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出版通史》方厚枢 魏玉山 著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一重要节点，有必要对中国出版的发展进行回顾与阶段性总结，以使之更好地进步。本期学术周刊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进行专访，回顾中国特色出版制度发展历程，探讨媒体融合背景下中国出版如何进一步发展。

出版制度的中国特色

记者：您从事出版研究工作30多年了，首先请您谈谈对新中国出版业的认识与感受。

魏玉山：我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生之人。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是70年代初上小学第一次拿到了课本，这是与图书的第一次接触。除了课本，没有参考书，没有其他课外读物。直到小学毕业才从亲戚家看到了无头无尾的《三国演义》《苦菜花》等书。1980年到县城读高中，才有了逛书店书摊买书的经历。现在家乡的孩子，多数3岁开始上幼儿园，在老师带领下读书；村里有农家书屋，还可以经常带孩子去城里逛书店，网购还可以买到更多图书。获取图书已经易如反掌了。这是我对出版业发展变化的一个感性认识。

我1986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出版研究工作，接触了大量材料与数据，对新中国70年出版业的变化，有了更多理性认识。单看全国出版图书数量与种类的一组数据对比1949年，全国出版图书8000种，总印数1.05亿册，不及现在一个出版集团或大型出版社年图书出版数量，文化的低迷使得出版业成为无米之炊。不仅图书出版数量少得可怜，期刊的出版更为凋零———1949年全国出版期刊257种，总印数0.2亿册。这就是70年前中国出版业的主要数据，也是新中国出版业的起点。2017年，全国出版图书51万余种，其中新书25.5万种，重印书25.7万种，总印数92.4亿册。这个数字不仅是70年前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世界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中国已经成为图书出版数量第一大国。除了图书以外，2017年我国期刊出版总数超过1亿种，年总印数近25亿册，也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图书品种与印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出版规模与能力，还折射出文化科技创作的能力与国民阅读的水平。

记者：您曾说过，中国特色的出版制度是与新中国同步建立的。中国特色出版制度具有怎样的特色与优势？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魏玉山：是的，新中国出版制度是与新中国同步建立的，是新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9年逐渐建立新社会、新制度，开始探索出版制度，至1956年，新的出版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趋向成熟，中国特色的出版制度也日趋稳定。

中国特色出版制度，最首要的特色是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逐渐形成了党的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统一、行业自律与企业自主运营相结合的出版管理模式，建立了出版单位主管主办制度与属地管理的基本原则，以及从中央到省市区县的四级出版管理体系。

其次，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出版经济制度，形成了在出版环节国有资本居于主导地位、在编印发供等各个环节非公资本有序进入、在印刷发行及数字出版领域非公资本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出版格局。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保留一部分民营出版印刷发行机构的同时，按照专业化、区域化布局的规划，逐步建立中国出版格局；1956年后经过公私合营，所有出版单位都转国有；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放宽限制，非公资本渐次进入发行、印刷、选题策划、数字出版等领域，形成现在的出版格局。

另外，建立了编印发供、产学研贸等门类齐全的发展相对均衡的出版产业体系。通过对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把按事业单位管理的出版社转为企业，然后再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并组建出版、印刷、发行、报刊等集团，打造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市场主体，出版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对经济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相比发达国家出版高度集中的特点，我国每个省甚至市都设有出版发行机构，使出版物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均衡性，从满足出版、发行与阅读需求来说具有一定优势，同时也与我国多民族、多语言的国情相适应。

此外，还建立编辑出版人才评价体系，实行了编辑出版职称制度，开展编辑出版执业资格考试与注册制度，实行了执业资格准入和岗位培训等，出现了人才兴业的局面。建立出版物质量管理体系，对图书、报纸、期刊等出版物的质量，从内容、编校、设计、印刷等方面进行管理，引导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出版价值导向考核评价体系，对出版社、出版集团、报刊出版单位、互联网出版企业及图书发行企业等实行社会效益考核，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出版价值观。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出版法规体系，形成了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在内的出版法律制度，为依法管理奠定基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比如覆盖60万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体系，解决了农村居民读书难的问题，这项前无古人的工程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农村阅读基础设施。建成外宣与外贸相结合的出版对外传播体系，发挥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在资本“走出去”、出版物“走出去”、版权“走出去”、人员“走出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等等。

在融合中转变出版观念

记者：自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至今，媒体融合已经从融不融合的讨论进入如何深度融合阶段。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深度发展，发挥其优势？

魏玉山：相比媒体领域在融合方面的快与远，出版领域相对较慢。受新媒体影响，相较传统媒体在阅读量等方面出现断崖式下滑，纸质图书阅读量则未出现大幅下降，甚至印刷量还在不断上涨，从这一层面而言，传统出版所面临的形势远不如传统媒体严峻与紧迫。同时数字出版整体收入不高，即使做得好的出版机构，其数字出版收入在总收入占比中还不到10%，缺乏经济驱动，吸引力就小，媒体融合意识也不会高。

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深度发展势在必行。一是读者在转屏，单看这两个数据就可以说明：2018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已经高达76%，而传统图书阅读率增长缓慢，降到59%。二是从出版产业发展趋势来看，传统出版收入增速在逐年降低，而数字出版收入增速逐年增长，比如2018年传统出版的营业收入增长3.1%，而数字出版营业收入增长接近18%。三是从出版发展规律来看，融合地好，发展就好，因为融合能带来新空间、新形态，促进出版发展多方位发力。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不是此消彼长，而是此长彼长，两者融合既能保持传统出版优势，又能发挥数字出版优势，提升中国出版发展速度与质量。当然，不同出版机构，实现方式也不尽一样。比如教育出版领域，可以结合慕课等教学产品的数字化、教材教辅内容的数字化实现出版融合。大众出版领域除听书模式外，还可以进行深度IP，开发影视、动漫等衍生品，或者与VR或AR等技术相结合。专业出版领域，过去以数据库为主，近年来也开始依托专业知识资源，开展精准化知识服务。

记者：中国出版工作者需要或正在进行哪些转型？

魏玉山：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专业化，还是需要出版工作者术业有专攻。在出版融合的大背景下，有的出版社要求传统编辑短时间内掌握数字技术，变成复合型人才，是不现实的。还是要发挥各人之所长，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具备一定的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

对于出版机构来说，加快出版融合与推动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出版机构管理者观念的转型，特别是出版机构主要领导的观念转变，通过观念的转变，来带动出版机构战略、组织结构、人员的调整与转型。

在书香中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出版最直观的呈现方式就是出版物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场所。近年来您多关注“建设书香社会”，在这方面有哪些新的探索与见解？

魏玉山：建设书香社会，儿童阅读是关键。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儿童阅读的深度决定了民族精神的高度，决定着民族未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儿童阅读问题，并采取了许多措施推动儿童阅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中国儿童众多，且大量儿童生活在广袤的农村，城乡之间儿童阅读的差异很大。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近三年来农村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阅读量等主要指标低于全国平均值，并呈逐年下降趋势。2018年我国农村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77.1%，全国平均为80.4%；2017年农村未成年人阅读率为79.7%，全国平均为84.8%；2016年农村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1.6%，全国平均为85.0%。不仅阅读率低于全国平均，人均图书阅读量也低于全国平均数：2018年我国农村未成年人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02本，全国平均为8.91本；2017年农村未成年人阅读量为7.44本，全国平均为8.81本；2016年农村未成年人读书量为7.28本，全国平均为8.34本。

造成农村儿童阅读水平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农村家庭收入总体低于城镇家庭，可用于儿童学习支出的数量低于城镇；农村阅读设施，包括书店的普及程度不及城镇，农村儿童参加阅读活动的数量较少；农村家庭阅读习惯没有建立起来，亲子阅读行为少于城镇，等等。农村儿童面临着不会读书、不愿读书、可读图书少等问题。

国内外研究表明，阅读习惯的养成要从儿童抓起，农村儿童阅读习惯培养尤为紧迫、尤为重要。为此，建议把儿童阅读问题，特别是农村儿童阅读问题上升到全局高度和战略高度，制定促进儿童阅读的法规和规划，做好儿童阅读的顶层设计；对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儿童阅读书报发放计划”，加大投入，加快普及力度；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在农村儿童阅读的引航作用。针对农村的生活特点，利用周末、传统节日等开展儿童阅读活动。发挥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儿童阅读中的作用；在农村中小学学校开设阅读课程，培养读书的种子；鼓励大学生假期回乡或去农村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虽然数字阅读有很多的优势，是一种新的阅读潮流，但是在农村儿童阅读推广当中，要把读书作为最重要的、最基层阅读方式，让儿童亲近图书、远离手机。

相比农村儿童阅读，城区儿童阅读状况要好很多，但也存在社区阅读场所缺失的问题。特别是进行老旧社区改造中，在规划老年人活动场所、商超等之外，也建议同步规划阅读场所，让孩子们不光物质上富起来，精神上也要富起来；不光身体动起来，头脑也要“活”起来。

记者：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如何充分发挥出版的作用？

魏玉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内容有了，如何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相比电影电视，文字出版不如前者直观生动、容易被接受。但文字出版也有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不会转瞬即逝、不需要像新媒体那样借助外在设备进行数据资源支撑，可以激发想象力、深度品味，在长期使用和广泛传播中更占优势，这对于文化的长期传承来说很重要。

在讲好中国故事上，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各有优点。不同载体承担不同功能，可以发挥各自所长，比如加强宣传效果用影视更好，对人们进行润物细无声地熏陶与启迪还是要图书。具体到中国出版，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发挥文字在讲故事中的独特魅力，用丰富的富有感情的文字、精美的图片表达动人的故事，其所产生的力量与发挥的影响会更加强大与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