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评论家张新颖在其一本书的序言里曾谈到这样一种认识——“时间在里面”。这本书不神秘，书的名字也叫这个。一直印象深刻，因其容易明白之处在于，我们“在时间里面”，而难于做到“时间在里面”。难做，源自这里面还有一个自觉的东西，我们都是寻常人，“自觉”这种东西，可能我们也只能回头找，在那些过去了的切切实实的日子里、事情里，在那些由经历衍变而来的经验里找，而最终走出经验，这时才能找到它，并体会到这种“自觉”带来的欢愉——它照亮自己。唯有照亮自己，才能见着那些淌过自身的时间，它们过去了，但不固定，依旧虎虎生风姿态盎然。《谈话录》，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本存储着时间的书，这些时间依旧附着在那些平凡而不安静的小事上，它们在向观望者诉说。

开篇，张新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说法：“如果把谈话比喻成河流的话，我并不想事先为它准备好河道。”这是实话，河道从来不是早就被谁准备好的，它是河流自己缓缓冲击形成的，是河自己决定流向哪儿。交流亦是如此。按常规思维去想，一个批评家和一个作家交流，更多的是一问一答。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本书中，其实问答的比例不重，更多的是谈论，以陈述的方式进行的。陈述意味着分析的进行、判断的推进，但它们离结果还相距甚远，甚至可以没有结果。没有了结果，很多事情就在这样的交流之中出来了。这样的方式才能带来“自觉”——一种交流上的。

交流对象的选择是相互的，如果从《谈话录》的体量上来看，可以理解为张新颖选择王安忆来作为交流对象，这样的选择，除开工作关系之外，还有一点——王安忆特别擅长“看”。

她看过许多地方，许多人事，从小的幼儿园，到长大后下乡，回来工作，再继续求学写作，等等。前面几十年的泰半经历，在她那一辈人那儿是常见的。但很明显的，王安忆所见的又不同于很多人，小时候与保姆生活，保姆是扬州乡下人，在她那儿，王安忆看到了一种“鲜艳的颜色”，这样的颜色带给她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即使山河动荡时势如涛，这样的“清爽”却如此敞阳，甚至于可以说，这样的“清爽”既照亮了此后的一段路，也“照亮”了后来的写作岁月。

随之而来的特殊时代里，那些滋生而出的苦闷甚至绝望感，在她那儿，则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大部分源自时代，另外的则根植于个体的生命，时代气息激烈地裹挟着个人，个人极其容易地被卷入到社会脉动中，因其看清，心理上能稍得一宽敞之所，由是，便能依循自己的某种感知而“使精神上有一个逃避的地方”。能看见个人与社会、时代的纷繁纠葛，自然能看到为其他人所忽略的东西，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王安忆在“看”汪曾祺先生时，看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劳动，一个是享受。回望我们的文学及文学史，如此去看待“劳动”，是极其少见的。而劳动本身是蕴含“快乐”属性的，忽视这个问题，写出的劳动，则必然不会带着享受的性质，这样的“劳动”其实是缺失的。也即是，在此一点上，王安忆的所“见”在拯救“劳动”本身。因为看到了这些，我们会发现，在王安忆的笔下，少了一种“怨”，她所写出的“怨”也只是根植于人生命本身的阶段性的、生活性的“怨”，而非支配着“谈劳动而色变”这一现象的背后力量所蕴生的“怨”，前一“怨”尚有可解之机，后者则是死结。

《谈话录》中，王安忆谈到了许多过往的事，这些事，正是“谈话的河流”自行冲击出来的河道。这自然需得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冲击出一条河道来。不求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的壮阔，但有顺遂自然的态度，则生机自蕴。

张新颖和王安忆交流了那么多，正好呈现了一个作家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不一定是需要一个有写作背景的家庭，更需要你会“看”。“看”这一动作，本身就意味着打开，打开自己，让生活进到生命里来，它进来了，个体的人才有机会出去，出去了，才能“自觉”，惟其自觉，才能照见自己。

（《谈话录》王安忆、张新颖/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