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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跃辉:心灵、命运和未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甫跃辉  2019年08月10日09:03

我的故乡保山在中国西南的西南,已经挨着缅甸了。然而,我小时候很长时间里都以为保山在中国的中心。我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看的都是北京的,北京刮风,我便以为我们那儿要刮风;北京下雨,我也以为我们那儿要下雨。也不知道错了多少次,我才忽然惊醒,保山和北京离着几千里,北京的风雨,轻易是到不了保山的。忽然从中心的迷梦里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非但不在中心,而且是在边缘的边缘。

一直在这边缘又边缘的地方生长到19岁,通过高考,我去往2500公里外的上海。说实话,这并非计划中的事。高考前是计划考去北京的,然而,报志愿时才发现,那一年,我心仪的那所北京高校没到云南录取中文专业,而我心心念念要读的就是中文。没办法,换所学校吧,就这么稀里糊涂到了复旦大学。两个月后,到了外滩,望着陆家嘴林立的高楼,眼皮底下奔涌的黄浦江,熟悉的旋律不禁浮现心头,“浪奔浪涌,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人世的苍茫。想起来,几年前有位老乡就说过让我考到上海。莫非这是所谓的“命运”?

我其实是不相信“命运”一说的。“命运”在我们的语境里,似乎是一条早已划定好的线,上升下降曲折跌宕,无论你努力也好怠惰也罢,最后都是一声慨叹:“这就是命啊!”然而也有人想改变“命运”,消极的是找算命先生算命,看看未来是吉是凶,看看如何趋吉避凶。积极的呢,自然是只能靠自己。岂能将一己之命运拱手托付他人?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命运”,并非这个可以由算命先生或自己加以“改变”的命运。我想说的“命运”,指一切已然发生的、指向特定方向的不可更易的事情。于我来说,出生长大于云南,学习就业于上海,这就是我的“命运”。还有一个命运,那就是大三那年,我渐渐不怎么写诗了,而是趴在电脑面前敲击键盘写小说。一篇小说写出来了,很快有了第二篇、第三篇,然后,发表了……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写作将成为我此生的“命运”。

写作至今,10年有余,我常常问自己:你写了些什么呢?这些东西真值得写吗?你把它们写好了吗?答案是什么,我也不能确定。这几个问题最简单的是第一个吧,就连这,我也是看了别人的文章才意识到的:我小说里的人物,往往生活在云南或上海,或者同时生活在云南或上海。这些人物当然不是我,却有着我强烈的个人投影。

这其实不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将人物限定在一个具体的地方,也不喜欢当下很流行的地域书写,无论那地域是实有的还是虚构的。我只想写人,普遍的人,并借由对这个人的书写,去书写全人类。哪怕我只写了一个人,我也执意使上书写全人类的力量。然而,这真的可能吗?

我渐渐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我得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我今年35岁,云南,上海,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各自占据了我生命的一半时光。这两个地方对我意味着什么?云南有高山大河自然百态,上海有高楼大道科学科技;云南有众多民族,上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上千万移民;云南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上海有多种时尚潮流……几十年来中国的巨变人所共见,如果把云南和上海当做我的两只眼睛,我相信,在对比中更能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化的细微之处。

变化了的,又岂止是外在的物质?更有内在的心灵。所谓相由心生,反过来,外在的物质也是可以影响内在心灵的。怎么影响呢?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生命是什么?人是什么?一个时代是怎样的?这个时代的人性是怎样的?以极大的热情去探究、呈现、质疑、理解这些……这正是众多写作者的“命运”。

生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用中文这种古老的语言写作,这是我的命运,也蕴藏着我全部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