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上海文联媒体中心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合举行“文·忆——新中国70年令人难忘的一部文艺作品”征文活动，要求应征者谈一谈写这部作品的审美感受以及于人心、于社会、于文化、于国家的重要价值。文艺评论家协会诚邀我参加本次征文活动。我思考了一下，60年来，自己作文不少，但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一部文艺作品，还是《中国杂文史》的写作和出版。

读高中后，我爱上了杂文写作，不断向报社投稿，多数被打回票，但我没有退缩。稿件不能发表，说明自己水平不高，只有靠多写多读多思考来提高。读高二时，听说班主任沈洁云老师（现还健在）的先生唐弢，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杂文家。他还是鲁迅的学生，用鲁迅笔法，化名写了许多杂文，颇有“鲁迅风”。这些杂文是不是鲁迅所作，外人难以判明。鲁迅曾当面对唐弢说：“你写文章我挨骂。”唐弢还有“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的美称。我向沈老师央求，能不能让我到她家中拜见唐先生，在写作上指点一二，沈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195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到茂名公寓见到了唐弢先生，他当时才40多岁，身材魁伟，稍微发福，说一口镇海普通话。见面虽只有半小时，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我一辈子和杂文、评论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进《文汇报》工作，师从著名杂文家陈虞老，承蒙他的细心点拨和培养，使我在杂文写作上有了一点长进。

1978年，我有幸结识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刘耀林先生。我写信告诉他，写杂文已有20多年，积累了一些作文心得，想写一本书，题目叫《漫话杂文》。我是浙江吴兴人，不知家乡出版社能否容纳？不久，刘先生回信说，选题获得通过。这本小书，不过是一本关于杂文的杂感汇编，写了21篇短文，涉及杂文的源起、勃兴、说理，以及杂文和形象思维的关系、杂文的讽刺和幽默等。刘总要我“放开手写”，但我写来写去，却是放不开，因为从来没有写过书，不得著作的要领。《漫话杂文》这本小册子，共60000多字，小32开，加上后记，只有101页，身材单薄，放在书架上，站也站不起来。虽然这是一本分量很轻的小书，但因为研究杂文写作的图书在国内不多见，于是在1979年5月出版了，我成为出版界的“新秀”。

为了写这本小书，我阅读了大量历代杂文，也阅读了从古到今的许多古文和文学史著作，使我眼界大开。初涉杂文之区，五光十色，洋洋大观，原来杂文这种“古已有之”的文学样式，2000多年来，波涛起伏，源远流长，略窥一角，令人神迷心醉。听唐弢先生说曾有意写一部中国杂文史，已列出写作提纲，后因调北京担任文化界领导工作，行政事务繁忙，未能如愿。于是，我忽生一想：我是否也可以写一部中国杂文史？开始，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尔后，慢慢找到了一点门道。从1984年开始，我沉入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潜心检阅，寻章摘句。子夜荧荧，萧斋独坐，但每有发现、意会，融于笔端，则兴味无穷，全然不觉案冷。坐冷板凳也是一件好事。我的眼前时常浮现陈虞老期许而亲切的目光，更不敢稍怠。四载寒暑，集腋为裘，从先秦写到晚清，从孔、孟写到严复、章太炎，终于得书一编。幸有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江曾培和副总编辑郝铭鉴先生并不见外，加上他们本人都是杂文写作的行家，于是慨然予以接纳，我的内心自然是感激莫名。

书成，无人协助誊抄，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邵竞，自告奋勇参加抄写行列。他用一把尺横在稿纸上，一字一字抄写。因为书中有不少古文，他看不懂，抄写速度甚慢，但差错不多。我校对一过，然后，请他把书稿打包，像沙和尚一样，背着书稿，陪同我送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不料此举也有象征意义。这个单位，后来竟成为他美术学院毕业后第一个栖身之所。

1991年5月，国内第一本《中国杂文史》得以面世，40万字，实现了唐弢先生的夙愿。我仅给孙洁云老师寄去一本，给《文汇报》的几位前辈，如唐海、唐振常诸先生各奉一册，鼓励的话听到一些，文化界、新闻界反响还不错。

九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郭志坤先生对我说，你写的中国杂文史，填补了文学史的一个空白，但缺少现代杂文部分，没有提到以鲁迅为首的现代杂文，好比一张桌子只有三条腿。他提议增写杂文现代部分，可以增订再版。好在那时，各种现代杂文的精选本已陆续出版，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名作，大抵在列。这为我增写现代杂文部分提供了许多可贵的资料。王韬、梁启超、林默涵、马铁丁和陶铸杂文，均已入选。我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共补入20万字，将“鲁迅把现代杂文推向了高峰”专列一节，一部从先秦写到现代的60万字的《中国杂文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是时为2002年1月，离1979年我写《漫话杂文》已23年，我亦步入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