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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推究作者何顿的本意，小说《幸福街》所写的固然是两代人、70年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所遭受的坎坷与不幸，但更重要的则是写出了人们在时代洪流冲击下所经历的心灵煎熬与痛苦抉择。但何顿并没有、甚至可以说是力避在小说中表现、传达出此类作品惯常拥有的“史诗性”，他只是凭借自己美术专业科班出身的艺术敏感和高超的速写技巧，为时代、历史以及置身其中的众生赋形。何顿在《幸福街》中作得最为出色的，正是将历史的宏大决定因素与个体的性格禀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个人命运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关键词

何顿 《幸福街》 历史 个体

 

天色放亮了，云层透出红颜色，太阳还没出来。六个人坐在河堤上，河风冰冷的，吹得他们缩短了脖子。张小山把手搭到方平的肩上说：“看，天开始红了。”……直到七点钟，雾渐渐散开，一颗红日从雾中透出，渐渐清晰地悬在空中。大家就盯着旭日，几分钟后阳光宛如远方的宾客，来了，温情地扑在他们身上。张小山喜欢道：“这可是1984年的第一缕阳光。”1

何顿的长篇小说《幸福街》，写的是湘南小镇一条古街上、十几户人家在70年岁月里所经历的风风雨雨，“1984年”这个时间点因此有了别样的意义。向前回溯三十五年，千年古镇黄家镇迎来解放，标志性事件便是新政府在1951年将“吕家巷”改名为“幸福街”，这象征着豪门大族威权遮天的旧时代一去不返，新政权将带领曾经被统治阶级视若无物的劳苦大众去创造崭新的“幸福”；向后延伸三十五年，便是当下时光，幸福街褪却几十年动荡飘摇中蒙上的厚厚风尘，摇身变为热闹中有静谧的休闲旅游景区，度尽劫波的幸福街人终于在古树下、古井旁寻觅到了“小确幸”。作为时间中点的“1984年”，以及它的“第一缕曙光”，在《幸福街》中负载着承前启后的重任，一股在多年来人们的回忆与神话中酝酿而成的浓郁“1980年代”气息随之扑面而来。罗曼·罗兰曾引用但丁《神曲·炼狱篇》中的诗句“濛濛晓雾初开，皓皓旭日方升……”作为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第一部的题辞2。伴随着初开的晓雾和方升的旭日，时代巨人约翰·克利斯朵夫诞生了；而在公元1984年的正月初一，当黄家古镇“雾渐渐散开，一颗红日从雾中透出，渐渐清晰地悬在空中”，相信几乎所有经受过1980年代中国文学熏陶的读者读到此处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这“第一缕曙光”照耀之时，一个有可能孕育时代新人和巨人的“新时期”便已然降临。幸福街上出生于1950年代的“结义三兄弟”何勇、张小山、黄国辉以及他们各自的爱人，此时正值最为灿烂的青春年华，在这个火红的年代里，他们全身洋溢着喷薄而出的活力，“杀到县城去”，全力奔向正在前方招手的幸福生活。作者何顿以此完成了对“1980年代”最为激情澎湃的回望，几个年轻人在湘江边相互依偎着等待日出的镜头，也因此成为《幸福街》中少有的温情画面，仿佛幸福即将伴随那曙光降临人间。

《幸福街》的英文书名译作“HappyStreet”。这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因为绝大多数学过英语的中国读者都会第一时间用happy这个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英文单词（以及它的名词形式happiness）去对应“幸福”。但happy一词最常用的含义是“快乐”，以之对译“幸福”，便牵扯出一个伦理学上老生常谈的问题——“幸福”与“快乐”之间究竟能否画上等号？更有甚者，针对“幸福观”，伦理学上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年代以来便长期存在hedonic（通常译作“享乐主义的”，相对中性的译法是“快乐主义的”）与eudemonic（有人译作“完善论的”）之争。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世界较早关注“幸福”问题的哲人。在他的时代，“善”被视为属于城邦贵族的高贵品质；因此，基于对城邦政治和贵族伦理价值的认同，他将“善”作为自己思考“幸福”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但目的的表现却是各不相同，有时候它就是活动本身，有时候它是活动之外的结果，在目的是活动之外的结果时，其结果自然比活动更有价值）。”3他进一步指出：“既然一切知识，一切抉择都是追求某种善，那么政治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行为所能达到的一切善的顶点又是什么呢？从名称上说，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不论是一般大众，还是个别出人头地的人物都说：生活优裕，行为良好就是幸福。一般人把幸福看作某种实在的或显而易见的东西，例如，快乐、财富、荣誉等等。不同的人认为是不同的东西，同一个人也经常把不同的东西当作幸福。在生病的时候，他就把健康当作幸福，在贫穷的时候，他就把财富当作幸福……”4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此表达得确切无疑：幸福即“一切善的顶点”，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至善”；它的内涵包括“生活优裕”和“行为良好”两个方面，快乐、财富、荣誉等等可见的东西是构成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并非“幸福”的全部，“幸福”需要的是好生活与好行为相统一，亦即目的与其实现过程相统一。而在另一部著作里，亚里士多德将其对幸福与政治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加以引申，强调说“最优秀的政体必然是这样一种体制，遵从它人们能够有最善良的行为和最快乐的生活”5，从另一个侧面阐释了“幸福”应该包括“好生活”与“好行为”两方面的内容。而倘若想要培养所谓“至善”“好行为”，那就必须遵从“德性”，因为“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而且“如若德性有多种，则须合乎那最美好、最完满的德性，而且在整个一生中都须合乎德性”，因为“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或一个白昼，一天或短时间的德性，不能给人带来至福或幸福”6。

毋庸讳言，亚里士多德的“完善论”（eudemonic）幸福观，相较于同时代人伊壁鸠鲁（Epicurus）所倡导的“快乐/ 享乐主义（hedonic）幸福观而言，更符合当下社会所普遍接受和倡导的价值观念。伊壁鸠鲁尽管也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但是他将快乐视为“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甚至声称“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7“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与视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像善”8，难免让人对其获得快乐的手段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产生疑问。比如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就曾经揶揄说，如果幸福能够等同于肉体上的快感，那么吃到草料的牛也算得上是幸福的。反倒是将近2000年后的德国人莱布尼茨（Leibniz）在对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的观点加以分析和综合后，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阐释：“幸福是一种持续的快乐……幸福可以说是通过快乐的一条道路，而快乐只是走向幸福的一步和上升的一个阶梯”“理性和意志引导我们走向幸福。而感觉和欲望只是把我们引向快乐。”9值得一提的是，莱布尼茨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从他对亚氏幸福观的发展和完善来看，此言不虚。

也正是从伦理学意义上出发，笔者认为用happy（或happiness）来对译“幸福街”的“幸福”并不完美。推究作者何顿的本意，小说《幸福街》所写的固然是两代人、70年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所遭受的坎坷与不幸，但更重要的则是写出了人们在时代洪流冲击下所经历的心灵煎熬与痛苦抉择。中国古籍《尚书·洪范》中有“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的说法，五福“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有好德，五曰好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种朴素的福祸观里包含着典型的中国智慧，以此来观照《幸福街》里的芸芸众生，他们当中有一些在特殊的年代里曾经不择手段抵达了风光无限的位置，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终究被巨大的离心力抛出历史的主航道，在荒芜的岸边生锈、腐烂；亦有人在剧烈的激荡沉浮中抓住了命运之神抛来的救生圈，摆脱了随波逐流的厄运而驶向了幸福的航程；至于小说的结尾，整条古街上的居民都过上了富庶而平静、政通且人和的生活，其间的“幸/ 不幸”，并不能简单地用“happy/unhappy”来加以概括。英文中另有一个词flourishing，通常译作“繁荣昌盛”，但亦有“幸福”的含义，用在此处反倒非常恰当：几代人与匮乏、动荡、人性恶搏斗了70年，不就是图一个安稳基础上的“繁荣昌盛”吗？所谓“岁月静好”，固然需要建构于物质基础之上，但“人心向善”所起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

无论时光如何改变，人世熙攘，皆为过客，不变的只有那条古街。尤其是当童年的玩伴同窗们或天各一方、或阴阳两隔，再看街边的花开花落，心中便有了些许苦涩的滋味。数年前贾樟柯导演有力作《山河故人》，从20世纪末的汾阳县城拍到未来的澳洲大陆，几何学上最稳定的三角关系，在岁月的变迁中却脆弱得不堪一击：女主人公沈涛少女时代的好友，一个借煤炭生意成为上海滩的暴发新贵，另一个却在异乡的煤矿失意潦倒，身罹绝症撒手人寰。昔日的恋人劳燕双飞，煤老板和煤矿工人之间无法逾越的身份与财富鸿沟揭开了物质生活的虚伪面纱，曾经纯真的友情和爱情，由此便在剧烈转型期的宏大历史碾压下灰飞烟灭；时代留给这代人的，除了日渐斑白的鬓角和松脱的牙齿，便是心灵上的百孔千疮。影片的开头，一群年轻人在县城迪厅狂欢，伴随当年的迪斯科名曲《Go West》共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恰似《幸福街》里年轻的朋友们依偎着期待新年的第一缕曙光；当时光飞逝20余年，昔日恋人与好友都已远去、只能在宠物犬的陪伴下度过余生的沈涛在满天飞雪中来到郊外，在不知何处飘来的《Go West》乐曲声中孤独起舞，影片“山河依旧，故人安在”的主题由此呼之欲出。而在《幸福街》的结尾，终于由派出所所长升职为分管治安副镇长的何勇，带着德山大曲酒和芙蓉王香烟去张小山和黄国辉的坟前祭奠—整整10年前，也正是他亲自率人逮捕了犯下入室盗窃杀人大罪的两位结拜兄弟，并用这酒这烟送他们走完了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10年后，他又听到了黄国辉留在他记忆里的那声“谢谢”，几十年的友谊像过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闪回，一种今是昨非的凄凉之感便油然而生。在懵懂的少年时期，他们曾经在时代的路标指引下向“幸福”迈进，却被汹涌而至的浪头击打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在充满激情、血脉贲张的青年时代，他们也曾凭借一身闯劲、一种“湖南骡子”式的蛮力杀出一条血路，在积累财富和资本的浪潮里起起伏伏。他们的经历，是社会转型时期市民阶层生存状态的原生态写照，而他们用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教训，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为寻求发展与突围之路而付出的高昂学费里微不足道的一笔。能够像《山河故人》里的张晋生那样大肆掠夺发展红利的“新贵”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是像身患绝症的煤矿工人梁建军一样被历史、被时代的大手轻轻抹去，或是像张小山、黄国辉们那样，心灵和理智被欲望攻陷，不惜如牛虻、马蝇一般地刺痛社会的肌体并吸饱血液，最终难免被正义之手拍成一摊令人作呕、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烂泥。

张小山、黄国辉这两个形象延续了作者何顿自1990年代以来作品里的人物序列。他们在精神气质上与冯建军（《我们像葵花》）、邓和平（《弟弟你好》）、狗子（《生活无罪》）等“暴发户”们一脉相承，如出一辙。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他们本身极度欠缺文化知识和生存技能，长期在社会底层浸淫又导致了他们道德水准相当低下，市民生活的烟火味和市侩气在好勇斗狠的社会风尚煽动下被极度张扬，在贫困的生活境遇下被压抑许久的欲望就像被长期曝晒的干草，一旦沾上有可能获利的火星，顿时便呈燎原之势。在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凭借知识改变命运，尽管国家放开了高考，但大学的大门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紧闭的；同时，在过往政治生活统领一切的年代里所积累的生存经验此时也已经完全失效，他们只能在夹缝中去寻找新的奋斗目标，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价值观和“幸福观”。但他们自身却并非一无是处，正如何勇日后在张小山坟前的感慨，“你张小山从小好强、好胜，脑子也活，但你后来的聪明都没用在正道上”10，在晓雾初开、旭日方升的时代转折点上，从旧时代过来的年轻人何去何从，将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978年底，张小山招工进了竹器厂。一进竹器厂，他又觉得没点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的思想也跟着改革开放的思路活跃起来。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不想一辈子与竹子打交道！他心大、人野，想改变自己。”11 “脑子活”的优点使他最早嗅出了时代变革的风向，而“心大人野”又促使他敢作敢为。因此，他在工厂里第一个穿西装和喇叭裤，还主动订阅《八小时以外》，试图从中找到发家的窍门；更令人惊讶和佩服的是，他居然拿着从母亲和姐姐那里借来的钱，只身一人闯荡广州，带回了“单喇叭收录机”和邓丽君的磁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小山是为千年古镇和幸福街引入时代清风的第一人。这种求新求变、敢为人先的精神也着实让他风光了一阵子，无论是当个体户卖墨镜、磁带、打火机，还是率先在镇上开办舞厅，都为他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使他在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中、在身边人艳羡的目光中切身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和幸福感。

多年以前，何顿曾在中篇小说《弟弟你好》中借主人公之口宣称：“上苍赐给我们生命，就是让我们去很好地花费自己的生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让自己愉快，不愉快就绕开它，不然就是负担”“他的思想直奔生活的主题就如猎犬直奔猎物一般欢快，那就是金钱和女人。”12 这显然是古希腊人伊壁鸠鲁的观点在20世纪末、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的回响；而在张小山这里，进口摩托车所带来的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感让他在欲望的大道上一骑绝尘，却将伦理、道德和社会良俗远远地抛诸脑后。然而，这种高高在上的自豪感和用金钱堆砌起来的价值体系就像建构在沙滩上的楼阁，虽金碧辉煌却摇摇欲坠。如果说张小山第一次深陷囹圄是被冤枉，纯粹是因为许多人的思维还僵化地停留在“文革”阶段、把男女青年搂在一起跳交谊舞视为搞流氓活动，那么，他日后历次被捕坐牢甚至被枪决，则只能归因为他永不知餍足的物欲和色欲。第一次出狱后，面对当初不肯把自己私下释放的结义兄弟何勇，张小山曾经冷淡且忧郁地说：“我坐了八个月零八天牢。我原先跟张白纸样纯洁，现在……”“一步没走好就掉进了深渊。”13如果说此处尚可读出他的懊悔与不甘，那么当第二次出狱时，他已经完全抛弃了是非观念，甚至想和诈骗犯联手拐卖妇女去卖淫，还对何勇叫嚣说：“老子下过乡、当过工人、蹲过监狱，什么没见过？怕能发财！”张小山“决定与背时的命运抗争”，但他身上的这种精神非但不会像《老人与海》里的桑提亚哥那般令人肃然起敬，反倒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何勇感觉张小山身上藏着只狼，这只狼饥饿地盯着一个个人，好像随时会扑向谁一样”14 。至此，不但是那个读小学时盼望着被宣传栏上红纸表扬稿表扬、盼望着当班长和加入少先队的少年张小山早已踪影全无，那个试图凭借一身锐气和闯劲发家致富的青年张小山也渐行渐远，留下的只是一个被时代浪潮淘洗下来的社会渣滓。张小山的堕落，是幸福街人难以忘怀的一处创痛。

张小山、黄国辉的命运悲剧，既是由他们的性格造成的，曾经狂热而又荒诞的时代也难逃其咎。当高考恢复、同窗好友黄国进动员他们一起报名考大学时，他们的反应却是：

何勇叹息一声说：“要是那时也考大学，我也会读书。”张小山恨道：“就是，要是高考提前几年，我也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那现在我肯定也是个大学生。”……“唉，世上又没有后悔药呷。”何勇说，脸色就深沉，“我们被‘四人帮’害醉了，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当时生怕自己变反动”。张小山笑，附和道：“何勇说的没错，我们那时候懂个屁？受这些害人的思想影响，我读高中时连书包都不带的。那是读什么屁书？”

这样的文字，难免让人回想起“伤痕文学”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式的呐喊。饱受“文学性”熏陶的读者大可对其直白嗤之以鼻，但作为时代的亲历者，按捺不住澎湃的心潮而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谴责、甚至在叙述中直接跳出来控诉，却恰恰是何顿小说的一大特点。早在那部为他赢得广泛关注的《我们像葵花》里，作者就曾突然中断情节的叙述，而专门辟出一节来，写了如下一段话：

冯建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个调皮学生，首先是小学生，然后是中学生，对宁“左”勿右的受益没什么切身体验，虽然他和我们那代人一并是“左”的思潮的受害者，例如没读什么书。但正因为没读什么书，思想就没受什么羁绊，也是因为年轻就更没什么禁忌了……古人云：初生牛犊不畏虎。我就拿这句话来形容像冯建军这样的个体户吧。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的商海潮中，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十之八九是年轻人，而且均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看不起的调皮下家（长沙土话，二流子的意思）！这些人没职业，没工作，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劳改释放犯，他们是迫于生存而走上了个体户的道路。15

在这段话里，何顿揭示了两个事实：第一，“左”的思潮戕害了整整一代人，像冯建军（以及张小山、黄国辉）这样的人都是时代的牺牲品；第二，恰好正是这一代人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个体经济崛起的主力军，这一点是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但冯建军、张小山们的经历亦不能代表他们这一代人，能够在商海中捞到金子的毕竟是少数，除了他们这样的暴发户，其他人或是像陈漫秋、林阿亚、黄国进那样，在严酷的环境下坚持求知和自学，最后成为新时期的大学生（也有少部分人像何勇那样，日后抓住了机会，在提升自己文化层次的同时也随之改变了人生际遇），或是如高晓华、陈兵那样，无法适应时代语境的急剧转变，思维仍旧停留在政治挂帅的动荡年代，最终被抛出历史行进的轨道，更多的人则是在时代变革面前随波逐流或逆来顺受，在破产兼并、下岗失业的风潮中一步步向社会的最底层坠落。

《幸福街》所反应的时间跨度长达70年，但何顿并没有、甚至可以说是力避在小说中表现、传达出此类作品惯常拥有的“史诗性”，他只是凭借自己美术专业科班出身的艺术敏感和高超的速写技巧，为时代、历史以及置身其中的众生赋形。以赛亚·伯林曾经如此比较小说家与社会科学家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每个人和每个时代都可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可以从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点并浓缩为规律；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黏稠的物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下去的愿望或能力。”16 社会科学家们在回望历史时，往往会从时代背景、国际形势、政策方针等方面出发给出宏阔的阐释，但那些“黏稠的物质”，即个体人性中的复杂因素，却常常会被忽略。这种抽象出的“共同点”和浓缩的“规律”，其实只能算是一个“最大公约数”；而小说家的责任，就是要从那些被忽略的角落里重新发掘出独特的、异质性的东西，从而使对历史的“骨感”阐释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例如，对于共和国历史上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时期，倘若只是将其动因归纳为高层决策的错误，而不能深刻意识到、甚至忽略了人性中的卑微、丑恶因素借时代之手得到的空前放大，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匪夷所思之处便无法得到让人信服的解释。

何顿在《幸福街》中做得最为出色的，正是将历史的宏大决定因素与个体的性格禀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个人命运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除了高晓华的悲剧，在反映时代变革的文艺作品中普遍会涉及的“恢复高考”这一老生常谈的主题上，作者一方面借陈漫秋之母赵春花之口，直接表达“那要感谢邓小平，不是邓小平上台，我陈漫秋能考大学？”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用相当大的篇幅描述陈漫秋、林阿亚、黄国进等人在“读高中时连书包都不带”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倔强个性和隐忍性格刻苦自学的经历。在书写周兰、林志华夫妇的离奇遭遇时，作者一方面写出了周兰的生性懦弱，离不开男人的呵护与关心，另一方面也点明了林志华心胸的狭隘与善妒，同时不忘以草蛇灰线之笔揭露出严副主任和刘大鼻子的卑劣恶毒，极尽诬告构陷之能事，而这些人性中或软弱或邪恶之处，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仿佛获得了病菌滋生的暖床，终于酿成一出人间惨剧，给下一代的心灵也蒙上了数十年无法抹去的阴影。人间百态，凡此种种，浓缩于一条街、70年，读来令人心中五味杂陈。读罢《幸福街》，我们无法归纳出一个或几个主人公，却能在一群平凡人琐碎但丰富的微观经历中感受到时代变迁的宏阔。那些在幸福街上向“幸福”奔去的人们，不只是何勇、陈漫秋、林阿亚，还有你和我，还有那些在你我的生命中来了又去的山河故人。

 

注释：

1 10 11 13 14 何顿：《幸福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334、532、236、249、409页。

2 [法]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见《傅雷译文集》（第七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3 4 6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4页。

5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7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7—368页。

8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9页。

9 [德]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8-189页。

12 何顿：《弟弟你好》，《收获》1993年第6期。

15 何顿：《我们像葵花》，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16 [英]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