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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篇小说《北上》，写的是京杭大运河。

如果把这条河仅仅理解为舟楫之利，就是来来回回运运粮食和蔬菜，那就错了。中国有五大水系，从南到北依次是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这五条大水都是东西走向，把中国的版图分割成了六块，这种分割导致各部分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物产、气候等都有巨大的差异。水的力量人类永远不能低估。中国有个成语，南橘北枳，说的是淮河以南产的橘子，到了淮河以北就变成了枳，一河之隔，水土不服，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河这边的方言到了对岸，那边的人可能就听不懂。这个时候，又有一条大河，它从南到北把东西走向的五大水系贯穿了在一起，就像人的大动脉从头到脚把身体里的各个血管支流联通起来一样，这条河，就是京杭大运河。

的确，京杭大运河自元朝开始，就不仅仅是一条南北走兵运粮之河，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物候等诸方面交流融会的最重要的通道。

文化之“富”，也需要交通便利。列一个数据：有清一代，260年间一共出了114位状元，苏州一地有26位，占了近四分之一。为什么苏州文脉如此发达，源远流长？因为京杭运河经行苏州，这里是交通要道。

中国古典文学中有4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没有京杭大运河，可能这四大名著都不一定有问世的机会。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年康熙皇帝的红人，每次康熙皇帝沿运河下江南，曹寅都负责接待。运河边的经历肯定也影响到了后来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林黛玉进北京，就是坐船走的运河。《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长在淮安河下古镇，该镇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重镇，曾是清朝特派盐运使驻地。从吴承恩故乡沿里运河南下，很快就到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老家，江苏兴化。只有对水边生活极为熟悉的人，才可能把水泊梁山的聚义生活写得如此地道，而小说中的梁山，也地处运河边上。《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据说是施耐庵的弟子。老师生活在运河边上，弟子料想也不会跟运河绝无瓜葛。

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条大河，不惟繁忙地转运了粮草，也不仅是政治权威贯彻的通道，还是一条融会文化乃至催生新的文化与文明的要道。如此评价这条河依然不够，因为深究下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内陆文化的形成，都可以在这条浩荡的大水中部分地找到源头。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讲述，说到底就是讲清楚两件事，一个是横着的长城，一个是竖着的大运河，两件事弄妥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就都明白了。以我对这条河的理解，此言非虚也。这也正是我决定以《北上》写这条大河的理由之一。

但我是个小说家，不管你的书写和探讨的对象如何高深、伟大，你都要以小说的方式去呈现。小说靠什么？人物，故事，细节，结构，语言，如同一座宏伟的建筑，你必须从一块砖、一片瓦开始，沉着笃定地一点点垒起。所以，我虚构了一个意大利人，他在1901年春天的某一天，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去寻找他的入侵中国的弟弟，另一个意大利人。他在北上的途中与随行几个中国人，翻译、保镖、脚夫、水手，建立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在抵达大河尽头时，他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但那些中国人，那个潜藏在中国的弟弟，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从此与这条河结下不解之缘。1901年，作为漕运的大运河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014年，那些与大运河怀有不解之缘的后人们，在这条大河边再次相聚。于是，汤汤大水成了一面镜子，映鉴出一百多年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几代人深重纠结的命运。一条河流的历史，是几代人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是，这一种家国历史是以个人的、隐秘的、日常的、细节的方式呈现出来。

小说还需要什么？激情与爱。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在这条大河边也曾生活过多年，这条绵延近两千公里的长河成为我认识和想象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方法和尺度。它是我生活的沉默的背景，写《北上》，我要做的就是让沉默者开始言说，把多少年来我听懂的这条河的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讲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