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写作不靠坚持,除了才气力气,主要靠兴趣。你有兴趣写就好。如果写作不能带来乐趣,那应该果断终止。 张锐强:如果写作不能带来乐趣,就应果断终止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夏琪  2019年07月11日07:48

《怀念一些被人遗忘的老歌》,张锐强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48.00元

“手指从地图上滑过,指腹轻轻抚摩那一个个熟悉又不熟悉的地名,如同抚摩一张张亲人的脸。刹那间,它们都如同干木耳,被我湿润的眼睛发开……”相对于小说,我更喜欢从作家的散文随笔中寻找他们精神的底色。当看到张锐强的《图上的故乡》时,我被他彻骨的忧伤击中。

他是写战争题材的70后作家之一。《风起草莽》以详尽的史料为依撑,以李家寨、项家寨两个家族争斗为开端,着重刻画了两个家族在家破国亡的关键时刻,如何站起来领导族人保护家园的故事。写作《海棠花下的邓丽君》的过程中,他不断自我提醒:真实。真实。历史小说花开虚构,但必须根生真实。这是世间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包括主观的真实,情节和人物性格需要逻辑自洽;更有客观的真实,宏观走向微观细节要符合史实。这两点大约无甚争议,但社会氛围与人物精神的真实,常常被人忽略。

《怀念一些被人遗忘的老歌》是张锐强的第4部小说集。但他说,这个集子中的小说,都是被文坛漠视的作品。“我得承认我深深的遗憾。被冷落淡忘是绝大多数作品的宿命。这与作品质量当然有关,但并非绝对有关。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张锐强说,编辑过程中的重新阅读与重新发现,文学之外的意味,曾使他再度落泪。

中华读书报:作为基层的写作者,你认为写作的成功与否、进步的快慢与否,与地域关系大吗?那时候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张锐强:写作主要靠自我修炼,这没有错。但要说跟环境地域毫无关系,恐怕也不客观。谁也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在地域的文化氛围文化讯息,对写作者当然有影响。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能写到现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我只是身在胶州,心与眼界始终在外。

中华读书报:2006年,你的《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痛哭》。小说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发后,被《小说选刊》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以及两个年度小说选本转载。这给你的命运带来很大改观吗?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的“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次年进入鲁迅文学院第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这些转机,对你来说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张锐强:这几乎完全是部非虚构作品,主要细节完全真实,就发生在我姨夫身上。那种惨痛与自责让我很长时间内无法释怀。小说写成之后搁置许久,我没有勇气投稿,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在《人民文学》上的发表也给了我无数自信。我觉得写作就像登山。登上泰山之前,你会有无数的美好想象,但真正登上,会有想象坐实之后的微微不快吧。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玄妙。但这并不意味着登泰山不重要。对于未曾登顶者而言,即便那种微微不快,也有其意义。那种意义就是两个字:经历。

中华读书报:转向了历史随笔创作是哪一年?2011年60多万字的长篇历史随笔《名将之死》是在《中国古代战争传奇》之后吧?探究李广、岳飞等十八位名将的屈死原因,你有怎样的收获?

张锐强:写完《中国古代战争传奇》,先前对军事历史的兴趣、持续多年的阅读积累,显得不可抑制,随即写了两卷本的《名将之死》。这五本书其实都属于浅阅读系列,但却更加固化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一般人印象中的历史无非标签。但其实不是。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那些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有穿透发黄的史书书页的力量。

其实这也是常识,但就我而言,确实第一次有历史感的文学发现:英雄首先是凡人。从凡人的角度看英雄,更有意思,也更符合逻辑。

中华读书报:不论是《枪王》还是《十字綉》这样以狙击手为题材的小说,还是《杜鹃握手》还是其它战争题材,你对“战争”情有独钟。也说过“写抗战是我的责任,也是很多中国作家的责任”。那么,你对于当下的战争题材是如何认识的?

张锐强:饥荒、瘟疫、战争曾经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危害。而今它们的威胁都已大大消退,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忘记战争,尤其是抗战,那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伤疤。好了伤疤忘了痛,恐怕不明智。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个巨大的创痛是文学富矿的说法,那我这样说吧:我们的文学发现,与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极度不匹配。

中华读书报:写历史上的抗战人物和事件,你觉得自己写出了怎样的独特性?

张锐强:我的抗战题材小说,跟别人的不同点在于我更注重史实细节。打动我的细节,别人可能会从故事或者人物的角度解读,我则会从史实的角度。比如《杜鹃握手》,我觉得有内外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外在的是语言上的复古尝试,有些四六句,以及叙述角度与结构上的小技巧。内在的是对史实的推敲。对二三十年代的北平风貌与百姓生活,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将来如果有民俗学家从这部小说中寻找证据,那我会感到得意。可能很多作家对此不以为然,但这就是我的志望。

所有有意义的写作,必然会是有难度的写作。对我来说,战争题材的写作难度在于我未曾亲历战争,虽然曾在老山前线最艰苦的地段纳拉口战区待过一个月,但战事已经结束。再丰富的想象跟曾经亲历生死的感觉,终究会隔着一层纸。

中华读书报:《送行的父亲》《蹬三轮车的哥哥》《儿子的快乐》等散文中,你的文笔朴素真诚、隐忍,却有一种打动人心的穿透力。在写作中,你其实也不间断地审视父辈、反思自我。不同的年龄对父母对故乡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都不同,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在朝着什么方向进步?

张锐强:我希望是朝宽容与理解的方向走。但是不是这样,不敢确定。而且即便是宽容与理解,终点似乎也是深深的悲观,乃至绝望。

中华读书报:你曾表达过“最好的小说,肯定不是只能从生活或者人生的层面去打动读者的那种”,而是应该“带有某种哲学意味。最高级的创作应该是这样的,不仅仅让读者感动,主要是让他反思,让他有所发现”。那么,你觉得自己的小说目前达到这种境界了吗?对于“好小说”的看法产生过变化吗?

张锐强:总体而言,一个成熟写作者的作品质量,应该呈数学上的正态分布。特别好与特别差的概率都小,出现最多的是不好不坏。我最好的小说能达到那个境界,但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可以。别的不敢说,我仔细读过托尔斯泰的中短篇,我觉得也符合正态分布。评价作家,大概应该按照质量最高的来,当然同时还要有个令人信任的基准。

现在我依然觉得那样才能算是好小说。好小说必须要有无法明确阐释之处。哪怕只有一点点儿。

中华读书报:对于自己的创作,你有何规划?你说“作家终究要以长篇立身行世”,实际上短篇也不乏经典之作。不知你怎么看?

张锐强:当然有不少作家以短篇打天下,但那个概率还是小的。我没有能力抄小路,还是走大道的好。不过长篇短篇其实无所谓,你越写会越明白,写作不靠坚持,除了才气力气,主要靠兴趣。你有兴趣写就好。如果写作不能带来乐趣,那应该果断终止。

《杜鹃握手》之后,我计划写十个抗战题材的中篇小说。这个系列我不写太浪费。我对抗战下过三十年的功夫,或曰倾注了三十年的兴趣。写完之后我会彻底放下,大概会转向现实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