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语|

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青年文学或曰青春写作这个话题，至少在目前看来已经是“青春”不再了：且不说八零后写作的几位代表人物，早已告别了青年时代的叛逆与躁动，就连后起的一些青年作家，也在沉潜于时间深处的历史叙述中，一再颠覆了人们对于“青春写作”的刻板印象。换言之，人们记忆中的“青春写作”，已不足以概括当前青年作家的创作新变。而这些问题的形成，不得不说与学界批评话语的自我定型有关。如果单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当代文学的学术合法性一直都存有争议。因此在面对即时发生的文学现象时，研究者也常常是仓促应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方法，无疑导致了很多理解的混乱。基于这一现状，本期邀请的三位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青年文学这一话题。

项静的文章，洞见了“太阳底下无新事”的道理。虽然青年文学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所有以‘年轻’为发动机的作品，往往是最陈旧的，比如说青春期的未经打磨的忧伤，冗余地粗略借用的现代派形式，以及易于上手的简易科幻想象，顺水推舟地加入习惯性大众化的写作，没有顺从累积的反叛变成任性和情绪发泄等等”。

而李伟长的文章，则以“抽屉时期”为喻，讨论了青年作家稀缺的“耐心”问题。他对八零后作家队伍凋零的慨叹，对九零后作家“习作”类作品的批评，都揭示了青年文学的某些快餐式品性。至于“抽屉时期就是勤奋、积累、练习和耐心”的提法，毋宁可说是作者对于当下青年作家的殷切期许。

金理的文章，表面上谈的是韩寒，但他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谱系中理解韩寒笔下的年轻人”，这种理解方式，由于是回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和“托孤”两个原型结构中的历史主义态度，故而也就让青年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重新变得丰富与立体了起来。

——叶立文

 

因为年轻，因为偶露的才华，青年写作者被寄予许多期待，有着无限的（想象中）可能性。人们习惯用宽容和等待的热切心肠，看待未知的事物。人们对年轻人的出现有着难以言状的焦虑，以至于担心没找出足够多的年轻人，文学事业就要垮台一样。一边是焦虑，一边是期待，人在两边摇晃。

写作是一种天赋，与生俱来的等待发掘的能力。是天赋就不可能人人都有，更不可能成为仅仅靠后天的习得就都能拥有的标准能力。一说天赋就显得神秘，似乎与常人切断了联系。有人不免要问，谁知道天赋如何测定呢？世间并没有天赋测定器。天赋这事并不神秘，就像有的人的节奏感强，有的人的色彩感浓烈，有人善于奔跑，有人善于表达，道理是一样的。后天训练当然重要，前提是这个人天资尚可，练得出来，不然恁是如何刻苦训练，也不可能让鲁智深练出神行太保戴宗的脚力来。

好小说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这是我越来越清晰认识到的事情。小说家是自己成全的自己。即便是教育，自我教育比来自正规的大学教育要重要得多。年轻的写作者确定自己有无才华的方式，别无他途，就是开始写。写上一段时间，写出一定的数量，写出一抽屉的存稿，自然就知道自己适合不适合干这一行。没有必要捧着稿子去找编辑和评论家，等着他们翻出一个或合格、或天才的印章盖上。没有必要苦心积虑去与文学编辑攀上一点关系，那不是永久的通关护身符。虽说文学关系学在写作者身上也产生作用，总能看见写得并不算好的作家到处发作品，因为会来事，也会搞事。会来事的人总能比不会的普遍得到的多。在讲究资源的今天，一个写作者的出头总是被理解为与占据的或者能用来置换的资源多寡有关。

才华是什么，是做一件事时的忘我，是专注下的耐心。耐心变得越发的珍稀，这本是自我教育的一种。潜心写作，不染关系，远离世故，变成迂腐的理想，还会被嘲笑。一个能走运的写作者会是一个耐心的人，耐心写，耐心等待，耐心地识别自我的缺陷，耐心地自我提高，耐心地享受沉浸写作本身的美妙。在我所见的青年作家中，有耐心的人多能获得至少等价的回报。在很多人看来，90后小说家王占黑这两年暴得大名，处女作小说集《空响炮》获宝柏文学奖后，从一个默默的无名者一跃成为青年小说家的代表新人物，不过是走了运。殊不知，在过去的四五年间，王占黑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写作，在不断地投稿失败中寻找属于她个人的叙事方式。文学一点说，即是个人风格。即便没有获奖，王占黑依旧会被辨认出来，只是所需的时间要慢一些。一个本来就耐心的写作者，还会计较时间的缓慢么？原因并不复杂，王占黑的个人才能与文学传统取得了联系和呼应，她对社区平民和老人在小说叙事上的尊重，即平等地看待生活中的人，与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所提到的对平民的敬视，正是一种回响式的呼应。王占黑的“成名”看似偶然，是因为文学奖将她提前了，以至于人们忽略她一直以来在写作训练上的耐心。

考察优秀写作者的成长史，耐心从来不会缺席。70后、60后作家，更别说50后作家，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段幽暗的时间，叫抽屉文学时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很多作品发表不了。被退稿之后，作品无处可去，除了偶与友人分享之外，就只能放进暗黑的抽屉里，惟有等待命运的垂青。对现在的90后作家或者更年轻的写作者来讲，他们的抽屉时期正在消失。现在的发表太容易了，很多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都在找他们，供不应求。倘若等不及，即便登不上正式的刊物，还有大量的新媒体空间可以安放，比如公众号、微博和各种写作平台。这让抽屉时期于黯然中消失不见，无人问津的压力和紧迫，也就没有机缘和时间转化成对自我更严格的要求，耐心已经不再需要了。

宽泛一点讲，抽屉时期不仅仅指写作者的无名期，也包括练习期和习作期。练习期对一个写作者的成长特别重要，那意味着漫长的、充满耐心的练习、探索、积累和修正，并且在等待中不断建构自身的写作意识，慢慢锻炼个人的意志品质，一点一点积攒经验，渐渐了解和建立自我。一旦有机会出来，就会显示足够的爆发力和后劲。抽屉时期的缩短乃至消失，意味着缓慢而又耐心的练习时间变少，准备期变短，对一个写作者的后期成长当然不是好事。只有足够的练习，才可能有后来的扎实。这就像跑长跑的人，没有足够的体能储备，缺少足够的技能练习，后程肯定就会掉队。拿80后作家来说，十年前数量之多如过江之鲫，一定程度上压制了70后作家的出头，今天再来看呢？优秀者数得着吧！这就是过早消耗自己的代价。准备期一旦过早地消失，势必导致产能的后续不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写作者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文学抽屉时期的消失，其背后是练习的消失，是精雕细琢的消失，是慢功夫的消失，是耐心的消失。今天我们读到很多90后作家的作品，苛刻地讲，还多是习作。

抽屉时间是什么时候？二十多岁到三十岁。在读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时，我注意到了一组沈从文创作发表的数字。沈从文生于1902年，去北京赌一下未来时，也就二十多岁。1925年，沈从文发表了近六十篇作品，当年他23岁。1926年，沈从文24岁的时候，他发表了七十多篇作品。1927年，25岁的时候，他发表了40篇。三年合计一百七十多篇，平均一年发表五十多篇，差不多一个星期发表一篇。这还只是他发表的作品数量，他还有大量的习作、日记、读书笔记、书信等内容存在抽屉里。可以想见，这个人得勤奋到什么程度。从沈从文的文学轨迹来说，这三年是他重要的习作时期，也是他文学观念慢慢成形、写作技艺逐渐明朗的时期。很多作品都谈不上优秀，难怪沈从文会说：青年学生相信天才，告诉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这句话多么熟悉，就像当年福楼拜说的那样：所谓才华，就是缓慢的耐心。抽屉时期就是勤奋、积累、练习和耐心。

作为抽屉时期和耐心的补偿，一个写作者幸运的话，会收到一份礼物，在沈从文身上就表现得明显。沈从文一生之中，经历过两次自我确认，第一次是年轻时，《从文自传》有详细的表述。第一次确认是怎么完成的？沈从文有一个文学概念，在不断练习、不断观看、不断思考的过程中，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沈从文追问自己什么东西是好的？他列了几个例子，比如一块铜，一块石头，一组声音，一群人，会发出穿透时间与历史的力量。文学史残酷到令人不寒而栗。残酷到只有那些能够穿越时间的作家作品才可能被记录于史。一个理想的文学时代，不只是关注当下生活，而是一个跟历史、跟未来形成对话的时代。沈从文恰恰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准了，所以他会用一种物质化的形象，把他的文学观传达出来。文学观不止于文学，更关乎生命观和时间观。

我读到那些有小说意识并试图阐释个人时间观的小说家和小说时，会发自内心地喜欢。青年小说家赵挺的小说集《寻找绿日乐队》，其中有《孤独车手》《青年旅馆》《逃跑公路》等几篇，我都喜欢。我喜欢赵挺笔下的无聊、荒诞、滑稽和些许蠢萌，以及那些无端的无意义的对话，还有看似无脑的疯狂。在《逃跑公路》中，因为偷了窨井盖，老枪带着我逃跑。往哪儿跑呢？无所谓了，往前跑就是。小说里有个中年人，叫老枪，41岁，依稀还有理想，也跟着没头没脑地晃悠，就显得滑稽了，看着也伤感。

这种感觉在阅读王苏辛的中篇小说《在平原》时也遇到了。当这个勤奋的青年小说家，将她对艺术的理解自如地放置在小说中进行观照时，作品不自觉地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准确和精微，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昔日耐心的回报。三三的《恶有恶报》则在对寻常乖戾的恶的叙事中，观察到了深情与善的存在，彼此以并不矛盾的方式同存。有趣的是，三三的叙事方式以写信的方式进行，这似乎回到了倾诉的叙事传统中。这些青年小说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抽屉时期，也练就了缓慢的耐心。

遇见这些小说，我会忍不住将他们拿来与自己的小说观念进行对照。一篇好小说必然地会让批评家，试图站在不同的方位，去思考并乐意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