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8年，我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被调到许昌市文化局当创作员。当时很想写点好的短篇，非常焦虑，整天发愁。尤其是调去当创作员之后，对比《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上的作品，经常很惭愧。

有天，我父亲给我讲了个故事，很精彩。我问他在哪儿听的，他说街头上听的。我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寄给《上海文学》。自己很认真地改了三遍，感觉很好，大胆地选择了外省刊物《上海文学》。

不久，我在《上海故事》上发现了——我父亲给我讲的故事实际上是《上海故事》发表的。我当时一看，故事一模一样，出了一头冷汗。如果《上海文学》发表了我的作品，那就是抄袭，好在收到了退稿。虽然很担忧，但是没有意义。告诉我什么道理呢，无论多么精彩的故事，它都不能成为文学创作。

39年前，我明白，无论生活中发生多么好的故事，你只是把它写下来，那它就只是一个故事。

10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报道，一个副省长杀妻案。很多事情报纸上都有报道，谁都知道这样的案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报道。

20多年后，我对这个案件的理解和1979年我对故事发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当时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记忆，在我脑子里存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事情，我记下来了。多长时间呢，大约有十年。就是说十年之后，在某一个时间点，我觉得可以写了。中间我做了大量准备，我在十年间筹备了什么，我一一告诉大家。

从十年前我听到杀妻案，到我十年后创作，我做了什么，使得这个事件成为一个长篇小说。是否评奖，我已经觉得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好小说，也可另当别论。但我只是说，我把事件写成了小说——《平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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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年某月，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某个地区看守所的警察。后来，他犯了错。在某种情况下，他用烟头烫伤了一个人，受到了公安局的处分。我记下了这个事情。对我长篇创作有什么作用呢？当时觉得没有用，但我记下了。

某年某月某日，我跟着河南作家采风团一直走到新疆。到那之后，我买了一条新疆羊毛编织的白色纯羊绒围巾。我记下了这个事情。当时这些毫无用处，但是对十年后的《平原客》是有用的。

某年某月某日，某领导家的一个孩子，整天打游戏，有次我跟他一块儿半夜去找他孩子，没找到。当时也没用，但是十年之后，用到了《平原客》中。

35年前，我刚当上红卫兵。渴望一次“长征”，想出去一趟。从我老家许昌到开封，这么走了一路。第一站走到了尉氏的洧川，当时在洧川中学住，我一个12岁的孩子，人生第一次吃面包。洧川中学传达室卖面包，一排一排，五分一个，我花两毛钱买了四个。我在洧川中学的教室里吃了四个面包，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面包。对于面包味道的记忆，35年后，出现在了我的小说《平原客》中。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是有用的。

筹备创作《平原客》的十年当中，有一年，我去了豫北，当时黄河故道某县的公安局长陪着我们。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事儿，说黄河泛滥时，将当地的某家人搬到了学校的教室，可房子修好之后他们却不想回迁。公安局长带着一队民警去找他，说你要不搬，我把你腿打断，把你全家腿打断。这个局长讲的事情，在我脑海里留下，经过艺术的改造，出现在了后来的《平原客》中。

经过生活提炼的东西，跟别人简单讲给你，是不同的。

副省长杀妻案只是给你线索，你要写什么是你的问题。这样的细节成百上千，我个人的生活细节逐渐地融进我要思考的方向中去。我个人的经历，听到的、看到的，比如有意无意朝这个方向运作的时候，我也不清楚我要写啥。

我在郑州采访了六个区级检察院，他们办案的过程、经历。比如看守所里，红马甲、黄马甲的区别，我要全方位吃透这个东西。要把所有的东西拿去积累，在积累中浸泡，在浸泡中去寻找写作的方向。

我在北京有记忆的吃过两次饭，一次是在莫斯科餐厅，是我儿子带我去的，他说你一直说等我长大了带我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也没去成。后来我又到基辅餐厅吃了一次饭，有了新的记忆。吃西餐的人很多，排了很长时间队。多年之后，在北京基辅餐厅，很多穿着当年“苏联红军”制服的老战士高唱着《喀秋莎》，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东西在当时不一定有用，但是在某一个契机，经过脑海浸泡，就变成有用的。对作家来说，没有积累是白费的，今天没用，明天有用。在这没用，在那有用。我给大家说的意思是，表面上看，细小的生活可能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在某一个点上，它就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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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平原客》的时候，经过地域设置。我不是号称写平原吗，但平原什么地方才能使作品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我费了很大心思。

思考的过程中，我想我是准备写花的，我要找一个种花的地方。我虚拟了一个地方叫梅陵，实际上我借用的是鄢陵。鄢陵这个地方是有花卉传统的，后来我专门查了，说鄢陵是宋朝国都的后花园。鄢陵这个地方一马平川，含砂土，又透气，是南花北迁的中转站。我要把写作背景放到这，适宜我写作，又适宜花生长。我是要写花的，我要找切口，长篇是要切口的。所以我选择了梅陵，就是鄢陵。

为了写《平原客》，我去过三四次鄢陵，寻访花卉经纪人。寻访过程中，无意发现，当年杀妻的副省长就是这里人。我开始并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当时想写《平原客》的时候，想了解一下副省长犯罪案卷，后来他们也没有答应。我其实是不知道副省长任何实际的经历，所以这个人物，在我的《平原客》里变成了综合性的，我仅仅是报纸上看到的一个报道，后来他变成我作品里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借用的一个案件。

寻找到地域之后，我还要寻找语言的情绪。怎么找到的？我前些年头发花白了。那时候还要上班、开会，本来两鬓白了，其他地方不白，老是过个一俩月去染。后来不染了，有天就发现，全白了。我找到了感觉，那是长篇语言行进的感觉。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声音。这是我自己在我头发白的时候寻找到的一个感觉，语言行进的感觉。

长篇的筹备需要方方面面。我找到了地域，找到我语言行进的情绪，我把我多年来对生活的理解、认识，以及我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全部砸上去。无论写长篇、中篇还是短篇，你都是要有储备的。有自己的储备，有自己的设置。比如我是要写花的，我就要找有花的地方。比如写作的情绪，我找到了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这都是需要筹备的。我筹备的时候长达十年。其实写作时间并不长，虽然他们说写的好，但我觉得这些另当别论。准备了十年，写作一年半。

写作过程中，我要为这本书想一个名字。想了很多个名字，都感觉不好。有一天，正开车，名字跳出来，我觉得这名字太好了，一整天都很兴奋。那是个适宜长篇的名字，叫《花开》。我想现在这个复杂浮躁的社会，不会有人用这个名字。到了晚上上网一看，上海作家有个小说叫《芳华》。后来我又起了个名字，叫《黄淮一号》，因为我小说里写这个人物是小麦专家……很长时间连一个名字都起不好，很沮丧。《平原客》这个名字，一直到出版之前才定下。名字比写还费劲，我感觉还算准确，地域的扩展比其他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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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它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它又不是现实的……它是经过积累、浸泡，而后又服从于加工的……现在全国出版长篇小说每年4000多部，浩如烟海，你想在图书市场上占据一席位置，真的很难。这给每个写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作家，要想独树一帜，要想从大量拥挤的状态中拼杀出来，必须要有自己对生活独一无二的认识。生活中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事情，你是怎么看的，它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你怎样才能跟别人不一样。而怎么认识，怎么看待，需要作家个人来完成。

《平原客》我写了一年半，准备了十年，我把我这部长篇中需要的东西全部用出来砸上去。有些时候力不从心，需要各种各样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你的素材，你的语言行进方式，你的结构方式，都代表着你的思维方式。你必须与众不同。一个作家，个人对生活的理解要大于生活本身。我把《平原客》的思考过程贡献出来，是提醒大家，要有自己的东西。杀妻案很多，不同类型的犯罪案件，关键是你怎么认识，怎么理解，怎么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这是最重要的。

英国有个作家，写了一部电影，名字叫《与陌生人共舞》。英国当年发生了案件，一个美女，把他最心爱的男人杀掉了。当年英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因为这部电影，使英国影坛回归大众视野。这是英国一个真实的故事。什么事呢？一个美丽的姑娘，某天在舞会上，认识了很帅的小伙子，两人一见钟情。小伙子有个爱好，喜欢赛马。英国的赛马节每三年一次。这一年的赛马节到了，小伙子想着一定要拿到名次，然后向姑娘求爱。结果小伙子没名次，很沮丧，没有求婚。姑娘一直爱着他，忠贞不渝。一等又是三年。第二届又没名次。连续三届都没名次。小伙子觉得汗颜。等了九年的姑娘忽然发现有一晚，小伙子在与其他女孩跳舞。在舞会上，姑娘刺死了小伙子。姑娘被抓起，在英国民众中引起了共怒。一心爱着小伙子，等了九年，她是美丽的，又是善良的，这是真善美的化身，全国人民呼吁，不应该判她。但是，按英国当时的法律，杀人是要偿命的。女孩被法律判处绞刑，全国人民都去看。但是由于这个案件，英国从此修改了法律，免除了死刑。

这样一个故事，被英国作家搬上荧屏。后来获得国际大奖，号称重振英国影坛。这个真实事件，经英国作家思考，重振影坛。同时，它也是作家的思考方式。各种各样的人生，你的立场在哪里，你运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这是最重要的。

我再讲一个案件，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经获得过诺奖。我看过他三部长篇，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名字叫红》。他写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他就是因为这部长篇获得的诺奖。他的作品有很多，比如《雪》，比如《伊斯坦布尔》，但正是《我的名字叫红》，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

他写了一个16世纪的故事，叫黑的青年，离家12年后，重返家乡寻找爱情，接踵而来的却是谋杀案。他过去最好的朋友，突然失踪了，同时他们的老师也惨遭暗杀，当时的总督要求三天破案。线索就藏在画家的一幅画中。帕慕克写16世纪的案件，但最值得称道的，却是对16世纪土耳其细密画家的研究。

帕慕克写这部长篇，整整用了六年的时间，有一半的时间，他在研究细密画家，另一半时间，他到画廊看各种各样的画展。他对画家描写的精湛准确，让人吃惊，他对画笔、对绘画了解得特别详细，尤其是细密画派。他写一个画家，一生画一幅画，眼都画瞎了。他从破案的形态切入，写的却是画派。他最精彩的部分就是16世纪土耳其细密画派对生命对艺术的理解，那是一种精神搏斗。他能获得诺奖，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他对画派、传承关系和绘画风格的研究，他是把一支画派的绘画精神融入了进去。他不是写案件的，案件变成了他的切入方式、思维方式。他把土耳其这个国家，生命与艺术的传承，变成宗教认知全部融入。每一个作家，他个人融进去的越多，才能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脱颖而出，所以说，个性化的表达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