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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少年心,最珍贵

来源:羊城晚报 | 朱绍杰 郑晓欣  2019年08月08日07:51

继畅销书《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大国志》后,摄影家严明推出最新个人随笔集、成长三部曲完结篇《长皱了的小孩》。

生活在广州的安徽人严明,是一位70后,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法国“才华摄影基金”奖得主。从中学老师、摇滚乐手、唱片公司企宣、报社记者,到如今成为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严明始终诚实面对内心。在这本图文书《长皱了的小孩》中,30余幅摄影作品,呈现出严明生命中的决定瞬间——他用镜头呈现亲情、友情、故土、远方,用创作跟世界对话,记录那些生命里的奇缘,那些追梦路上的人和事、困惑与坚持、理念与执念。

导演贾樟柯说,看严明的照片最主要的是他的诗意,他的每张照片都传递着这样的诗意。事实上不是他捕捉到这些诗意,是他创造了这些诗意。

经历过的事情,想用文字去谈谈

羊城晚报:这是您的第三本书,更多的是私人的感情和故事。这本书的写作契机是什么?

严明:这三本书是有关联的。作为一个摄影师,原先想的就是要出自己的画册,就像一个歌手想出一张CD。但我第一次获得的机会却是出版文字书,所以就有了第一本《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第二本《大国志》应该是第一本的前传,这两本书出版后,我以为我的愿望都达成了,跟出版界应该就不会再有什么关系了。

想不到,隔了四年多,我的家庭出现了一些变故,我的父亲得了肺病,从病情逐渐变重到卧床、离世。家庭的事,对我冲击很大。另外一个方面,是明显发现自己到了中年,到了人生半途。前五六年别人还说青年摄影师严明,这几年,已不会再这么介绍我了。父母健在的时候,往前的路上有什么事总有人给你挡着。他们不在了,你就到了第一线。我是比较敏感的人,经历的这些事情,都会记住。于是我想,是不是可以用文字去谈它,给自己找一个出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羊城晚报:这本书和前两本书在风格上有变化吗?

严明:我觉得变化很大。现在翻第一本书,觉得那时候轻松、潇洒、浪漫、自得,而我辞职了,好像一个身骑白马、壮游四方的游侠一样,觉得自己有理想,好像比别人更能看明白很多事情。现在其实有点沉重。我自己都觉得这两本书不像一个人写的。这也许就是年龄带来的伤。

羊城晚报:这本书的题目是怎么定下来的?

严明:是2017年参加一次演讲的时候,我讲了这段话。我说,少年心,最珍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其实没有大人,只有长皱了的小孩。我当时是给自己解嘲壮胆的,没想到却安慰了一众大人。随后,网上好多人传阅这句话。在这本书写到末尾的时候,这个概念又浮现出来了。交稿后,等待的那一两个月,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跟我老婆说,这书就叫《长皱了的小孩》。就这么定了,也通过了。原来叫《远未抵达》。

羊城晚报:在写作过程中,有的作者会克制自己的情感,您在这个方面如何作出取舍?

严明:也有这种克制,以前的编辑就跟我探讨过。我这三本书,我的写作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写自己。其实写自己挺难的。实际上我以前的一些经历我是没有写的,比如说我以前做乐队的经历,只字不提了。我认识几个做纪录片的导演,他们过年回家,想拍下爸妈,哪怕偷偷把相机支在角落里。但他们发现,难。亲情是伟大的,但我也不是无条件地赞美它,肯定是有所回避的。

写作,就要把真话讲出来

羊城晚报:看您的书会发现,您在讲故事的时候细节挺丰富,而在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时则比较直接。这跟您之前的职业经历有关系吗?

严明:有。我觉得我现在性格是比较平和了。我从箱子里翻出两本以前的日记,是以前搞乐队时候的,翻开我自己都吓坏了,那个字写得龙飞凤舞,不按格子来,写得两三行宽,写大字,而且还很愤怒,骂人,比如今天遇到什么什么人和事了,“绝不原谅”,不知道打上多少个感叹号。后来到报社和出来以后,就好像不是这个性格了,也可能是年龄原因。

另外,见了各种人和事,我习惯思考,探究一些事情的本质。写书给别人看,我觉得就要把真话讲出来。这个社会不缺隐晦,缺少的是坦诚。听别人讲话,看别人的书,无非是想得到两三句话,点醒一下,点燃一下,值了这三十多块钱。我觉得书是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我以前看书也不多,这两年我自己觉得,每年还是要多看一些书。

文字跟摄影的共通之处就是真诚和敏感

羊城晚报:这是一本图文书,您觉得文字跟摄影有什么共通之处或者区别吗?

严明:共通的就是真诚和敏感。第一本书写完的时候,我跟编辑聊天,我说你看我这些年没怎么看书,也没有时间留心网络写手在网上的情况,也没有学过他们。编辑讲了一句话,幸好你没有学。我只有这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把真情真话讲出来。

下一步的想法还是出画册,或者去干别的事情,因为自己干的不是文字阐述类的。也许我会去参与电影,但我更想出画册。今天开始写,我过年又可以出一本,但我觉得没必要,我要讲的话讲完了,至少目前讲完了。

羊城晚报:当代不少摄影家都会拍海量的作品,然后再把这些作品在编辑的过程中形成一个逻辑。您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严明:我也是这样,我一定是作品先回来再去给它梳理定名。而且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在媒体里,你是一个战士你是一个兵,你是完成式地去做这件事。后来自主做的时候,发现摄影师是对你有感觉的这个情景负责。对摄影,我一直持结果论,你搞定了就是搞定了;你搞不定,说再多废话都没有用。而且后来我不想做图片故事了,我想做有故事的图片,而且每一张照片,前一张和后一张不必要有联系,摄影就是个四边框。当然它们可以有一个总的归类,因为它跟你的喜好和你寻找的方向一定会相关。

羊城晚报:您如何给自己的摄影定义?

严明:我曾在分享会的时候讲,这一二十年我在国内的摄影界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我成功地躲过了很多标签和一些评论家对我的定义和归纳。有人说你这是拍纪实摄影,可以,我就是行走拍摄,活人活物,就这么干的,没有人比我更脚踏实地的了。但是,我还参加过很多现当代摄影展,他们觉得我的东西是超离现实的,或者说是很有当代感的。

这些都不重要。我敢把那些照片叫“大国志”,我可能门都没出,却定个题叫“大国”,这不是神经病吗?但如果你拍得够多,就会觉得还配得上这个名字,就先用这个大框来装它吧。而且,在我的画册里,我拍一只鸡、两只鹅,我也叫“大国志”,我拍一个女孩子穿内衣,我也叫“大国志”,没有人跟我讲这个和这个不搭,我风格统一,我觉得这最后都可统一到作者身上。所以我说,东西摆在那里,主题跑不掉。太多人是没有动身之前就给自己戴上手铐脚镣,那是没有必要的。自己去游历吧,先把照片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