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小说结构来看，宋尾的这个中篇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是：楔子、上部（1-4节）、下部（5-7节）。楔子里的一些信息（据说，今年是重庆“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提醒我们这是2016年的事情，而楔子尾端，“我”收到杨青的信息（“还记得歌乐山上的杨青吗？是我。”），则将地点从“我”正在度假的金佛山移至一百公里开外的歌乐山。关于歌乐山的描述（为什么我这么清楚？二00六年我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我就是在精神病院遇见杨青的。）进而又将小说的时间从当下移至2006年。这里提示的便是上部的主要内容，以上山始，以下山终。

2006年发生了什么？换言之，推动“我”与杨青在精神病院见面的契机是什么？——因为“我”出现了精神危机，关于这一点下文也有补充，因为“我”的女朋友背叛了“我”，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并无一个可以交心的人，于是辞了工作，想要过一段独居的、审视自我的生活。朋友顺势将“我”介绍给歌乐山精神病院的院长助理申飞花，而同杨青——这个曾在佛图关捉鬼的异人——见面，则是申飞花促成的。作者在此略略交代了杨青的背景，他的经历使“我”回想起这个人，而与杨青几个月来的交谈，则令“我”确认他的精神极为正常。这是小说里关于杨青的第一次推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杨青这个人，绝不是什么‘神经病’。”做出这一判断，其中既有申飞花的陈述因素，在后者看来，杨青与“我”都是这个精神病院里最正常的病人，正如“我”来这里是为了散心，杨青来这里则是因为其父授意的软禁。此外，“我”之所以认定他精神极为正常，也与杨青帮助“我”走出心理阴影有关。他耐心听叙述者讲自己的故事，接着又分析了叙述者的焦虑根源。说起来，“我”在下山之后生活之所以迅速恢复到常态，与杨青那富有洞察力与理解力的开导多少有些联系。尽管如此，第一次推测还是留下一些疑点，譬如说按照杨青的说法，他们那次佛图关捉鬼之行，是他从群里挑选出了最活跃的一位网友“零点的鬼”充当领队，而作为群主的他原本就没有参与这次活动。也正是因为那位网友向记者爆料，使他上了新闻头条，并且随后被自己的父亲押至精神病院，杨青怀疑是这个网友在背后暗算自己。然而，在“我”与申飞花的最初交谈里，杨青恰恰是那次活动带队的人。又如杨青与“我”在谈到配偶时偶然说出的那句话：他的女朋友跟他在一起，但他不想失去她。这一逻辑倒错的陈述让“我”怀疑杨青的精神并非全然没有问题。

在下部卷首，勾联起上卷的疑问再次出现（“还记得歌乐山上的杨青吗？”），不过这一次的时间回到了2014年，也就是楔子部分与上部之间的时段（当然，我当然记得。我不光记得，我还见过他。那是两年前，在市新闻发布中心。），在这一时段里，另一个“杨青”出现了，其其身份是新区发改委主任，名字却变成了高鸣。谁是“杨青”——杨青从此开始被打上引号——或者说，高鸣是谁？“杨青”是那个“我”在歌乐山遇到的人文学者，“他是如此渊博，谈吐不凡——对于文学、人文有着深刻的洞察”，而此刻站在发布会大厅主席台准备发言的高鸣，则是对经济、金融侃侃而谈，其中观点、数据、逻辑、结论无不严丝合缝的专业财经官员。在第一次推测中留下的疑问，连同高鸣的出现，无不让“我”对“杨青”身上的诸种谜团产生了调查的兴趣。但此时的调查仍然停留在庸俗心理学的猜测阶段，这一次“我”推测“杨青”之所以变成了另一个“高鸣”，是因为经过了山上的治疗，这个人“终于成为了他父亲期望得到的那种人……他将会不断升迁……这也意味着他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执念，他那我并不知道的坚守的东西”。下部第5章“重逢”与第6章“隐身”是小说关节最复杂的两章。如果说楔子与上部都还是时序稳定的叙述，那么这两章便往返于2014年与2016年之间。第5章起于两年前“我”在新闻发布会遇到高鸣，讫于两年后“我”收到高鸣的信息，与他重逢于医院；第6章既接续了上一章的前半部分，继续讲述“我”在遇到高鸣之后，又和申飞花见面（而正是这次碰面，为接下来的调查铺筑了可行的前提），也衔接住了上一章的后半部分，重新回到“我”与高鸣的谈话中。第5章与高鸣的重逢（他绽开脸，挤了一个笑：“你是不是还调查过我？”我没想到他来这么一出，又这样直接，一时怔住了。），引入了“我”关于申飞花的记忆。

后者在那次青木关镇的采风活动里，向“我”透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杨青”的确有精神分裂症：“他的脑子里存在着另一个人，有时那个人就会说话。只是在他看来，两个自己都是正常的”，这一次证词连同“我”随后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根据记述，逝者是一位独具个性的女孩，崇尚自由，酷爱公益，大学毕业后，应学校号召去了香格里拉大山深处支教，一年后，也就是二00四年十一月不慎在崖边失足堕江，至今无踪。后面还附着她的一篇支教手记，读完她的手记我回头查看照片，结果在一张合影里，我看见了他——高鸣。那位落水的女孩，名叫杨青），这让“我”做出了第二次推测：高鸣因杨青坠崖精神分裂。“我”在这种疑惑的回忆中回到与高鸣的谈话，也就是第6章的后半部分，高鸣向“我”坦承了杨青的坠崖细节（“可关于她的死，你不一定了解。”）：两人在大学毕业后一同前往云南支教，但是由于异性不能在同一所学校，他们被分配到了虽然毗邻却相隔遥远的两个镇上，而后又各自出轨，互不原谅。因为种种矛盾激化，愤怒的高鸣在悬崖上临阵从“心中”退出，这番在事后看来幻想与事实掺半的陈述又修订了叙述者的第二次推测，即是高鸣将杨青推下山崖，由此精神分裂。这种推测此后又在高鸣遗留下的日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高鸣遗留给叙述者的一批藏书中，有他的一个日记本，那些随手写下的话似乎既佐证了高鸣生前对叙述者的告白，也证实了叙述者本人的推测。这份日记结束于2004年11月2日一句似是而非的话：“死是一件轻易的事，有时候需要做的不过是轻轻一推。”“我”在网上查了杨青的失踪日期，恰恰也是这句话被写下的时间。

此外，高鸣的另一份陈述无疑又与申飞花透露的第二件事构成了互文关系。申飞花告诉叙述者，在“我”下山之后，歌乐山隔壁的璧山县发生地震，精神病院的病人闹出一些风波，有些人集体跑到院区中央，还有的人从后门逃窜，但第二天清点人数，一个人也没有少，倒是看管高鸣的保安老张坠崖了。最后申飞花还不忘附加一句“幸好，跟院里无关”。但是高鸣则告诉叙述者，震时医院中坠崖的人，正是那个“零点的鬼”。他不仅是在歌乐山精神病院看管高鸣的保安老张，也是此前高鸣从群里挑选出来带队前往佛图关捉鬼的人——还是更早些时候杨青在支教时出轨的对象。高鸣坚信，因为他获悉了自己是杨青之死的罪魁祸首，所以在杨青死后，他先是匿名混入论坛博取了高鸣的信任，借机将捉鬼这件事透露给媒体，随后又充当了高鸣父亲的帮凶，在医院看管高鸣。高鸣之所以将这三个人“混为”一个，是因为地震那晚，从医院后门逃出的便是他，而保安跟随在其身后，“追着说，我是‘零点’呀……还记得被你推下山崖的杨青吗？”保安将高鸣摁倒在地，高鸣以为是杨青的情人来复仇了，也一时血灌瞳仁，起了杀心，作案结束后又将他背到垭口，推下山谷——与杨青一致的归宿。在这番讲述的四天后，“我”接到吴妈的电话，她告诉“我”高鸣从楼顶跳了下来。高鸣最终选择用与杨青、“零点的鬼”一样的方式离开。需要注意的是，在第六章显然是存在着两份证词比对的工作。第一份证词是申飞花关于高鸣精神分裂的论断，这一论断在叙述者查到的新闻、高鸣的讲述以及他的日记里都得到“证实”，第二份证词则是高鸣精神分裂的症候显示：只有一个精神分裂的人，才会将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杨青在云南出轨的对象、天涯论坛上的ID“零点的鬼”、歌乐山精神病院的保安老张——混为一谈。

可是，第三次推测随后又在叙述者以前的同事，“同时也是支教者协会的地区组织人之一”，且至今仍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山村支教的郑坤那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他并不认识高鸣与杨青，但听说过这一风波，即虽然无法确定是杨青主动跳崖还是一不小心踩空坠崖，但“反正——不是那个男娃推的！绝对不是”。叙述者并未去追究郑坤如此确定的因由，又去询问关于杨青出轨的具体情形。意外的是，郑坤专门查过支教档案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并不存在（杨青在云南出轨的对象、“零点的鬼”、歌乐山精神病院的保安老张）。于是“我”又询问了当日前往佛图关捉鬼的群友，他们都认定是高鸣在那次活动中出现了，反倒是策划活动的“零点的鬼”没有现身。紧接着，“我”请杂志舆情办的主管李四品帮“我”调查这个“零点的鬼”，隔了许多天，李四品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你不是让我查一个人吗？我查到了，那个高鸣和‘零点’，实际上是一个人。共用一个网信地址。”合而观之，致使杨青坠崖、杨青出轨对象与“零点的鬼”都是高鸣幻想出来的人物与情节。因为愧疚于女友的轻生，高鸣对她曾经的气话信以为真（她出轨了），并且认定杨青出轨的对象切实存在。尽管无法确定为何高鸣要注册两个账号，但对对象的认定又使他相信另一个账号就是那个想要来复仇的人。最后，肉身的不自由将这种幻觉具体化在保安老张身上，他选择在一个夜晚将之杀害（杨青在云南出轨的对象、“零点的鬼”、歌乐山精神病院的保安老张）。高鸣曾经向叙述者念起一段出自《野棕榈》中的句子：“她不在了，记忆就损失了一半；如果我也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也将不在；在悲伤和虚无之间我选择虚无。”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小说中哈里拒绝自杀的陈词，他希望在余生以自我监禁的方式保留对夏洛特的记忆，但究竟还是理智的本色。可是这种理智在高鸣身上已完全不复得见。

如果说小说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影子，这个时代显然以精神分裂的方式存在：高鸣只有在否定自己的时候才能肯定自己。反观叙述者的姿态，虽然似乎是精神分裂的对立面，不过一种完满自足的理性也渐渐变得不再可信：理性试图肯定自己，最后却发现了自身的分裂，发现了理性在不断退却，以及伴随着无能为力的声声叹息。众所周知，“我”在上山以前即患有轻度的抑郁症，感到镜中那吞下两粒丙咪嗪的自己并不是自己。也正是这个自己，在歌乐山上时常一时语塞：“我居然找不到可以反驳的言语”、“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听着他侃侃而谈，我突然很泄气。面对他时就像对着一团有吸力的海绵，你觉得它包围你了，你刺出锐利的箭头，却丝毫无用。就像你明明知道这并非真的，但是这些事物经他说出后却自有逻辑。而你就在那个逻辑里……我想我无法作答”……在山上“我”遇到了一个弃世的抑郁症老人，他没有任何缘由地自杀了。这件事令叙述者感同身受，决定重新回到他厌倦的社会，不再逃避。于是便有了“回归理性”的十年，十年间除了一次与“杨青”在新闻发布会打了照面，叙述者几乎始终保持着理性的自信，这种自信落实于文本，便表现为他一面叙述，一面在展示这种叙述的坚定、连贯与不容置疑。可是，我们同样能够发现，这种回归理性是在一个精神分裂者的指导下完成的：“我还记得他的忠告。我变成了一个如他一样理性的人，那些焦虑，抑郁的症状就这么消失了。现在我把工作与生活分得很清楚。我职业地面对自己的工作，但下班之后，我全心地扑向生活。这种分裂反而让我彻底放松了。”质而言之，这种分裂的理性只是在欺骗自己时才是有效的，当它看到“杨青”以“高鸣”的身份侃侃而谈时，便会“惶惶……很难真正平静下来”。不过，在大多数时候，叙述者完全受用自身的理性，他同样会对报纸标题侃侃而谈（“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事实”）、对游客的习惯侃侃而谈（“说穿了，人啊，往往容易受限于某种惯性意识罢了”）、对歌乐山的种种历史侃侃而谈。

我在这里并非是想要暴露叙述者的自大，而仅仅是想指出理性的自大（但人类所以能够安然存活，可能也正是凭借着这种乐观的心态）。因此，下面这些字眼想必不仅仅是虚词、常用语的问题：不言而喻、就我的经验、可见、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它也预示了其反面：“只是我从未想过”、“我失魂落魄地离开墓园。老实说，我想不通”、“只是我完全不想再思考了。拐上公路前，天色忽然垮了下来，眼前的世界犹如一张灰黑的铺盖，黯淡，静止，但充满了无形的压迫。我快步走在路上，衬衣被汗水完整地濡湿，紧紧吸附在身上。”这恐怕就是理性在高扬风帆之际势必遭遇的不断退却。在两者之间存在的，即是世俗生活的深度与侦探的过程。在我看来，宋尾近年来的几部作品，无论是《完美的七天》（《收获》2018年春季长篇专号），《大湖》（《人民文学》2019年第2期），《我们的清晨》（《广州文艺》2019年第3期），抑或是眼前这篇《从歌乐山上下来》（《十月》2019年第4期），它们无一例外不以上文所说的两点为基准，并且都包含有一些共同的要素，如故事的地理（重庆）、故事的倾向性（市井凡人的悲欢聚散）、故事的展开方式（对一个疑问重重世间的侦讯）。作者对小说故事性的偏重，简单地说就是他让侦探小说的结构成为了以故事追寻我们生活本质的隐喻。这也是一种新的要求：写一篇小说不再是写一个故事，小说不仅要回应已经成疑问的现实世界的疑难，也要在回应中拓宽现实世界的风景深度；作为一种结构的侦探小说，实际上正是编织世俗生活的方法，它力图恢复被后现代碎片叙事削平的深度。当然，作者这一批小说也面临着一致的困境：疲惫。如何消解疲惫，如何“硬顶上”，如何在小说结尾的一场暴雨过后使我们的精神刚硬起来——而不再是这个世界的蹩脚镜像——这或许也是摆在所有当代人面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