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硕良

“出版人一要观大，二要识小，三要明史，四要知人。也就是说，要有政治敏感，经常关注时势、大局的变化和走向；要有历史人文底蕴，懂得用历史眼光来观察和评估事物；要有专业知识水平，能够抓到关键细节，把事情做深做精；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力，避免遗珠之憾，也不被某些不学有术者所迷惑。”

他的名字和一套丛书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丛书”。

20世纪80年代，年近半百的刘硕良调入漓江出版社，开拓性地引进一套“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漓江出版社随之迅速崛起；花甲之年，他创办《出版广角》，其时，这份创刊于广西的刊物在全国出版界产生了广泛影响；69岁，刘硕良跑去云南创办《人与自然》，并带出“人与自然文库”；72岁，刘硕良当了一回“北漂”，到京城开拓更大的出版领域；75岁了，他仍不肯停下为出版文化的脚步，回到南宁为文史馆效力本土文化研究。

“出版家”三个字，对刘硕良来说当之无愧。他使出版业充满魅力，他为这一行业所创造的光环，至今也在出版界被津津乐道。刘硕良的身上，体现了一个真正出版家的风采。是什么动力促使他全身心付诸出版？他的身上有何魅力，能感召国内众多知名学者团聚在一起？一生从事出版，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酸甜苦辣该有多少？正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所说，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刘硕良，重新评价他的作用和意义，他起到了一个开拓者、摆渡人的独特作用。他在外国文学出版中做的很多事情很多人难以企及，在出版界也无法复制。他带有时代的独特性。

一

1949年11月，刘硕良和4位湖南省新闻干部训练班的班友在班主任廖经天的带领下，参加广西工作团，随军入桂，分配到广西日报工作。从17岁到33岁，刘硕良在广西日报服务了近十六年。新闻工作所积累的历史文化知识、地理知识和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与敏锐、快速的反应能力所带来的工作效率，成为刘硕良后来在出版道路上入门制胜的利器。

然而，命运并非一帆风顺。1965年，因为一宗错案，刘硕良被令服刑三年，接着在多个劳改、劳教单位劳动近15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4月，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安排到广西出版局，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外国文学图书。自此，前半生在新闻和磨难中度过的刘硕良，下半生献给了出版。

同年11月，漓江出版社作为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被批准挂牌运作。自1981年起，主要由刘硕良以漓江的名义，系统地开发外国文学图书。

1985年5月，漓江成为实体，刘硕良担任副总编辑，负责外国文学出版和全社的编、印、发业务。

开放声中诞生的漓江出版社始终坚守、保持了开放的眼光、气度和品格。从《外国文学名著》到《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从《漓江译丛》到《世界中篇名作选》《青年外国文学》杂志，从《域外诗丛》到《国际诗坛》，从单本畅销书到《外国通俗文库》《艺苑人物》……其中虽有另辟蹊径、减少重复、刷新市场的经济策略上的考量，根本着眼点仍在于文化，在于经典的追求和体现。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自1983年问世，至今已出版近百卷，成为中国出版外国文学的标杆。而当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出版没有多少人愿意触碰，刘硕良开放的视野和战略眼光来自什么？

“没有多少人愿意碰触，主要顾虑在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倾向。”刘硕良说，当时很多人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奖事”，涉及的敏感问题较多，翻译出版不好把握，译者也不容易找。此外，丛书规模很大，读者陌生，市场效果难以测控，怕中途出不下去，也是一大顾虑。

令人欣喜的是，这些顾虑和担心更多的不是出自内部。创意者的专业水准和论证依据深深地打动了已然解放思想的漓江人。有关编辑和编辑室、编辑部以至出版局分管领导大多数都愿意接受这个有突破意义和神秘色彩的宏伟计划，认为它能给漓江带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整体上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至于来自外界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刘硕良则认为主要由于对现代世界，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学包括诺贝尔文学缺乏真切的了解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忽略、轻视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解决之道不仅需要论证，更要实证。

为了出好这套有风险更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刘硕良带着社里的编辑潜心苦干，认真细致地做好丛书规划和每一本书的译者选择、书目酌定与译文推敲、前言写作、附件搭配等一系列工作。书出版后，他们及时将样本送请有关专家学者指导，用一本本优质的成果说明出版者并不是盲目崇洋，不是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是以诺贝尔划线，而是在做一个泱泱大国出版人所应做的帮助读者拓宽视野、认识世界、研究借鉴西方现代文学优秀成果的工作。

1983年年中，漓江出版社推出首批《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不久，国家新闻出版署将“诺丛”列入全国重点出版规划，并在首届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将其已出的三种书籍评为一等奖。2015年，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奖，更证实了1992年新疆克拉玛依一位读者的预言：“经过一段艰苦的孕育，会有一位国人的大名出现在这套丛书之上。”

“如果说当年我力推诺贝尔丛书体现了某种魄力和眼光，那也不意味着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和预见，而首先要归因于时代、社会、读者的呼唤和推助。”刘硕良说。多少年来，他每每为国人读书的热情和渴望所感动，同时又不免叹息还有多少好书，应读的书没有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他曾写过一篇《把窗口开大一些》的文章，“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正是他为开大窗口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出版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好书，刘硕良其实也有“走麦城”的经历。

1988年3月，漓江出版夹杂污秽内容的翻译小说《花花世界》，造成了恶劣影响，受到新闻出版署查处。作为主管领导，刘硕良深深感到自责：“当时我被漓江社开创时期的胜利冲昏头脑，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一时的经济困难，单纯追求利润，放弃了应尽的职责。这一深刻教训使我认识到出版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任何时候都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做到这一点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出版人自身的觉悟和素质要随时跟得上社会前进的要求。”

二

抗战时期，少年刘硕良在阅读韬奋的《萍踪忆语》和《萍踪寄语》时，不会预料几十年后的2003年，登上第八届韬奋出版奖的领奖台。

“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集记者、作家、编辑家与实业家于一身的韬奋所代表的方向和积累的经验，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继续保有不灭的光辉和魅力。”刘硕良说，书与刊相通，他在漓江社编辑外国文学图书的同时，推出了杂志型的“漓江译丛”“国际诗坛”和正式的期刊《青年外国文学》。回南宁主编《出版广角》杂志，也不忘沿用漓江社出书的路数和方略。漓江社走向全国以至海外，靠的是广阔的视野和全国性、全球性的目光。《出版广角》要找到长期的生存之道，就必须走出广西，在广阔的天地里集选资源，开拓市场，积累自生能力。所以《出版广角》创办伊始，就抱着“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的一片诚心，为中宣部出版局和国家出版管理部门，以及全国的出版机构特别是名社名人服务，听从他们的指点，关注他们的信息，传播他们的声音，争取站到较高处来观照大势，直指要津，提高平台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刊物还围绕阅读推广，多开接口，走向圈外，吸引了有关学者和广大读者的目光。何满子的杂文、钟叔河的《学其短》、朱正的《编注例话》、于青的“长篇短评”、辛广伟的“台湾出版史话”以及叶君健、许渊冲、许钧等专家的“译事品评”都发表了不少业内外叫好的佳作，显示了刊物的蓬勃气势。

而在云南，刘硕良创办《人与自然》刊物，并推出《我的野生动物朋友》，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首先在云南教育出版社主办的《人与自然》杂志上报道，随后购买版权推出。不过一年零两个月，发行平装17万册、精装2万册、幼儿版4万册，此后每年都会重印几万册。其间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文津图书奖，并名列香港商务印书馆评出的两岸三地“隽永书香十二佳”之首。

一本法国小朋友的书为什么如此畅销，而且叫好又叫座呢？

回顾这本畅销书的特点，刘硕良认为首先是它的内容和精神真实动人地契合了当代世界潮流和社会关注热点。正当人们广泛关注环保问题上所突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这本书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促使人们思考并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热爱野生动物，善待野生动物。小孩子说出的大道理，童趣天真中透出的深长寓意，好看耐看，博得广泛共鸣。其次是拍自非洲荒漠和生活前沿的图片特别精彩，难得。著名摄影师阿兰与茜尔维秉持超前的理念，辛勤地培育了蒂皮，并拍下她从小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一幕幕动人的情景。《我的野生动物朋友》既是独标一格的蒂皮的成长之书，也是野生动物世界的迷人长廊，艺术性很高，视觉冲击力很强。

“当然，出版社能在与时俱进中把握必然，善待偶然，深入理解并果断、快捷、有效地凸显书中的种种潜质，从而达到畅销的目的，也是成就这一美丽故事必不可少的因素。”刘硕良说。

72岁“北漂”商海，刘硕良创立北京硕良文化有限公司，短短三年，编辑了《长河孤旅——黄万里六十年人生沧桑》《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母亲杨沫》等品质效益俱佳的好书。

刘硕良认为，出版好书得有方方面面的条件和合力。其中最关键的是出版人自身的开拓、适应和把控能力。“梅花香自苦寒来”，不努力自然不成，但光有努力也不够，还须有较高的悟性——包括嗅觉的灵敏、反应的快捷和较强的理解、联想与综合加工能力。

“出版人一要观大，二要识小，三要明史，四要知人。也就是说，要有政治敏感，经常关注时势、大局的变化和走向；要有历史人文底蕴，懂得用历史眼光来观察和评估事物；要有专业知识水平，能够抓到关键细节，把事情做深做精；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力，避免遗珠之憾，也不被某些不学有术者所迷惑。”刘硕良说，回想自己的出版经历，似乎没有哪一本好书的制作不和这四点相关。他一直关注政治、经济大势，迎八面来风，持开放心态，从多渠道吸收信息和灵感，即使他以75岁高龄系统梳理广西地域文化，主编《广西文史》和《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及四卷本《广西现代文化史》，也是如此。他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进度、质量均居前列，并在全国最先完成“通览”简编及续编的出版，首次系统展现了古现代广西文化史的全貌。

三

刘硕良的出版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2018年，他编注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自治区成立60周年重点图书《春潮漫卷书香永——开放声中书人书事书信选》出版，收录了改革开放初期漓江出版社开拓外国文学出版过程中收到的众多译著者和读者来信，成为对改革开放大潮漫卷中出版动向、阅读生活的历史见证。很多当事人感慨刘硕良是个有心人，这些信件保留了连他们本人都淡忘的交往细节和出版故事、感情交流。

是的。当年刘硕良在漓江社做外国文学时，也不会想到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可能是在书写历史，但出版过程中收到如雪片飞来的多方来信，他珍惜着。其中，赞勉、期盼之情固然暖心，那些质疑的声音也曾令他沉思不已。

像冯至先生批评漓江社给他的题字酬劳太多——“区区6个字，就报以25元。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如暴利，实不能接受。”

也并非所有的通信都是双方友好而默契的交流。

罗大冈先生被刘硕良催稿的电报追急了，发来明信片直言：“我工作十分忙碌，给你们作序言是额外负担。我并不是你们的专任干部，我的时间不能由你社控制。请你注意催稿方式。”

傅惟慈先生也婉拒过刘硕良请他重译一部名著的邀约，来信解释其中原因是他认为“重译名著，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且自己对于‘名’和‘利’早已不再追求……”

不管是褒是贬，抑或冀望与商榷，字里行间都流露着真情，映照出岁月的印痕，也可以说是时代的记忆、历史的碎片，过去的年代越久就越显得珍贵。刘硕良总是特别感动，在百忙之中总要回复一部分信件，并把收到的信一古脑儿装进大信封，每次搬家都舍不得丢弃，让它们一捆捆，一箱箱跟着自己，从桂林到南宁，从麻村到望园路再到茶花园路。大搬家三次，积累下的信在2000封以上。他相信这些书信会有得到使用的一天。但一茬又一茬的工作堆在面前，使刘硕良无暇顾及。

2010年左右，刘硕良开始陆续整理部分来信，始终进展缓慢。2018年春节过后，漓江社的编辑霍丽来偶然看到了部分信样，如获至宝地要去，很快编辑成书。

这次出版对刘硕良来说是一次特殊的感受。他说：“在编辑过程中，我仿佛与多年的挚友一次次久别重逢，感慨万千。特别是面对不幸离世的故人的往昔音问和迄今未曾谋面的知友的温言暖语，让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唏嘘喟叹，乃至热泪夺眶而出。

“我愿把编辑和作家的关系看成依存关系和师友关系。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鱼水关系，谁也少不了谁。而在共同创造实践中更多的是互为师友，亦师亦友的关系。因为要一起开花结果，编辑和作家多多少少都有在各自领域为师的本领，为友的必需，彼此尊重，精诚合作是和谐发展的共赢之路。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多数情况或一般情况之下，往任一方面的过度倾斜都会影响合作的成色和后果。”刘硕良表示，从编辑角度，视作家为衣食父母和创造之源，放低姿态，服务至上，是无可动摇的。但也不必过于自抑，毕竟你代表的是社会是读者是市场。

几十年来，刘硕良对出版的志向或理念从来没有更改过，那就是“唯好书是求，为好书而生”。好书各有不同，归根到底，要为社会前进服务，为读者需求服务。要经得起时间检验，能给已有的存在增添新的东西。而当下的出版界，正迎着新时代的潮流前进。如何走向出版的良性循坏，刘硕良的观点是，主流并不排斥多样。多样才能真美，多样才有活力。保持良好的出版生态，需要外界的推促和维护，而最需要的是出版界自身净化和强化能力的持续与累积。

四十年来，南来北往，书刊交集，刘硕良先后服务的出版社多达十余家。细想起来，初始他从名著入手，坚持经典，多向开拓，使漓江社起点较高，发展较快，形成一道清新的“漓江风景”；规模宏伟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成功推出，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在新时期出版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闻出版署1991年10月举行的首届外国文学图书评奖，漓江社获一等奖3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3个。获奖总数和一等奖数量均居全国各省区出版社之首。一时几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出版成鼎足之势。

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刘硕良获评“八桂先进人物”，并在中国编辑学会年会上获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颁发的“行业影响力杰出人物奖”，这一年，他已经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