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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兵雄赳赳》创作谈:我的英雄梦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刘海栖  2019年07月18日08:43

作者刘海栖

一直都想写写我在部队的那段生活,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如果随便写写,或者写点小文,倒也并不难,素材非常多,随手就可以拈来一大把。我是写儿童文学的,想用儿童文学的方式来表现,这就费了我很多思量。要写一个现在的孩子喜欢看,能够接受,能引起他们一些共鸣的小说,而这部小说又没有那么惊心动魄的悬念,或者类似反恐突击特种兵的热点因素,究竟怎么表现,选取怎样的人物和细节,结构什么样的故事……这对我是个课题。

后来我找到了角度,就写我在新兵连的生活。我是1970年底参军入伍的,刚满16岁。这里要给小读者做个解释,那是一个特殊时期,我们上学断断续续,许多男孩子最向往的就是参军,要是能当上一名解放军,手握钢枪保卫祖国,别提有多美妙和幸福了!那时的男孩子,如果拥有一顶真的绿军帽,可是叫众人羡慕的事情。但这也带来一个麻烦,街上有抢军帽的出没,要是一不小心,头上的军帽就没了,所以走路要格外小心。我在部队大院生活过一段时间,父母都当过兵,所以对部队更是向往有加。我上了两年中学,就参军了。

我就从一个16岁,第一次远离父母,第一次踏入社会的少年视角写。

确定了路径,动笔就很顺畅了。这是我恢复写作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两部小说的写作,包括与朋友们的交流和探讨,使我积累了一些写小说的经验,也总结了一些教训。在写这部小说时,我还是想做一点改变和自我突破。我的第一部小说《有鸽子的夏天》是围绕一个核心故事展开的,而这部小说不大可能再结构一个核心故事。我要表现一个少年在部队的成长,少年的成长离不开身边人的帮助。我进入部队,接触了一些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新兵连里有连排班长,有来自城市的,有来自农村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有见了小米饭以为是蛋炒饭的,有用辣椒面把饭拌得通红通红的;有的高中都毕业几年了,还有不怎么认字的……这些人24小时在一起,连谁打什么样的呼噜你都能分辨出来。我决定去写这些兵,我把自己想成值星排长,吹哨子把他们再集合起来,一想就有许多故事。于是我写了干脆利落的陈连长,写了细心但有些婆婆妈妈的侯班长,写了会吹唢呐的理发员阮三成,写了在家养猪到了部队还养猪的马贵,写了会爬树的彭民贵,写了打篮球的马大壮和以成为一个好军人为使命的大院子弟何晓凯……这些人都是我的战友啊,连那位做报告的庞英雄也是真的。我一在电脑前坐定,他们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出来,恍惚中能看见他们围着我,用各自的习惯和不同的口音督促我:新兵,赶紧写!

整个故事我设定在新兵连的那三个月。我写了所有新兵必须经历的关口。比如想家,比如紧急集合打背包,比如夜间站岗,比如新兵怕哨老兵怕号……还有些没写,比如我们不爱穿棉裤,放在书后附录里的我那张全身照片就是没穿棉裤的,因为穿了棉裤蹲下起来后,膝盖上会有两个大鼓包,觉得像农村拾粪老头穿的那样,我们没事就使劲儿拍膝盖,要把大鼓包拍下去。但平时不穿棉裤不符合军容风纪,只有星期天上街时不穿,再在脖子上挂个口罩,不戴,塞进衣服里,胸前露着两根白色的口罩带。这不能叫军务科的参谋看见,看见了会告诉连长,晚点名时会挨批评。我还写了体育兵马大壮他们,因为后来我也当了体育兵去打球。体育兵除了伙食好不用站岗,还发运动服,运动裤得要大一号的,毛蓝色的裤腿露在军裤外面,觉得很风光。还有写信那件事情,去小卖部买信纸邮票和印着部队代号的信封,没事就趴在床边哗哗地写信,觉得这是长大了的一个标志。拿信的通信员很受欢迎,有人一次能收十封信。我在部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总要抽时间趴在床上写日记,记下每天的见闻和感受,到退伍时我积攒了十本日记,附录里也放了一本,开头就记了我在小说里写的野营拉练的事情。所有这些细节我都亲身经历过,连那个护士打针的事情,也是在写小说过程中听女战友讲的她的真实经历。这些细节像保存得很好的老照片,稍有褪色但毫无缺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把它们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献给我的那些战友和少年朋友。

虽然没有一个核心故事,但这些故事还是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阳刚之气。对我来说,军营是阳刚之源。我觉得阳刚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它更是一种综合素质的养成,力量和勇敢当然是阳刚,但友爱、善良、包容、互助同样是阳刚,连敢于认错和遵守规则,都属于阳刚的范畴。部队生活恰恰是把你这块生铁放进熔炉里,高温冶炼,不断地加进各种有益的元素,慢慢地锻打,去掉杂质,火里三遍水里三遍,最终变成一块坚硬无比的好钢。我想把这些告诉现在的孩子,我们那一代人,是如何真诚地投入火热的生活,如何渴望为事业献身,那一代人为了共和国的发展强大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我认为儿童文学的题材应该是广泛的,还要更广泛些,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以为拓展儿童文学的题材面做一点工作,我想,这部小说是我交的一份答卷。

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语言问题。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文学的语言与故事同样重要。在这部小说里,语言也是我着重加以考虑的因素。由于是写部队生活,部队生活有自己的状态,有一套独立的话语系统,如果不能很好地呈现出来,那么这部小说即使故事再好,也不能算成功。其实如果脱离了部队那独有的话语系统,故事也就不可能显出独特性。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把大量精力用在了打磨语言上。我想保持一种记忆中的部队语言的原生性,但又要叫现在的小读者能理解,所以还是很费了一些考量。编辑朋友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宽容。比如,连长会叫自己的兵是“家伙”们,我说不要在前面加“小”,加了就不像了。我说连长“刺起杀”来厉害,不能说“拼起刺刀”来,那样就有些“文艺腔”了。去救火时,连长大喊“全体都有了听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这是一种气势,如果加上标点,就成了另一种状态了。里面提到了唱的一些歌,尤其是对话里,我都没用书名号,而是用了引号,用歌曲的第一句,要是用书名号和真的歌名,那就不是我们在说话。在故事上,我也尽量去讲部队所独有的故事。董副师长和战士一起吃饭吃到石子硌了牙,命令通信员去叫司务长跑步过来,还要带着筐,把那个吃出来的小石子抬走,形容其大。这就是部队特有的上下级关系,干部永远把士兵放在第一位,司务长是干部,所以师长可以这样对待他,但不会这样对待一个士兵。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叫这部小说如实地再现当年那支革命队伍的真实光芒,和我们在其中的成长。

好的小说都是改出来的,我在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大量的细节,语言的淬炼,故事的完善,情节的照应,草蛇灰线,等等,都要一点一点地融进小说。我享受修改的过程,甚至到最后修改完毕居然有些舍不得,心想这就结束了?今后,我还会精心地修改和打磨作品,我不追求数量,留给我好好写小说的时间不多了,我要认真去写,争取能写出一些超越自己的东西来,将来回头看,不叫自己脸红。

编辑希望这本书有个序言,我马上想到高洪波兄和汤锐。洪波我视为兄长和朋友,他是儿童文学界的领军者,又有和我相似的当兵经历,我一找,洪波兄欣然答应,于是写了许多鼓励的话。汤锐是优秀的儿童文学理论家,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给我开作品研讨会,汤锐专门从北京赶来参加。我给汤锐说,再做个友谊的纪念吧,汤锐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她克服病痛,给这本书写了序言。我铭记朋友们的情谊。

要感谢刘胜军兄,我特地找他为这本书画插画。他也当过兵,所以他画的插画不但传神,而且特别准确,复原了那时我们生活的种种细节。

陈泽新兄给了我又一个惊喜,在给我设计《有鸽子的夏天》时,他知道了我要写这部小说,就答应给我做设计。他设计了几个方案,都好,难以取舍。反复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最后确定现在这个封面。我太喜欢了,那么有气势,所有我们那时的梦想,那些英雄梦,都被这颜色,被这闪闪的红星传达得淋漓尽致。

我也感谢青岛出版社,感谢我的编辑们。除了在文本上帮我完善把关,包容我的一些文学上的探索,实际上,是她们催生了这部小说。本来我还没有下决心写我的部队生活,她们正好有个出版计划找到我,这样就把我推到了起跑线上。发令枪一响,那只能往前冲,否则就是逃兵,当兵的都知道逃兵是最可耻的字眼,我不当逃兵,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谢谢其他对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所有的朋友一如既往地帮助我鼓励我,使我有了收获。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战友们,不会忘记那段珍贵的青春时光,正是有了这些人和这段时光的呵护,叫我在以后的岁月里,能挺起腰杆走路,做出对得起事业和人生的事情。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