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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程:从沙漠边上望向中原的眼光

来源:澎湃新闻 | 彭珊珊  2019年08月23日07:30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是作家刘亮程的第一部谈话录,书中收录多篇访谈、演讲,把他出版过的文学作品聊了个遍。他说散文是聊天艺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是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万事天做主,什么事都先跟天说,人顺便听到。

“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我们天生知道天在哪儿,农耕民族养成的这样一种思维习惯,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的劳作全在地上,但是我们要看天的脸色做地上的事情。我们会时刻望天,知道三尺之外有神灵。”

近日,刘亮程携新书《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在2019年上海书展期间与作家叶兆言、叶舟进行了一次对谈,并在活动前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刘亮程在2019年上海书展活动上

刘亮程在《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中回顾了自己早年写作《一个人的村庄》时的那个瞬间:刚过三十岁,孤身一人在乌鲁木齐打工。在某个黄昏,突然回头,看见了落向家乡的夕阳——“我的家乡沙湾县在乌鲁木齐正西边,每当太阳从城市上空落下去的时候,我都知道它正落在我的家乡……那一瞬间,我似乎觉醒了,开始写那个村庄。”

从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到小说《虚土》、《凿空》、《捎话》,他的作品从村庄开始,“那种状态有如天启,根本不用考虑从哪写起”;此后刘亮程“所有的文学都在构建这个村庄世界”。《虚土》是《一个人的村庄》中那个孩子视角的延续,原本想写家族从甘肃到新疆的移民史,最后不知不觉写出了他在那个村庄里的童年。在书展对谈中他谈及《凿空》和《捎话》,说自己的写作一直和驴有关系:写《凿空》时赶上毛驴的末世,毛驴被三轮车替代,1990年代新疆每个村庄都有驴叫声拔地而起的景象不复存在,令他感到荒谬和失落。“而 《捎话》捎了那么多的话就是从一千年前捎了一个驴而已,捎给今天的人们,让大家知道一千年之前驴还在我们身边。一场大风刮过,也吹过驴的耳朵,那样一个时代人和动物是同在的。我怀念从前生活的世界,很少的人声,很多的万物之声。所以《捎话》这本书,不仅仅是人之间在捎话,而是想通过这些文字把千年前的那头驴捎给今天的人们,也把千年前那声高亢的驴鸣捎给今天的人们。”刘亮程说。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刘亮程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

澎湃新闻:《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附了一张书签,上面有两句话“十年皱纹似无增,人与文章早老成”,为什么写这两句话?似乎不是书中文字的摘录,是您另外写的对吗?

刘亮程:对。今年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张十年前的照片,我照着画了张自画像、写了一首诗。书签上是“十年皱纹似无增,人与文章早老成”,还有后面两句是“北风吹顶发犹剩,心中万物长有灵”。

就是十年过去,再看当年的照片,内心感觉自己苍老了很多,但是从照片上看似乎岁月留下的痕迹并不太多,就是头发一根根地在掉——当然是风吹掉的。我觉得我在30岁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文章已经很老成,而且那个年代我也已经秃顶了。已经变成一个中年老人,早老了。

不过内心怀揣的那种感觉没有变化。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把内心最初对生活、对万事万物的那种感觉保留住,让它一直延至老年,只要那部分不衰老,对于作家来说,其他的衰老可能就跟树落叶一样。

我觉得作家应该是一个内心如孩童、面目像80岁的老人,他就靠内心的孩童在写作。

澎湃新闻:您至今已经出版过三本长篇小说,去年出版的《捎话》最近还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但您最广为人知的作家身份恐怕还是散文家,因为《一个人的村庄》影响力实在太大,市面上也是一版再版。您如何看待散文与小说写作之间的联系?您的小说是不是在写散文没有写完的东西?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写完之后我就开始写小说了。第一部小说是《虚土》,也是写的村庄,后来写了一部《凿空》,是以新疆为背景去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再就是这部《捎话》。

《捎话》当然不是为茅盾文学奖定制的。它能够进入前十,已经足以显示茅盾文学奖的胸怀,它容纳了这样一本书。

说我的小说是在写散文没有写完的东西,这样讲也是对的。我所有的文学可能都在构建这个村庄世界。这个村庄世界早年我用诗歌构建过,后来用散文呈现了它的轮廓和内核小说,当然也可以说是对村庄世界的另外一种文本的构筑,这样说是没错的。

之所以喜欢写小说是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就不想干那些零碎活。散文写作太零碎,东一篇西一篇,写好长时间,也还是碎了。长篇小说可以让你一两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专心于一件事,让你心无旁骛,反正就这么一件事。小说会让你认真起来,因为你知道它是一个大的工程。

《捎话》,刘亮程著,译林出版社,2018年11月

澎湃新闻:您的写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各种“声音”的迷恋与描写,“声音”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亮程:这跟我生活的环境有关。早年生活在空旷的新疆沙漠边上,能听到的世界的声音,除了村子里面的鸡鸣狗吠,就是大地上刮过的漫长的西北风,带着远处大地的声音吹到村里,我的脑子里灌满了这个世界的风声。后来开始写作时,不管写什么,脑子里那个风声都会时时响起。我也喜欢把我所写的那些事物放到风中去写,因为风声本身就是一个生活环境,尤其在写乡村事物,那些乡村事物一成不变,几十年上百年也不会发生变化。但是有一个东西在动,风在动,风在吹过那些事物,不断地让时间的面貌显示在村庄事物上,所以我非常喜欢风。如果没有风,那个世界就太寂静了。

澎湃新闻:您的故乡和书写对象都在新疆,您觉得与生活在“口里”的作家相比,长年在新疆写作有什么独特之处?或者说,这种地理意义上相对边缘的位置,给您的写作带来哪些影响?

刘亮程:我从来没觉得新疆是边缘的。对我来说,我很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时候,我们村庄旁边有鸟都飞不过去的大沙漠,它离我们非常近,那一场一场的西风离我们很近,还有大地上的那些草木、虫鸣,那些声音很近,这是一个早年的世界。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是他生存世界的中心。

等你长大以后接触到那个地方的历史,新疆也是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它曾经是人类文明交汇的一个十字路口和中心。再后来走的地方多了,也只是感觉那些地方离你的家乡很遥远,而不是你的家乡遥远。每个人都是从他的生活之地获得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的生活之地就是他的中心,也是他所能呈现的世界的中心,不会有其他的中心。

它会影响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和理念。现在我写的作品是这样一种文字风貌,这风貌是一个人站在沙漠边上朝中原看过来的一种眼光。它不是一个内地人看向新疆的眼光。总有一些眼光从边远地方逆向而来看向中心,我觉得中国文学可能也需要这样的眼光,从远处、从我们认为的边缘朝中心看。有一个词叫“胡窥中原”,那些生活在汉帝国、大唐帝国边缘的那些少数民族,总是在窥视中原,中原强盛的时候,他们消失在大地的尽头;一旦中原政权衰败,他们就会蜂拥而出,这些眼光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现在我是作为一个作家,从那个地方射来的一束目光,这束目光是来自天山的目光,来自沙漠的目光,也是来自阿尔泰山的目光,或者说它是来自遥远地平线的目光。一个作家,他总要获得一个点,通过这个点去看世界。

澎湃新闻:这个“点”是您在很早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吗?

刘亮程:当然不是。很早的时候,你只是生活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后来,文学的写作是逐渐在走近自己,你首先看清了自己,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自己的小村庄。当你觉得这个小村庄跟世界一样大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作家了。也就成就了我最早的一本书,《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村庄就是一个人的世界,那个世界看似只有一个小村庄那么大,但它也是那样的无边无际。它是一个人在小村庄里无边无际的梦想,无边无际的孤独和寂寞。

澎湃新闻:您有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位新疆作家?

刘亮程:我没这样想过。我只能是新疆的一个写作者,我也从来不认为新疆是我的家乡。一个人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大的家乡,我的家乡只是沙漠边缘的那个小村庄,一个人的家乡不会太大过一个村庄。尤其新疆那样一个地方,多民族同居,多种文化宗教并存,新疆那个家园应该是一个大的人类家园,那么多的语言在表述那个地方,那么多的不同民族作家也在书写那个地方,所以那样的家园应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类共居的家园。

澎湃新闻:提及新疆的写作者,现在似乎除了您和李娟之外,大众很难再想出其他名字,您的目力所及,有没有其他值得向大众推荐的新疆文学作品和作家?

刘亮程:当然有。我喜欢读新疆不同民族作家的文学。我作为一个汉语作家,当我用汉语写出一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在意我们共同生活的这块地方,在其他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中是怎样一种景象。大家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有着不同的对生活的感受方式,那么这些东西呈现在文学中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风貌。

我们新疆有一位作家叫阿拉提·阿斯木,他用汉语、也用维吾尔语写小说,他的小说非常有意思,是用维吾尔族的思维写出来的汉语,很特别,他的语言有表情,表现力非常强,就像维吾尔族人会用眉毛说话一样,我觉得这种语言可能对中国文学是有意义的,你发现汉语还可以那样写。其实我们汉语在历史上可能经常遭遇这种情况,比如唐代的李白,他带着遥远的草原游牧民族的思维,用汉语写出了完全不同于杜甫那样的农耕民族思维的诗歌。你看他诗歌中那种天宽地阔的浪漫,跟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完全不一样。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游牧精神,而杜甫诗歌一看就是农耕文化的文学。

还有一些其他的少数民族诗人,我很喜欢读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中国读者应该多读。我感觉内地读者对这些文学作品的信心还有限,我期待像上海书展这样的活动以后可以多邀请一些少数民族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