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章合为时而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以文学的方式关注和思考现实，进而回答生活的现实诘问，是苗族作家韦晓明经年的坚守。近十年来，散文《云中故乡来》、中篇小说《三江红》《空谷》《群山青翠》《美丽如斯》等作品的面世，印证着韦晓明的写作已然取得不俗的成就。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韦晓明的现实主义文学情怀愈益坚定，也愈益宽广和深刻。中篇小说《春雷》所喻示的，正是韦晓明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的新高度。

《春雷》的背景题材聚焦了当下的现实课题——“精准扶贫”。2012年，党中央作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顶层设计并部署落实。自此，“精准扶贫”成为国内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热点内容。按照党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的决策部署，全社会都在为这个关乎国家发展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宏伟目标凝心聚力。“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践性课题和系统工程，通过小说的形式进行正面的艺术表现，因其体量巨大和正处于进行时，实难让作家进行从容的艺术审视和美学把握。韦晓明知难而上，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用“脚力”丈量大地、用“眼力”观察时势、用“脑力”萃取精华、用“笔力”记录时代，他通过灵动的笔致，刻画出一幅西南大山深处苗族村寨的脱贫图景。除了质朴的现实情怀和浓烈的社会责任感，更彰显着作家可贵的创作勇气与艺术雄心。

《春雷》落墨于大山里的一个苗族村寨——云雾村，描述的是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八近二十天里发生的“扶贫”故事。围绕着二十几个出场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韦晓明正面地写出了“精准扶贫”的实际现状、具体困难和美好前景。在生趣十足的情节进展中，或隐或显地揭示出了“精准扶贫”过程里涉及到的各种问题，诸如对扶贫政策的理解和把握、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扶贫干部的能力水平与使命责任意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村民观念的转变、全社会参与、媒体助推、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等等，并艺术化地通过情节安排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在我看来，《春雷》几乎可以作为“精准扶贫”关键期工作的一个文学化样本。显然，这有赖于作者韦晓明精细的人生体察、深入的现实思考和圆熟的文学表现能力。

具体地说，韦晓明为表达小说的思想主题，在《春雷》里写出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下乡扶贫的机关干部，一类是到城里创业成功之后又回到村里参与家乡建设的新型农民，一类是贫困村里的干部和群众。第三类人物中，又有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善良与邪恶的区分。总体而言，《春雷》的情感基调，倾向于真诚的肯定和热情的赞美。扶贫干部、云雾村第一书记韩巍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工作上有能力、有方法，富于自律意识，肯于舍小家就大家。原本下乡扶贫一年就可以回城了，他却主动延期到三年，还把家里仅有的十万元存款借给村里修路。作者对韩巍情有独钟，显然是把他当作现实社会中千万个下乡扶贫干部的形象代表来刻画的，这既是实际写照，也蕴蓄着创作主体的现实期盼和理想诉求。何建方是作者另一个钟情的人物。他从苗寨进城打工，凭借自己的聪颖、勤奋而在经济上翻了身，并在韩巍的劝说下回到云雾村创办了仿古实木家具厂。在作者的笔下，何建方为人朴实，既具有专业技能，在观念上又能够与时俱进，同时还富有道德担当和牺牲精神，是新时代“新型农民”的典型代表。小说中更为鲜明的，是对云雾村干部、群众的形象刻画。云雾村党支部书记贾奉途一身正气、毫无私心，有见识有魄力，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为韩巍助威助力。与他形成对照的，是慵懒不为的村主任贾正财和利欲熏心的村副主任龙建平。不止于此，韦晓明还把笔触伸向乡村贫困的纵深地带——思想贫瘠与精神贫困，进而揭示出“精准扶贫”的重心和难点，即扶贫必须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一些不思进取、只想“等靠要”的贫困村民，被村支书贾奉途概括为：

有些人，根本就不想脱贫，他吃惯了救济，今天跟驻村干部说同年仔，还有陆川猪没，给一个我养嘛。明天说同年仔，还有狮头鹅没，拿几只我养养嘛。才养半大，杀了，邀三拉四一帮人喝得吐个满屋，连狗吃了地上的邋遢都醉倒。醒过来又问，还有没有……

所以，村民杨子林、马老三等就成为小说叙事中“攻坚克难”的主要对象。

杨子林是作者倾力描写的“中间人物”。这个云雾村里具有代表性的贫困户主，好吃懒做、不图上进，只热衷于斗马得奖，因缺少是非判断而受杨琏、龙建平唆使利用。在妻子被杨琏铲伤送到医院后，为省钱选择了不打破伤风针，最后导致她感染死亡。“杨子林”们在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是非常典型的某一类消极、落后农民的代表。他们在性格上游移畏葸，思想上庸碌少思，观念上因循守旧，行动上需要有效引领，是既要“扶志”也须“扶智”的群体。经历了惨痛教训之后，小说里的杨子林在韩巍、何建方等的劝导帮助下，终于走上了脱贫的正途。当然，韦晓明并没有美化和粉饰甚至有意拔高现实中的扶贫成果，而是进一步展现出“精准扶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换言之，扶贫工作的真正阻力并非只是“杨子林”们的存在，还有杨琏、龙建平们的贪欲和极度自私。比如韩巍在龙建平家被灌药酒险些落入圈套，成为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映衬了美与丑、善与恶、正与邪斗争的惊险和激烈。正是因为写活了虽是极个别却又不容忽视的杨琏、龙建平等反面人物，小说中的扶贫故事才更具立体和真实。

韦晓明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段，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小说中每个人物说话时的语词、语气、语调等，都很好地契合了人物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准以及性格、身份和年龄等个体性要素，使得各个形象鲜活灵动，凸显纸上。例如同为村干部说话，贾奉途的义正辞严、干脆利落，贾正财的推诿搪塞、故作镇定和龙建平的言不由衷、心虚气馁，在形成显明的性格对比的同时，也映衬出个人品质的高下优劣。再如杨子林的故作有理又含混躲闪、马老三的胡搅蛮缠又理屈气短、何三婶的坦诚正直又无可奈何、杨琏的阴险自负又猥琐恐惧等，都见出作者刻画人物的用力用心，让形象的个性魅力得到充分展现。

个性化还体现在叙事人的语言中。《春雷》以大山深处的苗寨为故事的发生地，少数民族淳朴的民风民情氤氲其中，使之独具地域和民族特色。韦晓明曾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广西苗乡，熟谙苗家村寨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故而小说的叙事格调自然流畅，对苗乡景致和父老乡亲的爱意也常常会不自觉地倾注笔端。他曾在自己的博客里说：“我与家乡父老同呼吸共命运，血脉相连。写他们，为他们而歌，是我的神圣使命。”为此，《春雷》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俯瞰式地写出了对苗乡山水草木和风土人情的怜爱。同时，又不时聚焦于韩巍，从韩巍这个下乡扶贫干部的视角平视苗寨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与喜怒哀乐，并表现出积极、肯定、爱护等正向的情感态度。总体上的全知视角与局部的参与视角巧妙融合，加之全篇质朴、平和的叙事语调，观照出的是韦晓明温煦、慈爱的情怀，进而构成一种特殊的叙事基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叙事从全知视角变换为韩巍的参与视角时，作品意蕴有了充分的扩展与提升。这一刻，韦晓明已经把自己对苗寨父老乡亲和山水风物的温情书写，增进到思考和关注国家民族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层面上，并以此作为小说主题的核心要素。比如，《春雷》在结构上共分12小节，第1节里作者就在韩巍办完何建方孩子入学手续后，从韩巍的视角发出由衷的感慨：“嗬哟……一切都在变，都在往好的方向转变，城市反哺乡村，工业支持农业，全党动员，全民参与，脱贫攻坚战势在必赢啊！”这样的感慨和赞叹，是基于主人公韩巍的切身经历而发出的，从而形成贯穿渗透作品始终的乐观向上氛围，既真实真诚，也自然亲切。韦晓明对小说结尾的情节设计，更是别有韵味。韩巍、何建方、贾奉途三个云雾村脱贫致富的领路人，在惊蛰的晚上开车回到云雾村时，云雾山上春雷滚滚，雷声“久久回荡在群山之间”。

何建方说：“这天气预报真的准啊！”

韩巍眺望着电光闪耀的云雾山顶，许久才说：“是我们的祖先算得准，‘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惊蛰雷声，唤醒百虫万物，该展的展，该飞的飞，新的面貌出来了！”

在这里，“惊蛰雷声”不仅是点睛之笔，呼应着小说的标题，从艺术上促成文本结构的自足性，还在于其通过文题互衬显示出的隐喻意义，即韩巍所言春雷唤醒万物，“新的面貌出来了”。

是的，一切都在变得好起来。贫穷的苗寨在变化，时代在变化，国家在变化。一种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在韦晓明的小说中，与现实的社会发展形成互文。从这个角度看，《春雷》称得上是立足新时代，以真诚的现实主义情怀，艺术化地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