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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晓军:秉笔直书正气歌

来源:《杭州》 |   2019年07月04日09:17

受访者:朱晓军

朱晓军,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浙江理工大学教授,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与《中国文学年鉴》。出版有《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等报告文学16部。先后荣获北京文学年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奖项。

主持人:王晓斌

王晓斌,杭州市书协副主席,编著出版有《中国历代画家佳作品鉴•余任天》 《汉<石门颂>及其笔法》等多种出版物。

王晓斌:晓军老师好!十几年来,您总是感受着大众的感受、关注着社会的关注,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传递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从《天使在作战》获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到《快递中国》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您的作品始终为文学界所瞩目,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有何秘诀?

朱晓军:对于写作而言,无非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认为,比起“怎么写”,“写什么”显然更加重要,小说如此,报告文学更如此。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要有问题意识与公共感,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有担当精神。

作家要审慎选择写作题材,要下足功夫。一部作品的成功首先是选题的成功,所以绝对不是“挖到篮子里就是菜”,即便是菜也要反复比较,炒哪个最好。选题确定后就是“怎么写”了。

到大学任教前,我做过19年编辑,这是“写什么”的最好的训练。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让天说话》写于2003年,写的是鸡西6·20矿难,那次矿难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第二篇报告文学就是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天使在作战》。

既然写特稿,自然就要关注新闻,关注社会焦点与热点。特稿通常讲叙的是新闻背后的故事。2006年春节前夕,学校放假了,我想集中精力写几篇特稿。当时,我在浙江理工大学开设一门必修课《特稿采访与写作》。我找了三个选题,征求《家庭》杂志主编杨丽萍的意见。有一个选题是杨丽萍也关注的,她建议我写“打假医生”陈晓兰。第一次给陈晓兰电话,遭到婉拒,我不甘心又给她电话,这次她的态度有所变化,不过还是不接受采访。我跟她讲,我在杭州,离上海很近,很想跟她见个面,她没好意思拒绝。我们一见如故,毕竟都是“50后”,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原想采访三四个小时,结果一聊就收不住了,一直聊到晚上。

特稿在《家庭》上发表后,我余兴未尽,觉得还应该再采访一次,写篇三四万字的报告文学。我打电话给《北京文学》杂志社执行主编杨晓升,他是一位很有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出版人,对这个选题非常看重。当时,我有点儿担心,由于矛头直指国家药监局,这种作品能发出来吗?杨晓升说:“你放心,能发得出来,而且要发头题。”

《天使在作战》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全国二十几家报纸争相转载。我又采访了陈晓兰多次,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快递中国》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2014年,我陪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领导去桐庐,桐庐县文联主席董利荣说,桐庐县有个歌舞乡,过去公路没通时,村民想进城买山货,要走五六个小时。改革开放后,那个乡的农民呼朋唤友进城创办了“三通一达”(即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如今“三通一达”已占全国业务量的60%。我想,这不就是“大山里的中国梦”吗?我很兴奋,想写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人民日报。2015年初,在杭州市文联的重点选题研讨会上,我说了“大山里的中国梦”的选题,得到杭州市文联领导的充分肯定与重视,文联将之列入签约项目。在采写桐庐农民创办“三通一达”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为他们所感动。这是一群无知识、无人脉、无创业资金的浙江山里人。他们以农民特有的文化和乡情、友情、亲情为战略资源,以农民的智慧、勤劳、勇敢和坚韧为杠杆,创造了在中国快递市场占有半壁江山的和世界快递史的一大奇迹,为中国赢得“世界第一快递大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晓斌:去年,您有一部作品作为唯一的报告文学入选2018年上半年“强素质,作表率”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想问一下这是一部反映什么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

朱晓军:入选的是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快递中国》。该书写的是杭州桐庐歌舞乡(现并入钟山乡)聂腾飞、陈德军、聂腾云、赖梅松和横村镇的喻渭蛟等几位农民,放弃几亩薄田,毅然走出深山,创办民营快递公司“三通一达”的创业发展历程,揭示了这几家快递公司如何以超速度冲入“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谱写了21世纪的一个商业传奇。作品展现了中国民营快递这个特殊群体的迅猛发展,诠释了中国新一代农民的梦想和辉煌。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互联网+快递”运营模式,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

王晓斌:您是大学教授,文学写作可以说是您的副业,而您的创作形式基本上都是报告文学,需要大量时间采访当事人,取得一手材料。真难想象,在教学工作和业余创作之间,您是如何兼顾的?

朱晓军:是的,我在大学除正常教学之外,还指导创意写作工坊——浙江理工大学写作创新班(特稿方向)。我的特稿和报告文学都是在课余时间采写的。特稿的采访可以选择在不上课的时候,长篇报告文学的采访就要选择寒暑假了。

在西方,写作的教师都是富有经验的作家,他们一边教写作,一边写作。高校过去教授的是写作学,也就是写作理论。那时,有个说法:“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中文系不是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不出作家,教写作的教师自己都不会写,怎么能培养别人?

报告文学写作是作家与真相的对决,要不惜代价,挖掘出真相。要想深度开掘,就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同一件事,我要在不同的时间采访当事人两三遍,以此来分辨真假。如果,他第一次讲的有假,第二次讲时往往忘记过去怎么说的,讲的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三次也许跟第一次吻合,也许跟第二次吻合,如果三次说法相同,那基本上就是真的了。这还不行,还要找到佐证,要采访其他知情人,尤其是他的对立面。

其实,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西方的非虚构作家往往采取沉浸式体验和参与式观察。也就是说,作者写乞丐就把自己变成乞丐,要像乞丐一样穿着和乞讨,像乞丐那样思维,像乞丐那样说话,因而写出的作品极具现场感和震撼力。这样的采访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

王晓斌:去年11月,您与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杨丽萍联合创作的《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推出后反响怎样,能聊聊吗?还有什么新的写作目标,能否透露一下?

朱晓军: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我已追踪采访24年。我跟许多人已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这本书是从采访过的数百位人选出的19位具有代表性的知青,通过实话实录的方式,保留每位口述者独特的语言风格,将讲述顺序按文学需求进行重组,既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又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出书时插入了数十幅珍贵的老照片,同时也加入了我在这24年采访中拍摄的照片,立体直观地呈现了在后知青时代,这些留守知青的真实生活与感受。有评者说:作品展现了留守知青的生存真相与生活图景,19条命运的曲线构成16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是一部具有填补空白意义、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水准报告文学作品。

我现在写的选题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妈妈,我要跟你在一起”——中国乡村“没妈孩子”调查。这里说的“没妈孩子”不是真的没有妈妈,而是妈妈跑掉了,或者离婚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因此,这些孩子被媒体称为“没妈孩子”。

这些妈妈中,有的是买来的,生下孩子后,婆家看管松了,跑掉了。买来的女人也有想跟丈夫好好过日子,可是不堪婆家的虐待,最后失望地弃子而去。有的妈妈不是买来的,她进城打工后,跟别的男的跑掉了,再也不回来了。

这不仅仅是女人的问题,也是男人的问题,这些男人基本上能力低弱,素质很差,让女人感到无望。扶贫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是一场持久战。我认为,要让这些男人走出贫困,首先要提高他们的素质,提升他们的文化与技能,让他们有思想、有情趣、有责任、有担当。

可是,这些“没妈孩子”多数是问题孩子,人格有缺陷,心理有障碍,情感麻木,不思上进。我们已注意到空气污染、水的污染及土地的污染,却忽略了这种心灵的污染、人的污染。要知道,这些问题孩子长大之后就可能是问题青年,结婚之后就可能是问题家庭。在采访中发现,有许多孩子的父亲小时候就是“没妈孩子”。我对这些孩子已跟踪采访了六年。

本文刊登于《杭州》杂志2019年17/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