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电影《音乐家》的总策划和出品人，多年来沈健在圈中更为知名的身份是央视电影频道栏目《世界电影之旅》的制片人。今年5月以来，《音乐家》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首部中哈合拍片在全国院线公映，并先后在北京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影展上获得殊荣，“电影人”沈健也因此从幕后走向台前。《音乐家》讲述了《黄河大合唱》作曲者冼星海人生最后5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革命经历。影片开拍于中哈建交25周年，而种子则埋藏于2013年乃至更早。

沈健与电影结缘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彼时在美国旧金山南湾硅谷做访问研究的他，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和“资深”电影爱好者，他亦最早接触到奥斯卡，了解了好莱坞对世界电影的深刻影响。于是几年后，他回国自筹经费创办了后来响誉海内外的经典电视栏目《世界电影之旅》，并在其后近20年的时间里，带领团队走访了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制作播出了4500多期专题节目，不仅为中国与世界电影的文化交流互鉴作出了深入而有益的探索，也同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电影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并以此为基础，于近年来先后发起了“一带一路”合拍计划，出品完成了首部中印、中哈电影合拍片项目。在当下的电影市场背景下，“一带一路”电影合拍有何特点与意义？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有哪些启示？近日，沈健从电影《音乐家》谈起，并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 者：2016年，您从熟悉的电视节目制作领域转而开始关注电影制作并成立了专门的影业公司，电影《音乐家》成为继《功夫瑜珈》后您投拍的第二部影片，亦是第二部“一带一路”合拍片，为何首次触“电”就选择了难度较大的合拍项目？

沈 健：2016年闪亮影业成立的契机就是为了促成首部中印合拍片《功夫瑜珈》项目的落实。这个合拍计划实际诞生于2014年。当时中印两国刚签署了一个电影合作协议却没有项目。于是在印访问期间，我去了趟孟买，一家家上门去找，一共找了11家规模较大的印度影视公司，直到离开印度的前一天，我邀请这11家公司的11位制片人一起吃了一顿中餐，饭桌上大家无意间聊起了两国人对印度瑜珈和中国功夫的误解，这才有了《功夫瑜珈》这个项目的诞生。

为这次合作我几乎跑遍了印度的宝莱坞公司，并与他们做了深入的交谈和铺垫，后来《功夫瑜珈》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给印度电影界带来了信心与激励。印度电影曾经在中国也有不少观众，后来随着进口大片的大量涌入，它才同许多别国电影一样，慢慢淡出了国人视线。这次合拍成功，最重要的是启动了印度电影重返中国电影市场的历史进程，也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功夫瑜珈》项目与《音乐家》项目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前者告一段落后我们就全力投入到了对冼星海故事的挖掘中。这个电影最初的灵感来自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一带一路”首倡演讲。我非常了解中哈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哈萨克斯坦发表这篇首倡演讲的意义，并萌发了通过电影合拍合作来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增进两国人民“民心相通”的念头。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拓荒意义的全新领域。总书记讲述的冼星海在哈的经历就是一个能促进并传承中哈友谊的好故事，我希望以这部电影来缅怀属于我们共同的英雄冼星海。

由于受到题材的限制和一些历史因素的影响，《音乐家》的筹拍过程确实十分艰难。除人物资料数量少、获取难、线索分散外，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和习惯也为这个项目带来很大的合作风险。因此，当我们最终决定启动这个项目时，哈萨克斯坦的同行特别高兴，他们说等待这次合拍已等了整整20年，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也曾屡屡尝试，但因种种原因都未能成功。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时，我们向世界展示出的巨大成就深深吸引着哈萨克斯坦电影人，他们想同中国合作并学习我们的经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大大加速了这种合作，不仅为哈萨克斯坦也为中亚其他国家的电影带去了触动与转变。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公司的副总裁谢里克就曾对我说：“合拍带来的电影理念和制作技术足以使哈萨克斯坦电影业的发展水平向前提速至少20年。”

记 者：与常见的中外合拍片多选取商业大片不同，这次两国电影人的通力合作使这部合拍片充满了史诗化、诗意化的艺术色彩。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意义？

沈 健：对于“60后”来说，电影曾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几乎唯一的窗口。在我小的时候，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影都曾为我们单调贫瘠的童年生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精神补充，所以至今我仍对这些给予我们温暖和慰藉的外国电影心存感激。如果说创办《世界电影之旅》是一种想要重返精神原乡的情结，那么将我们多年的积淀与培养的国际视野融铸到一部表现我们民族自己英雄的电影中去并展示给世界，这也是一种情结。电影是要传达理念和精神的，我们以合拍的方式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热血以及超越民族界限的宽广胸怀，在我看来，这是以实际行动去探索一条艺术新路的艺术实验。

一个国家要发展，一定要清醒地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电影是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在《音乐家》的创作中，我们想办法让电影充满一种感动，我们想让观众知道，我们缅怀的不只是冼星海、拜卡达莫夫，还有一批那个年代在阿拉木图、在全世界战争阴影下流离失所的音乐家群体。在曾经无数次的剧本调研和采访中，哈萨克斯坦的同事和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与我们分享着同样深沉的民族情感。在后期拍摄中，现场时常会因从中亚各国前来观摩的电影同行太多而不得不中断，从而变成了一个学习交流的课堂。我们比一般的剧组花去了更多时间用于各种交流，中文、英文、俄文、哈萨克文……不同语种间都需要互译，因此我们为剧组配备了很多翻译。我跟我们的团队讲，“外事无小事”，宁可耽误工期也要满足中亚朋友们的好奇心，这同样是一种价值。合拍的过程首先应该是电影人心心相通的过程，只有电影人之间赢得相互的理解与尊重，两国观众才能心心相通，文化交流才能沁入心灵，使我们真正向世界传递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普世情感。

记 者：4年前您还创办了专门的基金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拍计划，从世界电影文化的推广者到促进中外电影生产合作的推动者，您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有何期许？

沈 健：2006年我曾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邀请，与全球20多位专家在伊斯坦布尔共同商讨建立一个对话机制即后来成立的“联合国文明联盟”来应对此况。一同受邀的还有卡塔尔王后谢赫·莫扎、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南非大主教图图等，联合国决心以建立这种高规格的文明对话机制来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我觉得很受鼓舞，也更坚信了我们以传播电影多元文化的方式来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做法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华文明正从一路向东的开放开始转向重视向西开放，重视与陆地文明的沟通对话，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当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之时，我们究竟又能为世界提供什么？这是近年来我作为一个电影人考虑最多的问题。中华文明可以5000年绵延不绝的根本，在我看来就在于我们有着“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与文化，而这也是我们可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而贡献的中国智慧。目前，我们手头有七八个国际合拍项目正在同步开发中，未来我希望中国电影人能为世界提供出能真正体现中华文化、中国情怀，能让世界爱上中国的电影。在我看来，赢得尊敬，中国电影才能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