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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夏立君是厚积薄发型作家。他解读历史、对话古人，实乃展开文化、文学寻根。作者以通古今之审美力和表达力，创作出了这部有难度、有深度、有创见的长篇散文作品，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精品力作。不俗的识见、大气的格调、恢弘的架构与大文体实践，成为《时间的压力》的突出品质。他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解读古人及其文本的方式与方法，追求深度与难度、触及本质与真相的文学写作，以及融历史、现实与哲思于一体的修辞实践，亦都为当代散文创作作了很好的示范。

关键词：夏立君 《时间的压力》 识见 对话 大文体

 

《时间的压力》（以下简称《时》）是夏立君准备十几年、耗时近六年写成的一部解读古人的长篇散文力作。文章主体部分曾在《钟山》2016年第3期、2017年第5期“长篇散文”栏目刊载过，《书屋》《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亦有少量刊发1。2017年12月，译林出版社推出初版本2。初版本共收入11篇文章，正文分别为：《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曹操：说曹操曹操到》《陶渊明：那一团幽阴的光明》《李白：忽然来了个李太白》《司马迁：在肉身和灵魂之间》《李斯：失落的家园》《李凌：冰雪里的灵魂》《商鞅：历史深处的那块木头》《夏完淳：少年的绝唱》。以《钟山》为主要发表载体的初刊本曾获“第二届钟山文学奖 ”3“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4，以译林社初版本申报的本子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鲁奖举办者侧重于“作者要素”的评判，而几无对“文本要素”特质的指认，所论相对普泛、空泛，这样的评价语不独适用于夏立君一人，可指称一拨人的创作；钟山奖评价相对全面、到位，涉及作家的知识积累、审美个性，文本的特征、风格以及文化传承，但依然对真实的文本景观有所遮蔽。两相比较，鲁奖授奖理由反不如《钟山》说得让人信服。另外，与《时》5 有关的评论文章也不多，有限的几篇多为随感式的对话、笔谈、内部发言稿，大部分文章的论析亦缺乏学理性6。考虑到《时》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长篇散文力作，对之展开深入研究，就实属必要、迫切。

一 寻根之旅：

“把自己投入到历史长河中去”

解读《时》，必先对夏立君人生履历、文学观有所了解。夏立君于1960年代初生于山东沂南，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十余年，期间曾有在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修二年、新疆喀什支边三年之经历，现供职于《日照日报》，担任日照作家协会主席。从人生履历来看，其人生经历似并不复杂，但几个区隔较长的“时间单元”对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影响还是相当内在而深远的。自童年时期便逐渐培养起来的对历史读物的阅读喜好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对历史体验的“苍茫感”；业余办刊和创作所形成对文学的虔诚心态、转向专业型作家后所生发出来的文学抱负以及对精品意识的自我加压；早年从教经历以及近十几年来不间断的有选择性的读书所慢慢形成的知识分子素养、学者型心理结构；在媒体与文坛之间从未间断过的交互往来，以及他那种天生具有的寡言、多思和对人、事、物及其关系的敏感悟性，等等，都为他从事有深度、有难度、有识见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看来，其文本中所呈现的对历史的亲和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绵延不绝的“压力感”，特别是那种宏大的空间感和绵长的时间性，都与他在这种漫长的文学准备期内的文学活动、经验历练、读书积累、生命体验息息相关。

夏立君不属于莫言那种灵感爆发型作家，而类似陈忠实那种厚积薄发型作家。从创作经历来看，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980年代，早年合办民刊，写诗，写小说，也写散文，是典型的在新时期文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按说，他早已是文坛“老人”了，但并非如此，在文坛前沿阵地上，直到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他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因为在没获“鲁奖”前，他一直没有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中心地带并为同行所熟知7。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不容忽视：由于文学准备期内所耗费的时间过长，且发表作品过少，自然难以在混脸时代快速脱颖而出；创作长期处于业余状态，且在从业余到专业型作家的转型过程过于漫长8，自然也难以引起学院派批评家的关注与阐释；这些年来，他主攻散文，但散文在文学四大类中最不受重视：“如果说诗歌、小说、戏剧是朝阳，散文至多也就是余晖。所以，各种文学史几乎没多少散文的事，如果有也是其他文体的叙述之‘余’，且有点千篇一律的赘述。”9在这种背景下，散文家很难像小说家那样，只要有力作，即可快速成名，更何况，夏立君既不是那种高产量散文家，也不是那种八面玲珑、专事钻营的文学活动家。他难以突入“中心地带”，当事出有因。好在，文学创作不以谁先谁后、年龄谁大谁小定胜负，成就和声望最终要靠作品来衡定。正如陈忠实在五十岁才发表《白鹿原》并因此而一鸣惊人一样，夏立君也在这个年龄阶段突然闯入“中心地带”并为众人所瞩目，毫无疑问靠的也是作品质量。

以《时》为重点考察对象，并统观夏立君的生活史、阅读史，我们大可梳理出有关作家本人的精神史、文本史。但不论哪种史，对根的寻求着实发生于其从事文学活动以来的各个阶段，而在近几年以来，这种倾向愈发明显。其突出表现就是，他对时间、空间的审美体验早已脱离狭隘的“此在”与自闭的小我，而趋向于对浩渺的“彼在”和宏大历史的体验与建构。作为一种精神实践，他复归传统典籍与历史现场的信心、能力，以及从中获得创作灵感并取得创作成果的实践，在同代作家中堪称典范。在他看来，那个“传统”并非一个虚无的存在，它总是与其生命体验发生内在感应。他之于历史，不仅是后来者，也是建构者；古人之于他，不仅是对话者，也是同路人。既然他在与历史对视、与古人对话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恩惠”：“……历史比现实更有用、更易用。古人能照应呵护我的生存。他们以稳定真实的面目朝向我，他们再也不会扯起半缕面纱掩饰自己。无数有趣的古人施大恩于我，却不求一丝回报，不给我添加一丝与活人打交道的麻烦。”10那么，作为回报，作为个体行为的阅读与文学创作便被委以特殊的重任，沿此通道与逻辑，以某种感恩心态——即“我把解读传统养育出的杰出古人，当作对抚养自己传统的一种回报”11——从事有难度的阅读与写作，也便顺理成章。然而，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当下，其姿态可谓标高独异，但其实践可谓出力不讨好。

我更愿意把他这种活动归之为“文化之旅”与“精神寻根”。以美学的、情感的方式解读古人文本，以历史的、批判的方式展开文史考证，从而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为重新认识古人与传统，作了一次极有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寻根活动。不过，与1980年代以韩少功、阿城、张承志、李杭育为代表的所谓“寻根文学”作家们致力于传统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与表达不同，夏立君的“文学寻根”并未偏离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与主流。如果说他们总是对那些偏远的、蛮荒的野地文明、边缘的文化遗风或深层的心理结构报之以探索的巨大兴趣，那么，夏立君试图以“同情的理解”方式，回到并还原历史现场（即他所言“把自己投入到历史长河中去”），不仅通过对屈原、李白、陶渊明等“人之子”们复杂的心理结构和丰富的精神图谱的重勘与描绘，以从中寻找到助力现代文化与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因与力量，也通过对商鞅、李斯、韩非等历史人物身上所展现出的反文明、反人性的历史窠臼与文化暗点的揭示与批判，以企引起今人在面对那个巨大存在时所应采取的理性态度、所应坚守的文明底线、所应反思的制度问题。可见，他的寻根不是弃今复古、崇古，不是膜拜先人、圣人，既而绝尘而去，而是以今人之眼光打量历史，揭示秘密，呈现真相（文学真相、人性真相、制度真相、皇权真相），既而反哺当下。

如何理解“时间的压力”？夏立君曾如此表述：“消失的时光形成历史，现实又可视为历史的延伸与成长。时间的压力也就是生存和存在的压力。每个人只能生活在时间或时空的一个节点上。越是不肯敷衍此生的人，越珍视时间，越易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古今同理同情。”12时间延展，形成历史，古今相连，难以割舍，故对作家而言，传统即历史，现实感即历史感，反过来，历史感也即现实感。或者说，现实与历史、传统与现代，不但渊源相继，而且彼此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隔。虽然从物理属性来看，时间是历时的、一维的、不可逆的，但在作家的精神世界里，它又是共时的、多维的、可折叠的。因此，他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时间单元”，可以将历时性的时间处理成共时性的存在。反之，亦可。这是作家的权利。对夏立君而言，时间作为一个历史、美学与精神的符码，构成了他及其文学实践的源头性的、统摄性的存在。由此延展开来，时空、人性、历史、时间单元、婢妾心态、苍茫感、存在、困境、孤独、痛苦等在《时》中屡屡出现的负载丰富现代意蕴的这些关键词，无不与之有着本质性关联。所以，围绕这些关键词所展开的有关九位古人精神品质、心灵形态、存在本相以及文本思想及美学风格的挖掘、描述与探析也就展现了十足的现代品质。

二 非凡识见与介入情怀

非凡识见构成了《时》最为引人关注的表达向度。这种识见在文本中可谓比比皆是。在《屈原》中，他认为“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悲剧成全了屈原”“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现实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以“准爱情”方式恋着他的国，以“婢妾心态”忠诚于那个想象中的近于完美的国君，然而，历史完全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他从一个困境陷入另一个困境，“屈原之死”注定成了一个撼动中华文明之根的大历史事件。该篇对这方面的识读可谓力透纸背。在《李白》中，他认为李白有强烈的“预防蔑视”心理与婢妾心态，身兼三重孤儿（政治孤儿、人伦孤儿、美学孤儿），且认识自我的程度甚低。该篇对李白独有的孤儿意识、隐匿的婢妾心态、复杂的人格结构、超拔的自由气质、曼妙的诗文特质的解读甚为精彩。他对李白形象描画可谓形神毕肖，对其精神谱系的描摹可谓精准到位。在《曹操》中，他认为曹操是“中国文化里幽灵味最足的人物”；成为小丑乃历史宿命；他身兼“六气”（豪侠气、英雄气、文人气、帝王气、江湖气、奸雄气），且“清醒地安排自己的死，死在自己想要的细节里”。该篇对“英雄曹操”“奸雄曹操”“文人曹操”“小丑曹操”“帝王曹操”“侠者曹操”等众多形象的解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而对其潜在的儒家人格的揭示，给人甚大启发。在《陶渊明》中，他认为“陶渊明给中国文化额外增加了一个灵魂—田园魂”“中国古代最能表达存在深度的文学作品，大约只能是陶渊明诗文和《红楼梦》”“人类是个怀乡团”“他为人类做了一个梦”“人类体验到的孤独几乎全为‘被动孤独’，是不得不孤独。而渊明是主动孤独，他主动接纳这份孤独人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常由主动孤独者来完成”。该篇对陶渊明在现实与田园、自我与文本、自我与自我之间镜像关系的梳理给人以极为深刻印象。在《李斯》中，他认为“秦朝是没有诗意的，秦人是反抒情的”“帝国已成为一架血腥绞肉机，其强大嗜血的惯性，使之连控制他的人也绝不放过”“韩非的思想武库里，有最充足的毒汁，连自己都能毒死的毒汁”。该篇对法家思想、专制文化的揭示，以及对专制下君臣关系、社会制度的精研，都极具见地……详述这九位文人的身心遭际、为人与为文情况，论析他们的精神样态、思想状况，品评其诗文的艺术特征、美学格调，特别是从根上解析他们与几千年皇权制度的内在关系，也即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从而窥见到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思想史、制度史、精神史链条上的亮点与黑点。

这些非凡识见又极具现代意识。我阅读《时间的压力》总能体悟到鲁迅式的思维与思想。读《李斯》与《商鞅》，我读得脊背发凉。作者将专制文化中的那种糟粕，那种野蛮，那种非人的蛮荒之恶，从“祖坟”中刨出来。这意识与勇气何等珍贵！读《屈原》《李白》《陶渊明》，我被其对中国传统文人“婢妾心态”“婢妾形象”的发现、阐释与建构所深深折服。我觉得，“婢妾心态”是夏立君读史、读古人后的一个最具文化创造力的关键词，而对传统文人“婢妾心态”的揭示与表达应是《时》最重要、最引人关注的主题。这部作品所描写的九个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深陷绝望，比如屈原和夏完淳对故国现实的绝望，李白对功名仕途的绝望，司马迁对身体与人格的绝望，但他们都无一不反抗这种绝望。夏立君以其深刻的思想力和体悟力写活了他们由“绝望”到“反抗绝望”的过程。很显然，这是鲁迅的精神传统。鲁迅对民族劣根性，特别是对专制与奴性的揭批（“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对“立人”思想的倡导（“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个性张，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以及对“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的表达，与夏立君对古人人格、人性、人品的发现与开掘，对“婢妾心理”“皇权意识”“丛林法则”等文化糟粕的不遗余力的揭示与批判，以及对被描写对象绝望境地与意识的充分体悟与展现，都是一脉相承的。不妨说，夏立君也接续了鲁迅的某些精神传统，在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与表达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可贵探索。

除鲁迅传统外，对存在、孤独、虚无、虚妄等人类困境的探索与表达，亦在《时》诸多篇章中有突出表现。无论有关屈原代表了某种人类困境类型的概括、有关“诗人是个怀乡团”和“人类是个怀乡团”的体悟、有关陶渊明“主动孤独”特质、司马迁苦难意识和夏完淳崇高义举的分析、有关曹操生死观和李陵蒙羞心态的阐释，还是贯穿于诸篇中有关时间和空间哲思体验的深度表达，都充分显示了其在写作中所一以贯之的现代意识。与其说作者发现了古人身上的这些现代品质，还不如说，古人与今人在这场跨越千载的隔空对话中，彼此因人性相惜、灵魂相通而相遇，既而在人类共性问题上发生强烈共鸣。古人精神或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转化中不断复活、流传、增值。

有资格、有能力与古人对话者，需具备与被对话者相匹配的知识结构、思维能力、美学素养。若非，对话即为肤浅或无效。一个学者若无综合的、雄厚的此类资本，怎么可能凭一己之力，去穿透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硬壳，参透其秘密呢？他能从屈原、李白的生命遭际与诗文实践中揭示其自始至终所未曾摆脱的“婢妾心态”，他能感悟到曹操身上的幽灵气以及参透其深隐于“六气”背后的儒家人格，他能从陶渊明一次次入仕、逃逸、归隐中离析出其内心的焦虑、痛苦、恐惧或虚无，他能从“司马迁之魂”中触摸到其混沌又清澈、坚定又怀疑的精神内核，他能从对商鞅、李斯的思想体系与实践结果中看到帝国制度与文化的“强大的嗜血惯性”，看到专制文化中那令人颤抖、窒息的文化黑点，看到他们著书立说目的的一维性（即目标读者只有一位：帝王）……他虽然只解读了九位古人，但读懂他们，也即读懂了中国文人、文学与权力的关系，也即触摸或把握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秘密，与之所以往复循环一再克隆的真相。屈原的悲剧、陶渊明的压抑、李白的苦闷、曹操的不敢称帝、商鞅之死、李斯之困，都可从中得出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其他较为宏大的文化命题—诸如儒、释、道之间既互斥又互依，其实质如何？理性批判精神为何如此孱弱、缺席，且不指向皇权制度、皇权思想本身？“婢妾心理”与愚忠思想为何如此根深蒂固、坚不可摧？从传统社会、传统文明中可否衍生出一个现代文明、现代社会来—亦可借助他的读解，进一步展开讨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他的历史观始终是向外的，即通过对历史、历史人物的叩问（追根溯源），驱除积垢，反省自身，积蓄力量，为时代寻找继续前进的文化力量。

作者的远见卓识着实让人钦佩，然而掩卷沉思，细琢其进入文本的方式、方法，并以总体性通观其认知谱系、评判标准，总觉得尚有若干不足处。

其一，有些问题的评判标准不统一。如何调节理性与感性、客观与主观之融洽关系，以妨二者失衡导致识见出现偏狭或游移，对学者型作家来说，都是首先要把握好的问题。以感性的、主观的、美学的视角感知和评析古人固然重要，但往往亦因情盛或力猛而致对客观真实与识见有所遮蔽。应该说，夏立君在绝大部分篇章中的处理还是相当有分寸的。一方面，对九个人物或敬仰，或怜悯，或警惕，或批判，并不掩饰一己情感倾向；另一方面，又力避因辞害意、先入为主，以求客观、公正地看待与评判古人。但遗憾似乎还是无法避免：识见要求完全客观、周全，但作为作家的炽热情感常常左右理性思维和论析理路的正常发挥。正如理钊所言：“作家在处理前者之‘忠’时与后者之‘忠’时，似乎用了不同标准，前者是批判的，后者是褒扬的。在批判时，‘忠’的对应物是皇权制度，但在褒扬时，‘忠’的对应物是人的信仰。也就是说，为使夏完淳的‘忠’具有品质上的高贵性，作家对这一个‘忠’字作了高度抽象化处理，在抽滤去‘忠的对象’之后，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品质。但与全书主旨的‘疑似冲突’仍然是明显的。”13为什么会“用了不同标准”呢？理由很简单，作者被夏完淳的“高贵品质”所彻底折服，既而影响了他的理性判断。其实，情与理的冲突不只表现在这里，也表现在《李白》《司马迁》等诸篇的细节处理中。情感淹没理性，情成为主体，理退居幕后，致使本相有所遮蔽。

其二，《时》的体例安排也有待商榷。比如：为什么不把《李斯》《商鞅》两篇放在前边？我个人觉得，这两篇对文化之劣根性的认知与解读最见功力。它对中国专制制度与文化本相的揭示，对皇权与文人关系的论析，都作了客观而深刻的解读。发生在屈原、李白、司马迁、陶渊明、曹操等古人身上的诸多难解之问，事实上，都可从这两篇文章中找到答案。既然这两篇与其他七篇构成了一种阐释与被阐释关系，不把它们置于前边，后放于卷末，作者或许有其独特考虑。但如此安排，实乃遗憾。

其三，明清两代只解读夏完淳一人似也不妥。若放入王阳明、李贽、黄宗羲、曹雪芹、蒲松龄诸位就好了，唯如此，各“时间单元”才丰盈、充实起来，《时》才真称得上一部既周全又深刻的解读古人之书。至于为什么没放入，作者在《引言》中亦有说明。他这些未完成或列入写作计划的篇目值得期待。

三 对话与多音齐鸣

在人类精神领域，历史人物永不死，即所谓肉体虽亡，精神永恒！为什么呢？因为后人不容许他们“死”，一代代人与他们对话、交流。当下与传统的渊源相继，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都离不开这种极富建设性的对话、交流。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可以说，一切对古人的认知与评价，也都是对今人理念与形象的迁移或折射。而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而言，进入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走出历史，或者说，与历史对话实际上也就是与现代对话。夏立君显然是万千对话者中的一员。他和屈原、李白们的对话何其精彩，涉及历史文化与文人精神的方方面面；他和李斯、商鞅们的对话何其沉重，深入传统文化的阴暗地带，将文化糟粕与历史暗点大白于天下。也可以说，作为独立的对话者，他与古人所展开的平等、自由、互审互视、互为主体的对话，制造了文本奇观。对话是一种修辞、一种方法、一种目的，没有对话，也就没有这些文本的生成，没有对话，历史感与现实感也即不复存在，没有对话，作者与古人、文本与历史、传统与现代也即永不相逢。

读书的过程，也即识见初步形成的过程。从读书到写作，识见在对话中生成，亦在对话中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作者的“我”始终在场，这个“我”有批判，有反思，有内省，有期待；这个“我”爱憎分明，毫不掩饰；这个“我”以强大的气场和力度进入历史，回到原典，可以说，“声音”足够强大，足够响亮。这个“我”甚至经常情不自禁地抢夺话语权，视角频繁越界，比如：在《李凌：冰雪里的灵魂》中，既有像“小陵似乎明白了：人不能离家太久，更不能一辈子不回家”。这类在细部发生的话语越界，也有动辄数段、长达数千字的话语代言，比如第223页—225页有关李陵内心独白的代为言说。总之，这是有“我”的写作，《时》是处处有“我”的文本。

一般而言，如果“作者声音”强力介入，声贝足够洪亮，且无处不在，在现代写作中实乃大忌，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让我产生阅读的突兀与不适感。何以如此？我觉得这与作者的富有睿智的修辞实践密不可分。首先，将屈原、李白、陶渊明等被讲述对象的重要言论、代表作品整体植入第一级文本内部，实际上就完全、充分显示了被描写对象的“声音”的存在。这“声音”是原汁原味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之间的嵌入或并置既在大文本内部制造了新的对话场景，生成了新的对话关系，从而保证了古人“声音”的始终在场。其次，作者与描写对象的对话机制确保了多种“声音”的次第引入或交融，因而，“作者声音”反而被冲淡了不少。也就是说，“作者声音”皆非凭空而生，亦非独断而行，特别是当它始终与其他“声音”以并列或交叉方式展开时，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成了一种背景或参照。再次，将当下“声音”引入话语体系，实际上也进一步拓开了表达的空间。比如，《屈原》第五部分引入余秋雨有关屈原的看法，《陶渊明》“尾声”引入梭罗、荷尔德林的思想体系，《李白》在《有关或无关李白》一节中引入张炜、李长之、福柯、莫言等诸多中外名家的相关著作或内容，都可作如是观。这三种“声音”的始终在场，也就生成了文本内部的“多音齐鸣”现象。多音齐鸣现象的发生，既显示了文本内部信息的丰富与驳杂，也反映了文本表意体系的立体与多元。

四 大文体实践的当代意义

《时》又一次有效恢复和接续上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血脉以及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它在文体上的探索与实践可圈可点，其文本价值和意义亦当引起重视。

其一，这是一部展露雄文气象的长篇散文作品。这九篇散文大都在万字以上，《李白》甚至达五万字，单从物理指标来看，它具备长篇散文的基本标准。14当然，所谓“长”并不单纯靠文字量来衡定，即除这种物理长度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其精神长度。而从后一标准来看，它也的确合乎长篇散文的根本标准。在此，物理之长与精神之长互成比例，趋向融现实、哲思、宇宙贯通一体的雄文气象。诚如贾梦玮所论：“文章皆长，却不觉长。这是沉重而有大趣味的文章，这是能将大视野落到根子上、天空笼罩大地的雄文。作者在场，古人才能在场。中国优秀散文的胸襟，从一开始就是伟岸、恣肆、浑厚的。在先秦诸子那里，在司马迁那里，散文所呈现的，就是世界，就是宇宙，就是苍茫又曲折细腻的人心。《时间的压力》在趋向宏大的同时，亦向哲思及人性深度迈进。”15我觉得，《时》之论析理路与格调部分地复归古之“文章”传统，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展露雄文气象的长篇散文力作。

其二，这是一部合乎“好散文”标准的大散文作品。何谓“好散文”？我赞同王兆胜的说法，即好的散文应有“天地之宽的博大与仁慈”，应去“破解世界与人生的密码”，应是“相似的灵魂和心灵的对话”16。若按此标准，这部作品悉数具备。从整体上看，它格调大气、浑厚，表达有力度、有风骨，与那种萎靡游戏的、小情小调的、琐碎的、小格局的散文创作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这么说，并非说后一种创作无意义、无价值，而是说这种创作太多了，太同质化了，太肤浅了，而像夏立君这种具备大历史视野和宏大精神气象的创作不多见。作者对中国历史与历史人物的独到阐释，特别是那些常不乏灵光慧思的识见，常让人闻所未闻。它对优化当代散文创作格局大有助益。所以一相比较，这部作品的出现就显得不同寻常。另外，我觉得，所谓“好散文”，亦应加上一条：语言好！从风格上看，《时》的语言精警、干净，偏于智性，又不乏恣意之神采；从语式、语调看，虽采用全知型讲述语式，但论析丝丝入扣，且知识丰富，逻辑性强，故一旦入其境，随其理，便能为其所吸引；从局部修辞来看，那些曼妙的比喻，大开大合的征引与论析，融入非凡识见的抒情与议论，随处可见的陌生化表达，等等，也都让人过目难忘。不妨摘录几段，略加说明：

每个怨妇都有具体的无情郎，皇上却是臣下共有的无情郎。皇上，掌握最大权力的人，自然成人间最大情种，只有他能拥有对他人的施宠权与无情权。（《李白》）

并没有一种学问叫月光美学，月光美却是存在的。似乎只能存在于愿望中的美好事物或情形，却似能在月光下呈现。月光是看得见的音乐。音乐的流动美、情态美，在月色下都能感受到。李白在大唐月色里且歌且舞，演绎属于他的月光美学。（《李白》）

奄奄一息之际，曹操把生和死放在一起作最后玩味。天高地迥，荒丘墓田，春光秋色，晨晖夕照，美姬们歌喉温婉，目光流盼。曹操要在死的绝对黑暗里，布置生的明媚与歌声。（《曹操》）

黄犬，家园里那条忠诚的狗，你还记得你那位年轻主人吗？黄犬，你知道吗？你的主子做了大秦帝国光荣丞相后，功勋卓著后，又极悲惨死去了。（《李斯》）

在上述几段中，无论把“皇上”比作“无情郎”“情种”的称谓，还是把李白对月的体验界定为“月光美学”的尝试，无论对曹操奄奄一息之际对于生死观的诗意表述，还是通过对话描写以感慨李斯命运的写法，都给人全新的语言体验。此类语言在全书中亦常见，不赘述。

其三，它对推动当代散文文体变革作了有意义的实践。如果说在1990 年代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在引领中国当代散文由审美向审智发展过程中主要起到了桥梁作用的话，那么，以周国平、朱学勤、南帆、韩少功、韩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型作家，以其带有思想性、思辨性、哲理化的创作为当代散文注入了智性基因，从而打开了散文创作的新局面。自此，审智散文一跃成为又一引人瞩目的“新贵”。单就文体而言，《时》与“大文化散文”类似，若将夏立君的散文写作归于这一脉，似也合适；同时，与“审智散文”相比，也有较多共同处，若将之归入这一脉，也未尝不可。然而，如果说周国平、南帆们的写作弱化或抛弃“真情实感论”“叙事”“抒情”等传统写作理念，因而使得文本过于抽象，不免干巴、枯索，那么，在夏立君这里，这些要素或理念又悉数复归，而情、理、智层面要素功能的应用与发挥，其综合效果并不弱于他们。谈及这一话题，不妨稍稍作一延伸。关于何谓散文的界定一直以来就难有定论。古代有“有韵为文，无韵为诗”之说，现代则常用“广义散文”“侠义散文”称之，但今之“散文”大不同于古之“文章”。今之“散文”是在西方文论和脱古运动双重影响下独立出来的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存在的一种现代文体。散文自立门户，自成一统，意义当然重大而深远。但自有“美文”“小品”“抒情散文”“叙事散文”“跨体散文”“新媒体散文”“大散文”“新散文”“后现代散文”等诸多名号以及“真情实感论”“形散而神不散”“审美、审丑、审智”“散文可以虚构”等诸多理念以来，有关现代散文文体概念的界定与边界的划分又陷入如古之“文章”统而称之的地步。尽管一直以来就有关于纯化散文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但对广义散文的倡导也同样呼声日隆17。笔者一直坚持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并同论的理念。事实上，无论古之“文章”，还是今之“美文”，衡定其有无价值或价值高低的根本标准，不在素材、题材、篇幅、所涉领域等外部要素，而在气度、格调、格局、审美转化力、美学张力等内部文学性的生成与呈现。正如有学者所言：“散文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博大宽广，它应该像天地宇宙一样包容万有、海纳百川。”18所以，我觉得，像《时》这种融情、理、智于一体，边界大开大合，且初显雄文气象的大文体实践，有何不好呢？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散文，其表达的优势就在于吐纳万象的浩瀚与广博，若脱离这一基础而沦为小摆设、小感悟、小叙事，那么，散文也就走入了“死胡同”。

其四，它为如何继承和复兴传统文化、传统精神，特别是怎样解读古人，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如今，文化界、文学界都在大倡“国学”，强调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方法，以凸显中国文化、文学的本体特性；国家领导人在报告中多次指出当下文学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弊端；由政府主导的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正加速、有序展开。在这种背景下，夏立君及其《时》突然立于中国当代文坛最前沿并引发强烈关注，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时代意义。然而，为何以及怎样解读古人，是两个在必要性方面无需质疑，但在目的和方式方法方面仍需质问的话题。因为传统是联系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范畴，自身有着强大的割舍不断的文化记忆，故对当代学者、作家来说，它既是挥之不去的必须面对的巨大存在，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同时也是一种不愿面对或难以承受的负资产。因此，如何解读，怎样解读，如何继承，继承什么，就成了看似平常实则较为棘手的时代课题。但不论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几千年皇权专制制度与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所谓“国学”，其中优劣参半，故任何人在面对传统文化时，都需小心谨慎、仔细甄别，以妨“国渣”泛滥19，危害无穷。同时，这所谓其中有益的“传统”“国学”到底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转化并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中，也需存疑。夏立君以“理解的同情”姿态进入历史现场，秉承理性批判精神，从历史的、美学的方式审视他们身上正负两面的精神因子，不仅其所作的文学解读已远超常人思维和视界，而且其解读古人的方式、方法亦足堪今人借鉴。

结 语

夏立君是厚积薄发型作家。他解读历史、对话古人，实乃文化、文学寻根。不俗的识见、大气的格调、恢弘的架构与大文体实践，成为《时》的突出品质。他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解读古人及其文本的方式与方法，追求深度与难度、触及本质与真相的文学写作，以及融历史、现实与哲思于一体的修辞实践，亦都为当代文学创作作了很好的示范。

 

注释：

1 主要有：《老鼠与黄犬》（《书屋》2014年第12期）、《〈述志令〉中的曹操》（《书屋》2015年第8期）、《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 [《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湘潮》（下半月）2016年第6期转载]、《诗人的时空》（《新华日报》2017年11月3日）。

2 卷首有贾梦玮撰写的《序：时间在呼吸》、作者新写的《引言》和新修订的《诗人的时空：以屈原、曹操、陶渊明、李白为例》；卷末有《后记》，首印2万册；封面表有书衣，上绘一幅山水画，显得古朴典雅，与正文主题与风格相得益彰；有腰封，上有《钟山》文学奖授奖词、文学广告语、名家推荐语等文字；新收入的《李陵：冰雪里的灵魂》《夏完淳：少年的绝唱》创作于十年前；《李白：忽然来了个李太白》初刊时近5万字，初版时有删改，据作者讲，删去近2000字。

3 本次报送的是《钟山》2016年第3期上的文章。获奖词：“系统的知识储备、卓越的哲思能力，以及把自身投入到历史长河中去的勇气，形成了夏立君开阔的历史感和锐利的想象力，从而激发和凸显出历史人物本应具备的‘时间的压力’。这组极具启发性和互文性的散文，有批判、有自省、有哲思与感悟，亦具宏大又亲切的气象，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散文开阔的胸襟和恣肆的风度。”

4 授奖词：“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之作。再现历史风云，复活先贤形象，访幽寻微，融典籍记叙、文学想象与实景考察于一炉，显示了敏锐的思辨才华、知人论世的情怀和‘文以载道’的风骨。”

5 以下皆简称为“《时》”。另外，在提及内收篇目题名时，亦用简称，不再一一标注。

6 主要有：《夏立君获“鲁奖”作品研讨会嘉宾发言实录》（《日照日报》2018年10月30日）、彭程等的《时间、历史、人性，文章的苍茫与细腻……—关于〈时间的压力〉的对谈》（访谈稿，《文学报》2018年9月12日）、理钊的《解读古代文人的两个维度——读夏立君〈时间的压力〉》（内部讨论稿）、梁衡的《一个与一棵树——读〈时间的压力〉》、贾梦玮的《时间在呼吸》（《时间的压力》序言）、沈凤国的《一股强劲的清风—读夏立君〈时间的压力〉》、徐晓清的《发现与自我发现——读夏立君〈时间的压力〉》、高军的《烛照围绕时间的生活世界》、若尘的《以“深度”散文写士人灵魂》（豆瓣空间里的文章）、东夷昊的《高原上的行走者——〈时间的压力〉读后感》（豆瓣空间里的文章）。在这些评论文章中，理钊的《解读古代文人的两个维度》最见功力。该文对《时》文学价值的肯定以及对其不足之处的指认让人信服，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本相的揭示，学理性突出，给人启发也大。

7 虽获得“钟山文学奖”“林语堂文学奖”，但也仅是在2017年才有的事。

8 在2018年寄给笔者的信中，他亦说：“我只最近数年才进入专业创作状态。只能把出成果期放在今后十年。用十年做一件事，差不多吧。 ”

9 16 18 王兆胜：《好散文的境界——以2018年〈人民文学〉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0 《引言》，见《时间的压力》，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11 引自夏立君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会上的获奖感言。

12 彭程、夏立君：《时间、历史、人性，文章的苍茫与细腻……——关于〈时间的压力〉的对谈》，《文学报》2018年9月12日。

13 理钊：《解读古代文人的两个维度——读夏立君〈时间的压力〉》，内部讨论稿。

14 关于“长篇散文”，曾有人借鉴小说的划分方法予以界定：“短篇散文（小散文）3000字以下；中篇散文（散文）3000字至7000字以下；长篇散文（大散文）8000字乃至一万字以上。”（见周继鸿《长篇散文的崛起》，《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其实，这种单纯以文字量为衡定标准的做法并不科学。长篇散文之“长”，还得以“精神之长”为根本衡量标准。

15 贾梦玮：《序：时间在呼吸》，见《时间的压力》，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7 比如：林非、王兆胜。林非认为“广义的散文好比是狭义散文的塔身、塔基，狭义的散文好比是广义的散文的塔顶、塔尖”参见《散文的昨天和今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王兆胜认为“将散文进行饼干式压缩，或所谓的不健康的‘瘦身’，也是不可取甚至有害的”，“散文是一个边界不清、界限不明、概念模糊、难以研究的文体，那么，我认为，这正是散文这一文体的价值所在，也是基本特征，这是散文的广博，是与天地宇宙一样博大浩瀚的所在”参见王兆胜《好散文的境界——以2018年〈人民文学〉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9 比如：“五四”时期新文学奠基者们所发动的“刨祖坟”运动不是没有道理的。“文言不灭，中国必亡”“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废除文言，提倡白话”“提倡新文学，废除旧文学”等口号或理念就是针对传统文化中的“国渣”而言。这些口号的确尖锐、刺耳，但从根上考虑，其合理性又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