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8月9日，作家周芳携新出版的非虚构类纪实作品《在精神病院》，做客新华访谈，与广大网友分享创作心得。

周芳做客新华访谈

周芳：写作是一场战争

主持人：今年7月，您的非虚构类纪实力作《在精神病院》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了进行创作，您曾长期深入精神病院中体验生活，一开始是否心存疑虑？

周芳：如果说没有一点点顾虑和担心那肯定是假话，因为它毕竟和我先前的写作题材是不一样的。但我想，每一种新的写作都是一场冒险，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一场战争。那么，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不断地去越过壕沟与边界，不断地去开拓自己的疆域。无非说今天我的战地是在精神病院，我要去的、抵达的地方和以往不一样，我写的是人们的另外一种日常。既是战争就会有牺牲，是冒险就会有付出。所以，我对写作过程中可能会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伤害，没有考虑太多。

主持人：近年来，精神疾病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在精神病院》的题材本身也涉及到精神领域、现实生活等多重面向的问题，您在进行纪实文学的创作中，所采取的视角更偏重于哪些方面？

周芳：我更偏重于现实生活。在他们的病例上面经常会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不明原因引起的精神异常”。这个“不明原因”，意即我们很多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说法，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我不是从病理机制去研究它，而是把它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想把它作为“人”的主体放在里面。我通过观察他们的精神活动、他们的日常生活，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生存现状，从而去试图梳理或者是碰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矛盾和症结。

主持人：通过《在精神病院》这部作品您的最终诉求是什么呢？

周芳：我的《在精神病院》和我的另一本书《重症监护室》关注的都是特殊的群体，表现的主题都离不开疾病。说到疾病，“疾病”这个词语在文学作品当中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比如说它蕴含着情感的、人文的、历史的、文化的很多方面的元素。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揭示精神疾病的隐喻，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叫作《我不过是来打个电话的》，他写了精神疾病的原始主义倾向、宗教意义，以及由精神疾病引发的反思。而我的《在精神病院》最终想达到的，也和他有相同之处。我认为每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生活困境，不仅仅是精神病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如何面对它、战胜它。

周芳：写作者应立足于生存现场

主持人：您的另一部力作《重症监护室》是《在精神病院》的姊妹篇，今年7月也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重症监护室》是您最开始创作的长篇非虚构类纪实作品吗？您是因何开始决定去投身创作这一类型的作品的？

周芳：《重症监护室》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非虚构类纪实作品。我是出于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开始投身于这类创作中的。人们对重症监护这个词语，更多的是从病理上、生理上的了解。为什么病人会进入重症监护室呢？当然是因为病情的危急。我在重症监护室生活过一年，如果把重症监护室比作长长的隧道，我穿过这条隧道之后，我才能够发现重症这个词除了有病理上的意义外，还有其他的含义，比如人类学上、社会学上的意义，它应该涉及到社会的公平、人类大同这样的一些话语在里面。

主持人：您在创作《重症监护室》这样的作品时要直面生离死别，甚至是人性的考验。那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对您此后的写作生涯，是否有所影响？

周芳：创作《重症监护室》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更加认识到日常生活的宁静和平和对我是这样的重要，我也更加珍惜日常生活中那些不经意间的小小的幸福，比如和家人一起散步、在家做几道拿手菜。我在重症监护室里，应该说每天都会有两种情绪在交织，一种是战战兢兢，一种是满心期待。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真的就是生死一线。我不知道前一刻我还照料得好好的病人，下一刻钟他还在不在那个地方？在那里真的是希望和绝望、生和死、喜悦和痛苦，不断地交织着、撕扯着我。我曾经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你觉得生活很无望，觉得你在被灰色的情绪所笼罩的话，那么我请你到重症监护室去走一趟。

在写作方面，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立足于我们的生存现场。比如说我的生存现场就是我的医院。因为我是医院的一所学校上班，我每天都要经过我们的医院。一个写作者只有立足于他的生活现场，在这个现场中获得的欢乐和痛苦才最扎扎实实、最有血有肉。比如我跟我的医生一起上班的时候，我会去回访那些康复了的病人，我也会去送那些不幸离世的人去太平间，我在科室里面也会给病人剪指甲、洗手、洗脸，这些和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作家，真的要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万世万物、山川大地，和身边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发生“骨肉相连”的牵扯，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

周芳：作品要忠诚于真实生活与内心情感

主持人：《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都是医患类的纪实作品，在具体创作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周芳：第一本《重症监护室》要更感性一些，因为那时我每天都是面对着伤痛，甚至死亡。我曾经说过这种死亡就像一个大钉子一样钉在我的脑子里面，所以我常常要禁不住跳出来大声呼唤关于活着的意义，我有大量的情感投入其中。到我写《在精神病院》时，我相对而言要更加理性一些、淡定一些了，对生死、名利以及它们背后的东西看得更通透了，因而能以更加从容的姿态去面对，在表达形式上也更加丰富和自由，借助了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文体。

主持人：您作为一位非虚构类纪实作品的创作者，您认为纪实文学所应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

周芳：我觉得非虚构类文学作品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表达，应该带有生活的体温。我对我自身的要求是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忠诚于真实、忠诚于生活、忠诚于我自己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比如当下我们社会的生活形态在不断发生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个非虚构类作家就要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未来，用医学上的术语说就是你要为这个时代测一侧脉搏、量一量体温。

主持人：您今后还会再继续创作医患题材非机构类纪实作品吗？

周芳：应该还会，因为我生活工作在医院，医院是离生命本质最近的地方。我会去关注一些特殊人群，还会写他们在生存当中遇到的困境和挣扎，会写他们那种心灵的蜕变和成长，会写出他们以最大的韧性在黑暗当中寻求到的光亮，绝望中获得的希望。

周芳：写作就是不断突破自我

主持人：您在创作这两部非虚构类纪实作品之前也曾经创作并出版过文集《执手何须倾城》、《沽酒与何人》。散文《执手何须倾城》还曾获得过冰心奖。您认为，创作散文和纪实类文学，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周芳：《执手何须倾城》、《沽酒与何人》这两部散文集的写作路径和视野相对要窄一些。它们是从“我”出发的一种心路历程，虽然也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这样非虚构类的作品比较起来，缺乏一种更为宏大的叙事结构和现场的控制能力，也缺少更加结实承载和修复能力。我写后两部作品的时候，更加有一种自觉性和使命感，把我自己归为生活和作品的一部分。我在情感融入、思考方式、表达形式上也就有更多的尝试。

这种写作心态的变化，应该说还是来自于对写作这件事情本身的思考。因为你不断往下面写的时候，就会想我写作最终的意义在哪里？写作的目的在哪里呢？我知道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写作就是不断突破自我、不断进行自我突围，如果不写作我可能就仅仅是我个体的一个生命，但是我通过写作，我的世界、生活会更加辽阔和丰富。

主持人：您认为创作者该如何平衡创作中文学性与表达现实诉求之间的冲突？

周芳：我觉得它们是没有冲突的。任何题材的创作都离不开文学性，如果失去了文学性就不能称为文学作品。“非虚构”三个字不能成为我们创作的束缚，反而应该与现实生活碰撞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我希望我以“行动者”的姿态走入“真实”的时候，我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实现文学的使命。文学应该恢复对我们自身、对生命、对这个时代的真相，对个体生存的困境以及每个人生活价值的追问能力，把真实的生活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

主持人：关于您的这两部非虚构类纪实作品，您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

周芳：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孝感市精神康复中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的《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这两部作品题材的特殊性，我能够分别到这两个医院生活一年多，这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必要的。我要谢谢你们对我的许可和毫无保留的信任。如果把这两本书的写作当成一场战斗的话，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因为我的背后有你们。我还要由衷地祝福所有的人健康、平安、幸福。

作家周芳简介

周芳，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热爱跑步，做义工。著有《执手何须倾城》《沽酒与何人》《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

周芳新书速递

《在精神病院》 著者：周芳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冰心散文奖的获得者周芳，进入具备新闻与文学特质的非虚构写作，也是她对自己创作极限的一种挑战。这部近二十万字的作品，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神秘的领域——精神病院，面对疾病和痛苦，面对人类癫狂，作者试图寻求人之意义、社会之意义，阐发爱与尊严。

《在精神病院》原名为《17路车》，17路车是一辆开往精神病院的公共汽车，周芳曾经坐着这辆车去精神病院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她以义工、病人口中“周医生”的身份，观察医院机制，观察人间故事，挖掘这些让人望而生畏却与生死、命运相联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故事。她通过观照这些癫狂生命的存在，呼唤理解与爱，正如她书中所言：“在这里，我看到‘人’的存在，即便他们被冠以‘那样’。我仍旧渴望看到爱，自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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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驻足精神病院，去观察非常人的病院常态，无疑是一项艰苦的精神挑战，然而世间的痛苦与深情，也正是在周芳颇具魅力的文字下被一一展现。现代社会的压力日增，现代人的精神疾患层出不穷，书中所写的由于情感破裂、由于考试压力、由于事业混乱等等，导致了一系列精神变态的产生，也让人开始反思精神疾病在这个社会之下如何得到纾解，如何被疗救的方式，从而呼唤爱与理解。

《重症监护室》

作家周芳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深入孝感市中心医院做义工，然后写出了非虚构文学《重症监护室》。

这本书是作家通过一天一天的目击，一件一件事的记录，去“认识生命的犹疑与不确定”，去直面痛苦与死亡、纠结与虚无、无奈与尽力，并因此懂得更加珍惜人生的一份真切记录。全书聚焦于这样的感动：“为了‘活着’，有多少人在默默付出。”

当周芳在重症监护室这个天天面对生命的脆弱、死亡近在咫尺的逼仄场所，去关注“那些战斗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在疾病和死亡逼近时，用他们的医术、爱心、信念，如何挽救一个个濒危的生命”的一个个场景，去面对一个个痛苦的人、绝望的人与死神搏斗的呻吟或者哀嚎，同时也完成了从一个晕血症患者在司空见惯的痛苦中转变成一个“女汉子”的过程，她也就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活着的实在不易。

上海有一档纪录片节目，叫“人间世”，通过一个个真实镜头的纪录，关注医生、关注患者，关注生命，引发大众关注。而周芳的《重症监护室》正是用作家的笔触，去写下这世间的真实，同样具备扣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