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江南在何处？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什么？作家黑陶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异质性的，“就我而言，江南是一个巨大、温暖的父性容器，它宽容地沉默着，让我任性地在其中行走和书写。”这必然是一个久被遮蔽的江南形象，它激烈、灵异，又质朴、深情。

如何描摹这个江南？黑陶的江南三书——《泥与焰：南方笔记》《漆蓝书简：被遮蔽的江南》《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从时间、空间和人三个维度上给出了答案。《泥与焰》将个人的成长和土地、时代、社会的演进融合在一起，提供线性时间的江南；《漆蓝书简》则是作家亲身行走在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五省50个乡镇后，勾勒出的江南地域空间；《二泉映月》则通过16位亲见者的回忆呈现出一个典型的江南人物阿炳。近日，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和上海五峰书院共同主办的“江南三书”新书分享会上，黑陶和评论家何言宏、黄德海，作家赵荔红共同探讨了江南的文化内核和书写。

在黑陶看来，江南有两个元素，一个是火，一个是海。“火与水，从局部来讲都是柔弱的，一点火一下就可以按灭，一杯水也微不足道，但两个元素结合成非常大的集体时，就有摧毁洪荒的力量。”这也是他将江南看作是“生命的父性”的原因。何言宏认为这是黑陶独有的江南，而每个人对江南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我们对黑陶的阅读，不是让我们心中的江南去靠近它，而是启发每个人勾画出自己的江南。”

事实上，黑陶的江南是他作为写作个体的感受所得。“一个写作者的关键就是他写的东西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内心去发现，而不是一个已有的概念。”黑陶的家乡在江苏宜兴丁蜀镇，这里盛产紫砂茶壶，被定位为中国陶都。他即是在烧制紫砂壶的窑厂边上出生的，烧陶器的火焰一直刻在他的生命和文字里。海则是谈起江南时常常被忽略的元素，然而在江南的地理空间内，有一片巨大的海域，这里曾是中国人下西洋的出海口。夏季台风天吹来的海风，不知不觉中也影响了黑陶的写作。

黄德海将黑陶的江南定义为“行走的江南”，因为黑陶行走在江南众多的小镇中。“江南的核心层面，当属乡镇。”黑陶偏好以小镇勾勒江南的文化疆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德海认为，他丰富了江南的概念。“他写到土地、乡村，有时候也写到城市，但两者都不像我们想象的江南，更像是汉语言文化的江南，却不是柔弱的文人式江南，而是用汉语写作出来的行走的江南。”

某种程度上，作家对江南的书写，是在从文字上重新唤回它的差异性。如赵荔红所说，“时代的发展，技术和交通的发达，使得很多文化的差异性在减少，如楚地文化、齐鲁文化、江南文化的差异性在慢慢减少，而差异性恰好是文化丰富性的重要所在，怎么呈现差异化？我们从文学上重新找到差异性。”在黄德海看来，江南本质上是开放的江南，“所有地域的文化都是双向产生的，这当中有自觉选择，也有被动选择，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西方文化跟我们原有文化交流、运转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南成为一个崭新的江南，不再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江南，它必然存在一些尖锐的现实因素，当下的文学就是处理这个崭新的江南。“江南是一个带有重复性思维的江南。”

黑陶的处理无疑是更深重，他偏好重的词、重的色彩、强烈的温度。这和他特别强调语言有关。“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公共性的，日常的文件、通知、新闻都是公共性的语言，没有个性，看不到这个语言背后的特殊的人，文学语言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语言的个人性。中国作家的工具是汉字，就看有多大的能量，把四千个汉字变成个人的特性，打造属于你个人独特的字词、语言。”

因为同时是一位诗人，黑陶也常将诗歌的跳跃性放诸在散文里，他会用十几种手法来写河流，包含十几个河流的意象。何言宏认为这是黑陶的一个特质，“诗歌创作经验以及语言的锤炼，使他们的散文写作在文体、选材内容以及表达上，区别于纯粹作为散文家的散文，也区别于小说家的散文。”黄德海表示，黑陶的文章一个典型的风格就是“有意地试探将很多东西怎么放进去”，“他的散文写作是有一个语言系统的，怎样尝试把其他东西放进文章里而不突兀，就变得非常重要，这是对语言边界的重新试探。”寻求多种对江南的表达方式，也是在多重维度上丰富江南的形象。

这种探索会给书写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写作50个小镇中时，有一篇中黑陶用了十几个公共语言，组成了一篇文字。“我到了那个镇以后，发现它的街头的公共空间里有很多的文字说明，有他们政府的一年计划，有一些，还有店铺里酒的价格、茶馆转让等。我觉得当你走到那里，不用自己主观写一个字，把所有公共语言结合在一起时，那个乡镇某种本质的面貌也就得到传达。”

任何写作者，童年、故乡是永远能量的提供场，黑陶生活的南方小镇，让他获得了宿命般的成长，也注定了宿命般的书写。何言宏看来，黑陶对江南的书写，是将自己作为孩子来表达父性的江南，和西北、东北作家表达父亲西北、东北时的阳刚、开放、豪迈不同，黑陶表达时，是内敛的、沉静的，“黑暗当中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它的一点点细节，以及广大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