男子到今天在奥运会和国际大赛上仍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就是说我国离自行车运动强国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