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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频《鲛在水中央》:小说中的残酷并不是无源之水

来源:澎湃新闻 | 高丹  2019年07月07日22:11

“对人的内化,对黑暗的尊严,对永恒生存困境的不竭追问,从黑暗中萃取着光明。”这是作家阎连科对孙频新书《鲛在水中央》的评价。《鲛在水中央》收入孙频的三部中篇作品,分别为《鲛在水中央》《天体之诗》与《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

相比于之前的写作,《鲛在水中央》有了更为宏阔的眼光与关怀,时间脉络错杂交互、人物都经历了巨大的创痛却仍然能对生活抱有热忱,各种历史节点像是浪潮一样裹挟着身处其中的人,大家身不由己地进行着自己被选择的命运,而又在之后的漫长人生里饱受多年前的选择带来的持续伤痛。孙频在之前的写作中常常是毫不客气地以笔为刀,一刀一刀残酷地雕刻出人的悲惨的境遇——她笔下的人常常有某种疾病或者心里的顽疾,因而人生也随之支离破碎,人物最后常常悲剧收场。孙频落笔的残酷是直接的、近乎残忍的。

而这次的写作,孙频自言开始逐渐控制自己情感的爆发,将故事背后那些她更想表达的隐藏起来,给读者一定的思考空间,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有起有落。孙频谈及创作心得时说,但是所有创作素材都来源于自己生活过的家乡,是这个世界上真正与自己有血肉相连的东西。小说无论是无人的深山老林还是那座废弃的工厂,都源于她儿时的记忆,那座工厂的变迁凝聚了很多人世间的沧海桑田,是她一直以来渴望表达的东西。

“生活是文学的根本源泉,这不是一句过时的话。我更希望《鲛在水中央》这本书的底蕴铺着一层希望之光,如穿透水面而来的光。”这也正如书封上的那句——向那些生命荒芜但又不断向上的人,向那些身陷泥沼但又渴望清洁的人致意。

最近,孙频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孙频

《鲛在水中央》:在彻底而巨大的孤寂中获得另一种意义生命

澎湃新闻:《鲛在水中央》虽然有一个比较阴暗的事件背景:即范柳亭被杀并被沉尸水底,但文章建构的比较空灵:密林中的湖泊,西装笔挺地隐居在山里的杀手,范听寒雅致的、藏有很多古籍的落雪堂,这些文艺的笔触(比如挂着灯笼的海棠、巨大的杏花树洒落花瓣等)似乎都与惯常理解中的乡村、铅矿和半世飘零的应该是颇有江湖气的人物设定相悖,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遗世独立的故事设定呢?

孙频:《鲛在水中央》的故事背景是一起凶案,然后沉尸湖底。这样一个故事,气息必定是阴郁沉重有血腥味的,但我觉得如果淋漓尽致地写出这种阴郁血腥,只是一个暗黑的哥特式小说,读的时候神经稍微紧张一下,并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选择用寂静的山林和世外的诗意来消解这种阴郁和沉重。把那背景处的凶杀隐匿于山川草木,云卷云舒。使小说在诗意与阴森,舒缓与紧张中渗透出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我觉得才是小说应该追求的。另外,世外的山林代表着一种我个人的精神向往,我觉得人在这种环境里容易变得安宁洁净,而这种功能可能是城市所不具备的。挂着灯笼的海棠,巨大的杏花树,密林中的湖泊其实更像一个与尘世相对照的梦境。

澎湃新闻:在《鲛在水中央》中几乎每一个小节后面都有古诗、词等,这在你之前的小说中不是很常见,这些古诗词的大量的运用在叙事中承担了怎样的作用?你是否也是在进行着某种尝试:即在现当代的小说中,应景出现的古典诗歌也有阐释和解读一个当代的故事的功能。

孙频:事实上不止是诗词,我觉得在我这两年的小说里,流露出不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慕,这大概与年龄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能感受到古典诗词中的静美,和对人心性的养护。我在一个以凶杀为背景的小说里穿插一些古典诗词,是为了在小说中能有一层更深邃更空灵的空间,使人的精神脱离现实的地域和时间,有一种飞扬的可能。

澎湃新闻:《鲛在水中央》中的几个主人公的设定都有一些被一再提及的癖好或者习惯,比如“我”总是西装领带、范柳亭则一定要一天三顿吃手擀面,这些被反复强调的人物硬性设定在故事中是怎样的作用?

孙频:习惯其实可以算作是性格的一部分,也是人物的某种精神折射,内在的某种坚守和坚持燃烧的时候,散发出的光晕也许就是人物身上的癖好或习惯。主人公郭世杰在无人的深山老林里坚持穿西装打领带,是因为他怕自己会掉下去,怕自己会在孤寂中丧失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穿固定的服装对于他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自救。老人一天要吃三顿手擀面则是对过去的某种恐惧,并以此种方式给予自己等待下去的希望。人物的方式变成了小说一种内在的推动力。

澎湃新闻:《鲛在水中央》的发生地是铅矿、《天体之诗》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一个废弃的工厂,近些年双雪涛、班宇等都写过工厂,曾经承载了一代人的悲欢离合如今被废弃掉的工厂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也成为当代的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你怎么看待关于工厂的写作?以及关于工厂的印象和观感在你的个人经验中是怎样的?

孙频:我觉得一个作家会把工厂,尤其是废弃的工厂不断写进小说,一定是因为工厂在他的记忆中是一种重要的符号。在他们的童年里,一定与工厂,与某段时代休戚相关过。童年时对工厂的认识和成年之后回头去看的感受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会给自己一种惊心动魄而沧海桑田的感觉。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一个人就会去思考过往的来龙去脉,思考时代对个体到底意味着什么,思考一代人存在的意义。说到底,写工厂其实是某个社会群体修复自身隐秘创伤的一种方式,这种创伤不是立刻发作的,也不会止于一代人,童年的创伤在多年之后,经过反思和发酵,最终还是进入了一代人的文学作品。是因为这种创伤不仅关乎自身的童年,还承载着父辈那一代人的命运,这种伤口在一个八零后的成长中,貌似无关,其实从未痊愈过。但这种工厂经验并不是全部人的经验,所以也不能算一种潮流吧,还是一种个体经验的释放和求索。

澎湃新闻:《鲛在水中央》和《天体之诗》,尤其是前者写得很魔幻玄妙,在推进一个相对现实主义的故事时,怎样能够衍生出诸多的魔幻的、奇崛的笔触?

孙频:如果用过实的笔触写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故事,就会使小说显得太实太硬,且有笨重之感。如果写一个超现实的故事,又没有扎实的细节,就会使小说看起来轻飘飘的没有力量。所以,在写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的时候,我有意用一些东西去消解或弱化这种坚硬,用一些诗性的空灵的,甚至与所写之事关系并不密切的笔触来推进小说,在文中增加一些逸趣,这类似于中和与平衡的作用。

不带偏见地进入生活与恣肆的想象力

澎湃新闻:《裂》里面写到的“嘴角像匕首一样直直划过两颊,一直划到耳根下才罢休”的张发财的夸张的嘴、还有眼睛里掉蛆的狗以及《鲛在水中央》中写的水底的尸体和故事中因为食尸而肥大异常的鱼虾等,都会让人读起来有生理上的不适,为什么偏好于这种“残酷书写”?正如余华更多地用自己的残酷书写去映照时代的非序与荒诞,你的残酷书写在文章构成中是作为一种怎样的存在,是一种诡谲、病态的美学观念还是亦有所指涉,这种残酷性的来源是什么?

孙频:关于“残酷书写”,一方面多少与年龄有点关系,我感觉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对这种残酷书写会更热衷一点,究其原因,这其实还是一种少女写作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理解了生活,喜欢往极端处写。另一方面,因为我一直在写一些底层人物和边缘小人物,这些人群的生存状态与残酷本身就是无法分开的。这是因为在我的成长经验中,我对这部分人群的生活比较熟悉,与他们有深层次的情感联系,一个作家能够写好什么,根本上还是个情感的问题。所有残酷的来源,都与某种失序有关,可能是历史的失序,可能是精神的失序,可能是命运的失序,所以,小说中的残酷并不是无源之水,在任何年龄段作家的书写中,它都有自己的来源和出处。这来源更多的与个人的成长经验有关,而这些个人经验是自身无法选择的,属于命运的范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没有必要刻意去躲避或一定要跟风。

上天赐予每个作家的精神经验都是个体的,是独特的,不可强求的,而作家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世界观的缓慢构筑,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犹疑,反观,救赎,成全,也不无快感和疼痛。至于如何能写出这种体验,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有没有把心血和情感投入其中,另一方面,一个作家的想象力还是很重要的吧。我现在觉得,不带偏见地深入生活和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同等重要。

澎湃新闻:你的文章中喜欢将故事进行极端化的处理,比如人的选择常常很极端,比如博士突然肄业并委身于一个自己鄙视的丑陋的男人,比如《天体之诗》中李小雁的认罪并且被判刑十五年,这种有悖于常理的人的选择和人性的设定是怎样的考虑?而在极端化处理以后会让故事显得游离于真实性、并不那么酣畅易读,以及对于人物的精神世界的挖掘的段落有时会打断叙事,在这些方面你怎么去做取舍呢?

孙频:《天体之诗》中的李小雁明明没有杀人却认罪坐牢,从而获刑十五年。但她这种行为并不是突发奇想,她这种行为的背后有深层次精神缘由,我在小说中也试图从各个角度来铺垫这种精神动因,好使它在足够的铺垫下水到渠成,从而最终变成一种必然。她对美好的渴求,对现实的无奈和逃避,对自身能力的清醒认识,使她选择用坐牢这种方式来躲开时代,躲开真实的生活,这是一种方式特别的隐逸和避世,只是一般人无法理解。而李小雁正是因为这样的方式使她具备了一种小说人物的光芒,而不是一个性格单调的路人。

不是每个人物都适合走进小说的,小说性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生命力,这种小说性也并非就是极端与反常,相反,他们行为的背后一定有坚实的生活逻辑和精神逻辑,也不会违背正常的人性,而只是人性在某个瞬间迸发出来的耀眼光亮。至于会不会打断叙事,小说中本来就是需要一些停滞和游离的,因为太过顺畅有时与品质也并无关系。

澎湃新闻:你认为你写小说真正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孙频:还是关于人的问题。就是个体和群体如何面对自己的精神困境,以及求索这种困境的来处与去向,如何在寻找到那些来自于水面之下的隐约光亮。

沉溺幽深与开阔疏朗是并行不悖

澎湃新闻: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也常被对立着来看,在你塑造的一众女性中,她们大部分都未摆脱男性视角的审视下带给她们的压力,这和大多数的男性作家认知女性的角度是相仿的,那么作为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人物时能够比男作家更敏锐的、或者更有开拓性的是什么?以及近些年的关于女性、女权的社会运动的发生,关于女性的看法正在逐渐发生变,这些是否也会影响和进入你的写作中?

孙频:在我近两年的写作中,我正在尝试隐匿性别,变成一种没有性别的写作,个中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在我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多以女性题材为主,那是来自性别的本能,因为比较了解女性,也许能看到女性人物那些更幽微更细腻的肌理,也许能触及到一些女性与社会文化发生冲突时的疼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难免对一种题材渐渐产生厌倦,对被标签化也就是所谓的女性写作也会产生厌倦。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社会文化,正如现在大部分的女作家都不愿被扣上女性主义的帽子,个中原因也是值得深思的。整个社会对所谓女性主义的态度很是微妙复杂,1990年代的部分女性写作貌似有些狂欢气质,实则留下了某种后遗症一直到今天,影响了后来的写作。而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无法触及的,我也不认为关于女性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澎湃新闻:你一直在对人心的、人性的困境进行剖析和探索,这种向内的写作的难度是怎样的?将来又如何做突破?

孙频:这可能与作者的性格也有些关系,一个敏感内向者更容易对人心和人性的纵深度上产生兴趣,而太关注内在的挖掘又容易忽略更宽阔更丰富的人群的存在,或者说在某一方面消耗精力太大,就会没有太多精力去顾及其他,而单向度的写作也容易令作者产生厌倦。这种感觉会在写作中渐渐凸显起来,当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开始刻意离开自己的那个舒适区,去接触去观察更多的人群更多的生活,事实上,接触更多的人群和生活是能够给予一个作家以活力的,后来,渐渐发现,沉溺幽深与开阔疏朗其实是并行不悖的。

澎湃新闻:这种几乎是“万马齐喑”的对于人的艰难的、无所依傍的、屈辱的生命体验的描述,如何去发现和寻找人性的光亮?

孙频: 我觉得在我的小说中,一种隐约的诗意还是一直存在的,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微薄而倔强的诗意。苦难与屈辱可以说是生活的最根本面目,但小说如果写成完全的暗黑也并无太大意义,文学和艺术终究还是一种对人心的照亮和指引,也因了苦难与沉重,文字后面飘飞的诗意,以及深藏在水面下的那些光亮才尤其显得珍贵和动人。

澎湃新闻:一篇评论中写“孙频小说笔下的女主人公多似白流苏或曹七巧,男主人则多似佟振保或范柳原,其事则似《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且你文章中的一些譬喻的段落、行文中的杀伐果断的节奏感。也有人说你文章中的疼痛感很像余华。

你怎么看这些评论,以及你是否有自己很喜欢的、并曾着意效仿学习的作家?

孙频:张爱玲的小说是天才式的小说,在我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确实受到过她的影响。但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师承和成长过程,每个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前辈作家隐约的痕迹,这是因为,文学就是一个代代传承的事情,有积蓄,有质变,有学习,有顿悟,但没有什么是凭空而来的,小说这种以文字构筑的方式其实是非常具体非常物质的,需要时间,需要劳作,也必然需要非常扎实而漫长的过程。所以一个作家在其写作生涯中,会在不同的阶段去喜欢不同的作家,会吸收和汇聚越来越多的成分,没有人会一直停留在原地,因为天地之间,万事万物都在生生不息之中。我也会潜心研究自己喜欢的作家,一边学习一边赞叹,写作的孤独与漫长,也因为有了这些文字深处的懂得与欣赏,而获得了某种勇气与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