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梁晓声创作了那么多具有丰厚内涵的知青作品，但背后的原因，却在大家意料之外。“1984年，返城知青积压在城市里，分配不了工作”，“所以我要写知青，而且要把他们尽量写的可爱一些”。谈到这些作品对解决返城知青工作的实际效果时，一向温和谦逊的梁晓声也难以掩饰内心的骄傲：“还是有些作用的，当时至少是在哈尔滨，许多单位就说，只要是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来多少要多少。”

 

2019年，著名作家梁晓声年满七十，从事文学创作已逾四十载。他所任职的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特意主办了一场“现实主义：梁晓声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

“人到70岁的时候，文学写作可以像街头巷尾开包子铺的老店面一样，是值得信任的，食材安全、绿色环保，可以让读者看完之后领悟一些意义。所以要向下一代提出善的教育。”梁晓声说。即将与共和国一起迎来70华诞的他，褪去了知青作家的光环和荣耀，身着一如他的语言那样亲切朴实的服装，静静地坐在会议室里，聊起自身的经历，他满眼温和，而一谈到文学写作在当下的责任与意义，语调便慷慨激昂起来。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忠，以及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40多位专家学者和30余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会议采取主题发言、专家研讨、青年论坛等形式，与会学者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围绕梁晓声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这一主题，多层面、多角度地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重新评价了梁晓声作品的现实主义创作特点、好人文化观、理想主义精神等历久弥新的话题,回顾了作为一名时代良知者的“共和国作家”梁晓声40余年来的精神守望。

无论是在与会学者的发言中，还是梁晓声自己的陈述中，“现实主义”、作家的“责任”与“担当”都成了最为高频的词汇。

“史外之史”：现实主义的温情书写

“一名杰出的作家，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每一个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无不是伴随着古今中外大量优秀文学作品成长起来的。而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品，一所大学如果有一位杰出的作家，那一定会成为这所大学的精神标杆。梁晓声老师2002年就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17年来，梁晓声老师早已成为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张名片、一座精神的高塔。”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教授的这番话，透露出北京语言大学拥有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家梁晓声的真切的自豪感。

梁晓声的作品，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知青》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到2017年出版的三卷本《人世间》，让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他身上的责任担当意识，这种精神从日常生活中蔓延到写作中，贯穿了他迄今的人生，也影响着他身边的人。梁晓声出生于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家庭，童年时期全家租住在两间低矮潮湿、破旧不堪的廉租屋里。底层出身的他自觉为平民阶层代言，作品始终眷顾着返城知青、下岗工人、进城农民这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体会他们人生的艰辛，也以善意的眼光，发掘普通人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这种平民立场在他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中贯穿始终，在40余年来的创作生涯中，梁晓声与时代同行，笔耕不辍，对社会问题进行着同步的关注和思考，并随着中国社会进程一同更新自己的创作方向和角度。

梁晓声给自己的写作定位一直是“做时代忠诚的书记员”，秉持文学应当担负“史外之史”的意义：“历史中的‘底层’永远只是数字、名词、百姓……只有在文学作品中，‘底层’才能化为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而且比现实中更加鲜活、更加有特点。”作为一名“书记员”，梁晓声用温暖的笔触去触摸大历史之外的“小人物”，将历史中抽象的“底层”绘制出生命的温度。所以，立足底层平民、聚焦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便成了梁晓声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的主要立场和创作方向。

上世纪70年代便通过《8½》《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老姑娘》等影片接触过现代主义的梁晓声，并不是没有机会进行创作手法上的转向，但基于对底层人民的关切，他一直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他认为现实主义仍有其应该存在的价值，《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复活》《悲惨世界》等伟大现实主义作品中看似过于理想主义的昭示，如果能起到“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效果，也是现实主义的意义之所在。

梁晓声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正面回应，“中国20世纪以来最不缺乏的就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主潮，甚至是我们评价文学的一个标准。但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提倡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因为很多现实主义作品还是令我们感到不满意。”吴义勤的发言引发了与会代表的思考。当代文坛不断涌现各种文学思潮，但似乎唯独现实主义的传统被忽略、被尘封，面对文坛的这种现状，梁晓声对现实主义写作的执着坚持，无疑带有启发意义。对此，吴义勤更为深入地指出：“梁晓声身上的思想者形象和知识分子情怀，是他现实主义的内核，并且形成了其现实主义的温暖底色，这种温暖的、朴实的现实主义为他的作品留下了普通人的生命情怀和民间温度。而这现实主义的根基，就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传统。梁晓声的现实主义既关注到了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求的宏观层面，也贴近了对民间的底层关怀，是建立在对民众、大众关怀的基础上的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求，最大限度地贴近了现实主义传统。”吴义勤同时提醒作家要回到现实主义上来，不能因创新和探索而偏离现实的本源，只有回到原点，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才有可能被解放。

白烨也指出现实主义是梁晓声创作中非常鲜明的特色，他认为梁晓声的现实主义既包含着平民视角，也包含了英雄主义，是用现实和理想共同熔铸成的一种融合的现实主义风格，而新作《人世间》则是其现实主义的集大成之作。白烨认为现实主义不仅是梁晓声的主动选择，也是时代的主动选择，这正是体现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一个侧影。

“理想主义”：知青文学的再解读

知青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曾画出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知青作家都尝试进行创作转向，为什么梁晓声却在这条路上坚持了很久？对于这个问题，贺绍俊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他珍惜，珍惜的是他在知青经历中铸造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将梁晓声视为一个“顽固不化”的理想主义者，不仅对以往的理想岁月充满眷恋，还试图让理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得到延伸。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词，成了谈论梁晓声创作避不开的两个话题。而“理想主义”之于梁晓声，却从来没有少过争议。

前几年曾经有学者批评梁晓声知青作品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叙事，认为他抽离了政治、历史的背景去歌颂抽象的英雄形象，并将“文革”温情化、他者化。针对这种批评，鲁东大学车红梅教授指出，在许多评论者眼中，知青文学都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而实际上，农场知青、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的情况各不相同。与插队知青的苦涩与艰辛相比，北大荒兵团知青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强烈的荣誉感和奉献精神。“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及管理方式，以及老战士们的军人作风对知青的影响——诸种因素使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与当年的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梁晓声在多部知青小说的“自序”里也提到过：“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他笔下的“北大荒知青小说”写的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被称为“兵团战士”。因此，对兵团知青身份和“北大荒经验”的了解，是理解梁晓声知青作品的重要前提。

“北大荒经验”是一种独特的知青经验，在梁晓声的笔下，它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经验，黑龙江大学林超然教授用“寒地黑土”来描述这种经验，他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来分析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历史积淀对梁晓声复合型文化人格的造就和文学创作的影响。“黑土地从不辜负耕种它的人们”，这与黑龙江文学和梁晓声文学的品格具有深刻的一致性。“那片黑土地是梁晓声写作的出发地，也必将是其写作的精神归宿。”北京师范大学谭五昌教授也认为，“北大荒经验”是梁晓声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独特且更有价值的审美经验，与其他有“知青”经历的作家相比，梁晓声的知青题材文学书写更为充分、更为持久与自觉，由此形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书写知青记忆和理想情怀的文学现象。

除了兵团知青的身份，梁晓声的亲身经历也是对评论界批评其理想主义的最为有力的回应。“好多人真的在他们生活中碰到的都是坏人吗？还是仅仅碰到了几次不如意的情况就从此认为这社会人人都坏呢？”梁晓声的真诚发问震撼了听众，“我笔下的知青形象中很多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作为班长，粮食歉收自己要少吃半个馒头，工作最危险、排哑炮的时候自己要在前面，当时所有班长都是这样做的。”同时，梁晓声也感受到连队知青对他的照顾，“我在木材厂，抬木班的知青在搭木头的时候让我坐下休息，休息的时候我给他们讲故事，第一次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全部推荐了我。”连队知青给了梁晓声沉甸甸的温情，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一切写下来，让大家看到自己亲历的知青时代。

梁晓声创作了那么多具有丰厚内涵的知青作品，但背后的原因，却在大家意料之外。“1984年，返城知青积压在城市里，分配不了工作”，说到这里，能从梁晓声的语气里听到抑制不住的焦急，“所以我要写知青，而且要把他们尽量写的可爱一些”。原本梁晓声并未有意去写知青小说，但知青返城后面临的实际问题引起了梁晓声的担忧，他主动去担负了这份责任，“我要让城市同情他们的长子长女，了解他们这十年来不为人知的改变，要给他们机会，知道他们中很多都是好人。”这样，才有了《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脍炙人口的知青作品。谈到这些作品对解决返城知青工作的实际效果时，一向温和谦逊的梁晓声也难以掩饰内心的骄傲：“还是有些作用的，当时至少是在哈尔滨，许多单位就说，只要是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来多少要多少。我那时候回去，他们就当面告诉我，都是因为看了你的小说、电视剧。”梁晓声认为自己能用作品为同代人做些有益的事，无论评论界怎么说，他都不在意。

知青文学对于梁晓声而言，“就是使我卸下了肩上对于这一代最下层青年的道义上的责任”。而“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

“好人文化”：新作《人世间》的多重阐释

张志忠用“可持续性写作”来评价梁晓声的创作，着实贴切。梁晓声因“知青文学”成名，却并未止步于“知青文学”，他一直追随这个时代，反馈这个时代，同时也在沉淀自我、更新自我，作品也同时代一起成长、一起变化。近几年来，从《知青》《返城年代》到115万字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可窥作者“可持续性写作”之一斑。《人世间》从1972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这部小说被评论界称为“梁晓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一部和时代相匹配的书”“一部平民化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长篇小说”，既有历史回响，又有现实关怀，既有总括性，又代表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度。

梁晓声著作等身，这位写了2000多万文字作品的当代作家，也是如今为数不多的还用钢笔写作的作家，他每一部作品的初稿，都是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手写在方格纸上的。201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审李钊平获得了一个“从业二十年来最有分量的‘忍辱负重奖’”，这个奖是梁晓声个人给他颁发的。李钊平透露了梁晓声写作《人世间》背后的故事：“《人世间》这部作品最后出版115万字，而初稿字数超过120万字，都是梁晓声亲笔写在北京语言大学四百字的方格稿纸上，上部是标准的行楷字，非常工整漂亮，但到了中下部的时候，字体就变得‘拳打脚踢’了，梁晓声本人也表示在写完全部作品后，自己已经拿不动钢笔在方格纸上写稿子了，开始用上了铅笔和A4的大白纸。”可见梁晓声创作时的严肃、认真、呕心沥血是《人世间》成书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就这部匠心独运的民间史诗进行了多层次的解读与分析。《人世间》的责任编辑之一、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认为，《人世间》可以看作梁晓声对自己创作和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与他以往的创作既有精神上的关联，也有格局上的拓展。《人世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写作视野。在作品中，梁晓声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不再指向某个单一的社会阶层和某一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重在展现50年来的社会生活情形，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年代写作。可以说，《人世间》这部作品，是梁晓声对自己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

梁晓声仍然不忘用自己的笔关照底层人民的生活，他用主人公身边的温暖故事，为50年来的历史构建出轻盈的存在。“我不仅要写社会是怎样的，还要写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梁晓声书写“社会应该怎样”文学创作观是对时代责任的主动承担，也是他践行“好人文化”的深刻命题的体现。

“好人文化”是梁晓声为当代中国提出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许多参会学者就注意到《人世间》中“好人文化”和向善书写的主题。“好人文化”指的是什么呢？河北大学刘起林教授将其定义为“坎坷人世间，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这种对人性理想的追寻，与中国民间社会的道义观念、“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和19世纪欧美文学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相一致。刘起林还特别提醒，这种“好人文化”在当前盛行批判意识的时代具有很鲜明的针对性，“好人文化”和“德性文化”的重要性更应凸显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车凤研究员的“在生活泥泞中开出的莲花”这一比喻，凸显了“好人文化”和“德性文化”在坎坷人世间所构建出的温暖维度。周姓人家在艰难困苦中的守望和互相支撑，极端历史环境下不被泯灭的善良，人性中的风骨和正义，对弱者发自内心的同情，自我牺牲和敢于承担的勇气等，既体现了人世的悲欢和苦难，也传递出了对于人性和良知不灭的信心。梁晓声作为作家的社会良知让我们相信，在这悲欣交集的人世间，有德性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人世间》这部作品的意义还在于其给了我们当下的文艺环境一种新的创作提示，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虽然直指人心，但是文艺作品中依然需要理想主义……唯有重拾理想主义的情怀与信念，才能拯救异化了的人性，重构人世之间的正义与担当。”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苏文韬重点关注这部小说的理想主义特质，但贺绍俊在将《人世间》看是作梁晓声对于理想主义的全面表白的同时，也注意到其对理想主义追求进行的全面反省。他认为梁晓声虽在道德上美化书中的小人物，但同时也意识到底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周秉昆的一句“贪官污吏和刁民哪一种人对国家危害更大？”让作品闪耀出“五四”启蒙精神的光辉，作品回到“五四”启蒙精神，又是回到梁晓声对社会的洞察与对作家责任的担当，让我们在感受“好人文化”的同时，一直保持着思想者的姿态与社会对话。

“性别观念”：情爱叙事中的分歧与共识

知青作家们通过知青文学中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独特的话语体系，一方面改写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爱情叙事的战歌模式，另一方面又远离了90年代商业化背景下爱情叙事的情欲模式，梁晓声的小说在爱情叙事中建构了一种理想与情爱互映的悲歌模式，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副主编崔庆蕾认为，梁晓声的作品能够被称为“温暖的现实主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爱情观的温暖。情爱叙事是梁晓声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讨论作品中的情爱是进入梁晓声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

梁晓声的作品中，情爱叙事所呈现出的现实诉求、价值立场、理想形态、精神走向，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心态发展史形成内在的对接和呼应。北京语言大学于小植教授就《人世间》中的情爱叙事与梁晓声的“世俗化”转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她认为，在小说中，周氏三兄妹的爱情叙述已经超出了爱情话语指涉的范畴，有着明显的隐喻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人世间》在处理爱情叙事时，强调爱情的稳定性，爱情被套嵌在婚姻内进行讲述。在一般意义上，爱情只发生在独立个体之间，不掺杂其他的社会因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而婚姻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爱情转向和延伸，具有多元性和敞开性，特定时代和特定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要素的变动都会掺杂在现实婚姻选择中。因此，与单纯的男女恋爱不同，在考量婚姻的过程中，需要解析的因素更加多元，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更错综复杂，因此也就更有研究的价值。

梁晓声爱情叙述中所彰显的性别意识也特别受到青年论坛代表的关注。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高心悦从小说中刻画的多组情爱关系入手，分析作者对爱情与欲望的叙述所呈现的特质。她指出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由“欲望”出发构建出各异的情爱关系，但最终将其指向一种包含健康情欲与理想承担的理想爱情。这种情爱关系的主体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由健康的情欲、日常的一饭一蔬、生活风浪中的风雨同舟构成的普通平民百姓的稳固关系。高心悦还关注到男性立场下的情爱叙事中，存在着性别本质化和忽视女性主体性的缺憾。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濮钰晴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及《浮城》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探讨梁晓声对“真善美”合一的理想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在两性关系中对美好的女性气质的突显。通过对商品化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和人与人间关系的考察，作品揭示出单纯、美好的女性气质常常只能在满足男性对女性的期待中获得正面价值，而即便如此，作家依然将这样的女性气质视为理想，并在两性关系中展现出女性的性别之美。

这些不同观点的碰撞将讨论推向了高潮，并引发了对于梁晓声作品中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识的追问。作为回应，梁晓声首先对自己“心目中到底有没有一个想象的女性偶像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他风趣地谈到：“肯定是有的，在少年时期就有的，就是白娘子，第一她是美的，第二她是善的，第三她的爱是超越世俗的，第四是她为爱的那种战斗性精神，明知敌不过，还要去战斗。”少年时期的梁晓声将白娘子奉为中国的爱神；后来他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他心目中的优秀女性，更多是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样的老俄罗斯时期的女性，她们都是贵族，但她们心甘情愿地追随被流放的丈夫们去寒冷的西伯利亚，在她们的身上，闪现着崇高、善良和美德，以及勇敢的对时代责任担当的精神。梁晓声认为他的笔下并没有所谓“天使”和“妖女”形象，他说，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缺点都是可以原谅的，“应该正视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格和人性上的不完美性，以较为宽大的胸怀去看待他人身上的缺陷。作为评论者，无论评论虚构的人物还是看待现实中的人物，胸怀要宽厚一些，再宽厚一些。”

文学应担负起人道主义的教育

梁晓声的作品类型多样，主题丰富，但对时代的责任和担当是其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他不为稿费、名利、得奖而写作，坚持文学中对善的理想坚持的人道主义表达，认为应该通过文化、文学加强对下一代人的人道主义教育。他本人虽有着明确的文学价值指向，但对有着不同价值选择的青年作家也是很宽厚的，他打趣地说道：“我已经70岁了，不同于年轻人想要赚钱买房买车、吸引异性的目光，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即使想要这样也晚了。”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商业写作的机会如果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要有能力去抓住他，去完成他，把那笔钱挣下来，把生活安顿好，把自己的小宝宝的未来的生活也安顿好。但在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作家对社会责任的担负上来。”

梁晓声对青年批评家们提出了建议：比较的方法可以不单单运用到文本之间，还可以“把文本和生活比较，把读的文本放到生活里来提出问题，这才是最有意义的”，比如《今夜有暴风雪》这篇小说，“至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裴晓云式的悲剧和人物今天是不是少了呢？我认为少了，这样的悲剧已经不再发生了。可以看到，这是社会的进步的一方面。但是郑亚茹式的人物是不是少了呢？我觉得并没见得少。总是在左顾右盼，审时度势，找准机会、谋略，像泥鳅一样，怎么样从一个阶层爬到另一个阶层，这种郑雅茹式的人物没有少。我们只有放到生活中，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她为什么没有少？这才是我们把文学和现实生活连起来的一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