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青春是文学的母题之一，青年也是文学的永远不变的话题。青年写青年，青春折射青春，更能体现文学的火热和色彩。80年代风靡过“知青文学”，张抗抗和陈建功都是知青出身，但他们写的题材不是苦难和控诉，而是年轻一代的奋斗和思考，因而我们今天读起来像看“年代剧”一样，依然能感觉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息。

《夏》塑造了大学生岑朗的形象，这个人物在当时的小说人物画廊里是个稀有品种。小说写的是70年代末期思想解放的浪潮尚未来临，一个个性鲜明、与众不同的女大学生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碰撞，岑朗是作为个性解放的先锋来塑造的。在今天看来，她的这些举动极为稀松平常，但在当时颇有“石破天惊”的味道，敢为人先的味道。小说在一段时间内也引起了热议。“春江水暖鸭先知”，作家的敏锐和直觉往往使他们发出时代的新声。

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讲的是两个不同出身的青年的故事。“花头巾”作为小说的象征，带着80年代的鲜明特征：奋斗、“扼住命运的咽喉”，这也是小说主人公沈萍的理想。“花头巾”作为一面奋发向上的“旗帜”，还影响了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秦江，改变了秦江颓废不思进取的人生。可当秦江发奋考上大学后，却发现沈萍在追求他原先的生活方式。历史在换位式的对应着，所以“花头巾”消失了。

这两篇小说深深镌刻着80年代的印记，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洋溢着向前、向前、再向前的时代精神。我曾在给徐坤写的一篇评论中，用《告别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作为题目，那是一代青年的思考方式。什么是“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张抗抗用“夏”这个意象作了形象的说明，“不要说，真的不要说，什么也别说……到秋天，自然会结果……而夏天，夏天是生长的季节，一切都欣欣向荣……还是让它自由生长，让它生长吧!”自由生长、个性解放、理想主义、奋斗向上。

在叙事上，这两篇小说有着80年代初期的特点，那就是延承了50年代的清新、流畅、明朗的“建国文体”。两个人的名字也带着建国的特征，张抗抗的“抗”源于抗美援朝，陈建功的“建”也是建国的记忆。之前《小说选刊》曾选载过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如果两相比较，不难发现，都是用第一人称叙述，都是对一个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喜欢用对话，都是作者30岁出头的时候写的。

张抗抗是一个具有启蒙精神的作家，关注现实、关注人生，而且一以贯之，直至今天还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进行叙事，不管风吹浪打，依然不忘初心。《夏》这篇小说就明显地透露出她的启蒙思想，之后的《隐形伴侣》等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同时她还始终关注女性命运。新世纪之后，她的《作女》可以说是《夏》的某种延续，当年不拘一格的岑朗或许会蜕变为一个“作女”。陈建功从《飘逝的花头巾》开始改弦易调，追求京味小说。可能作为北京作家，他更需要接地气，他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等都将老舍小说的精华发挥到极致，成为新京味的代表作。尤其是《辘轳把胡同9号》，今天读来还是那么有嚼头，陈年老酒一样醇厚绵长。遗憾的是后来他受工作所累，创作时间受限。

火热的80年代之夏也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进入丰硕的“秋天”，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的人生也步入盛秋时节，他们的创作生命还很年轻，他们都有一部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尚未问世，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