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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里的两位作家故居

来源:人民日报 | 何永康  2019年07月22日07:53

六月,在河北大地行走。心仪已久的滹沱河伴随着我在冀中平原辗转,两位河北籍的当代文人——孙犁、贾大山的故居,向我张开怀抱。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荷花淀派”的奠基者,他的“白洋淀纪事”系列中的《荷花淀》《芦花荡》等影响深远。贾大山则是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佼佼者,他的《取经》《花市》等皆是经典之作。他们都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关注土地,关注命运,竭力反映中国的“农民精神”。

贾大山故居在正定县城郊的西慈亭村,孙犁故居在安平县大子文乡孙遥城村,相隔一百多公里。贾大山故居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门脸不宽,空间也较有限。尽管有些简陋甚至破旧,但却是不加粉饰的原汁原味,真实地折射出作家当年生活与创作的艰辛。孙犁故居则是外院套内院的四合院,人居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考究。

故居是历史的遗存,历史都是由故事串联的。贾大山的故事很多,比如写好的稿子都要在土炕的褥子下面放一段时间,说是要放放、压压。有空了就躺在褥子上想想,想好了顺手抽出来就改。放放,其实是过滤积淀;压压,其实是压实压短。一把尘封已久的二胡也是故事的讲述者,这是他当年搞农民文艺宣传队的乐器。闲暇时,二胡悠扬的琴音会在平原上飘荡,吸引很多青年和孩童来听曲子和妙趣横生的故事。二胡弓子的马尾已经散乱,弦也锈蚀断了。贾大山五十四岁就因病去世,他的“琴弦”虽然过早地断了,但知音至今仍然很多,当年风范还在当地百姓中传为美谈。

我了解到的孙犁故事其实就是故居的故事。现在这个故居,是在原址复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为修建学校找到孙犁,希望他能给予资助。先生便委托村里把老屋变卖了来捐资助学。他特地写了《故园的消失》一文记录此事。对老屋他是很留恋的,毕竟是根之所在。为此他感叹道:“老家已经是空白,不再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标志着,父母一辈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生活志趣、生活意向的结束。”同时,他也认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自然过程”,体现出他一贯的洒脱大度和透彻的人生参悟。

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作家的故居当然也得靠作品来支撑。但在贾大山故居,却看不到他任何专著,只展示了几册刊物和几页手稿。因为他一直都全身心地工作与创作,没有心思、精力去为自己运作出版一本书,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专业声誉。作品虽存世不多,但都是精品,也就规避了“速朽”的危险而“不朽”。孙犁故居则突出了作家著作等身的特征,这让我一度郁结的心绪舒展开来——院里建立了孙犁作品碑林,九块石碑,镌刻着孙犁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简介。这是很有情怀的创意。

作为老家相距不太远的乡亲和同好,孙犁与贾大山居然不曾谋面,这好像有些不可思议,但恰恰显示出二人不庸俗攀附的行事准则,看重的是文字交集与精神对话,追求思想的融汇与理念的契合。所以,在孙犁故居,很自然会想到贾大山,想到先生对晚生的关注与扶掖。“小说爱读贾大山,平淡之中有奇观,可惜作品发表少,一年只有五六篇。”这是孙犁信口吟出的几句顺口溜,后来还笔录下来托人带给贾大山留着纪念。而在贾大山故居,也会想到孙犁,想到贾大山对他的尊崇。他倾心孙犁明净清幽的风格和独特的审美眼光,认为先生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的真正作家。当有人评价贾大山创作风格属于隔壁山西的“山药蛋派”时,他断然否认,坚持自己是“荷花淀派”传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的枕边也还放着翻旧了的《白洋淀纪事》。脾性相投,心心相印,贾大山的滹沱河与孙犁的白洋淀虽然水系不相通,但文气却一脉相承。

除了文风接近,二人的人文行为也靠得很拢。孙犁虽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又是解放区文学的杰出代表,但后半生都在默默地编辑报刊,静静地写自己的锦绣文章;贾大山虽名声大振过,但也为人低调,甚至不参加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在群众多次推荐、领导反复动员下,才出任正定县文化局长。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正直而高尚、认真而倔强,是他们共同的个性特征。

名如其人。孙犁,一个“犁”字,连接晴耕雨读或者是勤耕苦读的一生,他的故居,充溢着芬芳浓郁的书卷气息;大山,一个“山”字,牵系敦厚朴实的秉性和文品,他的故居,弥散着北地独有的人间烟火。

在两个故居留恋盘桓良久,我渐渐地感觉到孙遥城村与西慈亭村的影像叠加了,叠加成冀中平原有底蕴有故事的村落,叠加成燕赵大地上异峰突起的文化地标。故居的外延与内涵则在不断扩展与深化,以立体的姿态,成为一种有意味的象征物。故居主人也为之形象重合了,清癯儒雅的孙犁与刚直淳朴的贾大山,浑然重合成了大平原辽远夜空的璀璨星斗……

河北自古出慷慨悲歌之士。过去,我以为所谓的“士”,是壮士是勇士是侠士。两个文人故居,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个“士”其实也是包括文士的,譬如孙犁,譬如贾大山。他们曾经感动过无数人的“慷慨悲歌”,至今依然萦绕在华夏大地,萦绕在冀中平原,萦绕在他们的故土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