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西部作家的发现和“文化西部”的构建。西部作家在伤痕、反思文学中上演了各种文学主题：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肉体与灵魂的对立、人性与救赎的纠缠，如西北作家张贤亮《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等。1980年代西部成为中国文学的独特的风景线：苦难、沧桑而又坚韧。经过1990年代西部文学短暂的沉寂期，新世纪前后的西部文学(我这里主要是指西北文学)主要作家有石舒清、郭文斌、张学军等。“大地皈依”和“乡土亲和”成为西部文学的主旋律（丁帆语），昂扬激越或温情浪漫成为诗意西部文学的鲜明的艺术风格。其中，宁夏作协主席、宁夏文联兼职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在同代作家中显得尤为独特，笔者将他的这种创作特色概括为安、情和杂。 所谓“安”，郭文斌鲜明地提出“安详”的文学观。他在长篇小说《农历》的创作谈中说：“作为一本书的《农历》，它首先是一个祝福，对岁月的，对大地的，对恩人的，对读者的。同时，我还在想，小说是要为‘现实’负责，但更应为‘心灵’服务。”郭文斌既不像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站在启蒙的立场批判农民的愚昧和落后，也不像柳青那种以革命同志的文化身份即时论证新制度的优越性；甚至郭文斌也不同于沈从文在诗意的回望中描写“人性的神庙”，构筑梦幻的桃花源。郭文斌的叙事策略既不指向彼岸、真理和革命，也不是壮怀激烈、大义凛然，而是一种平和、冲淡和日常，是对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的认同和接受。郭文斌喜欢谈禅、论道、话圣，并且在诸子典籍中发现生活的智慧。在短篇小说《点灯时分》中，他通过正月十五点灯这一民俗想到“守”的意义。当正月十五的花灯点燃的那一刻，那跳跃的火苗、绚烂的灯花，会在瞬间让一个中国人的心灵领略到与众不同的神秘味道。而对灯花“神的味道”的独特感受，是传统文化基因的作用，是感官和心灵对传统文化符号本能的敏锐捕捉。正因为这种文化符号的烙印已经深入到一个人的血液之中，所以它一旦出现，便能瞬间毫不费力地撩拨起人的情思，直击心灵的最深处。守着灯花，也就是守着传统，守着自己，体味自然、生活、人心以及人情的美好。郭文斌在传统及民间文化中发掘安宁、吉祥、祝福等文化因素，从而践行了“安详”的创作伦理。 所谓“情”，即抒情。郭文斌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抒情性。郭文斌被称为“北方的汪曾祺”，这种判断源于其作品的阅读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空灵清幽的意境。意境说属于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它不仅仅适用于传统诗歌，而且适用于现代小说。郭文斌的小说不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编排，而重意境、意象和感觉的渲染，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与追新逐异、瞬息万变的现代叙事不同，郭文斌的小说是一种慢的艺术。他笔下的世界仿佛静止不动，笔下的人物都是尊重传统、敬畏自然、内心善良的普通人。第二、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郭文斌善于通过儿童视角，采取比喻、通感等修辞，进行诗情画意、清秀隽永的景物和人物描写。如《农历·端午》中，“雾仍然像影子一样随着他们。六月的目光使劲用力，把雾往开顶。雾的罩子就像气球一样被撑开。在罩子的边儿上，六月看见了星星点点的人。”郭文斌的文字焕发了新的美学活力，也具有诗歌、散文的美学神韵，从而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抒情特征。第三、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乡村生活日常场景的展开主要依靠的就是风俗及其所表现出的传统文化。小说《农历》直接以十五个节气作为章节，经营全篇。这里的节气不仅是农事和季节，更是乡村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营养。郭文斌认为，相对于经典传统、精英传统，民间传统更牢靠，更有生命力。他笔下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节日、节气、岁时等民俗，包含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郭文斌小说语言淡雅，句子简短，节奏舒缓，语调舒朗，非常适合轻松对话的氛围，也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伸展出了大量的抒情空间。 所谓“杂”，主要是指郭文斌乡村小说不同的文体参与叙事，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叙事形式，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传统民间通俗文体与现代小说文体的结合，现代文体如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抒情和叙事文体的相互渗透以及不同媒介叙事的相互融合、彼此融会等。这使得郭文斌的小说叙述具有含蓄委婉、朦胧蕴藉的美感。 如果说，《大年》《点灯时分》《吉祥如意》《端午》还只是现代叙事与变文结合的尝试，那么《农历》则是小说与变文的有机融合了。在《农历·中元》中，郭文斌直接把《目连救母》这一世代传唱的民间戏曲录入文中，并且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的日常生活充盈其间，乡村的生活空间得以诗意的扩张，并且在传统农历节日仪式的聚焦下熠熠生辉。这里的乡村时间几乎停滞，既有庄重的仪式感又有实在的生活感。对联、诗歌、散文、叙事杂糅相间、错落有致；生活场景、礼仪程序混为一体，有机相融。 郭文斌聚焦乡村日常生活，在安详哲学的召唤下丰富了中国文学。在“祝福”“有情”情感召唤下，郭文斌书写了西部大地跳动的脉搏，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社会改革的伟大进程。

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西部作家的发现和“文化西部”的构建。西部作家在伤痕、反思文学中上演了各种文学主题：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肉体与灵魂的对立、人性与救赎的纠缠，如西北作家张贤亮《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等。1980年代西部成为中国文学的独特的风景线：苦难、沧桑而又坚韧。经过1990年代西部文学短暂的沉寂期，新世纪前后的西部文学(我这里主要是指西北文学)主要作家有石舒清、郭文斌、张学军等。“大地皈依”和“乡土亲和”成为西部文学的主旋律（丁帆语），昂扬激越或温情浪漫成为诗意西部文学的鲜明的艺术风格。其中，宁夏作协主席、宁夏文联兼职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在同代作家中显得尤为独特，笔者将他的这种创作特色概括为安、情和杂。

所谓“安”，郭文斌鲜明地提出“安详”的文学观。他在长篇小说《农历》的创作谈中说：“作为一本书的《农历》，它首先是一个祝福，对岁月的，对大地的，对恩人的，对读者的。同时，我还在想，小说是要为‘现实’负责，但更应为‘心灵’服务。”郭文斌既不像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站在启蒙的立场批判农民的愚昧和落后，也不像柳青那种以革命同志的文化身份即时论证新制度的优越性；甚至郭文斌也不同于沈从文在诗意的回望中描写“人性的神庙”，构筑梦幻的桃花源。郭文斌的叙事策略既不指向彼岸、真理和革命，也不是壮怀激烈、大义凛然，而是一种平和、冲淡和日常，是对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的认同和接受。郭文斌喜欢谈禅、论道、话圣，并且在诸子典籍中发现生活的智慧。在短篇小说《点灯时分》中，他通过正月十五点灯这一民俗想到“守”的意义。当正月十五的花灯点燃的那一刻，那跳跃的火苗、绚烂的灯花，会在瞬间让一个中国人的心灵领略到与众不同的神秘味道。而对灯花“神的味道”的独特感受，是传统文化基因的作用，是感官和心灵对传统文化符号本能的敏锐捕捉。正因为这种文化符号的烙印已经深入到一个人的血液之中，所以它一旦出现，便能瞬间毫不费力地撩拨起人的情思，直击心灵的最深处。守着灯花，也就是守着传统，守着自己，体味自然、生活、人心以及人情的美好。郭文斌在传统及民间文化中发掘安宁、吉祥、祝福等文化因素，从而践行了“安详”的创作伦理。

所谓“情”，即抒情。郭文斌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抒情性。郭文斌被称为“北方的汪曾祺”，这种判断源于其作品的阅读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空灵清幽的意境。意境说属于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它不仅仅适用于传统诗歌，而且适用于现代小说。郭文斌的小说不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编排，而重意境、意象和感觉的渲染，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与追新逐异、瞬息万变的现代叙事不同，郭文斌的小说是一种慢的艺术。他笔下的世界仿佛静止不动，笔下的人物都是尊重传统、敬畏自然、内心善良的普通人。第二、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郭文斌善于通过儿童视角，采取比喻、通感等修辞，进行诗情画意、清秀隽永的景物和人物描写。如《农历·端午》中，“雾仍然像影子一样随着他们。六月的目光使劲用力，把雾往开顶。雾的罩子就像气球一样被撑开。在罩子的边儿上，六月看见了星星点点的人。”郭文斌的文字焕发了新的美学活力，也具有诗歌、散文的美学神韵，从而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抒情特征。第三、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乡村生活日常场景的展开主要依靠的就是风俗及其所表现出的传统文化。小说《农历》直接以十五个节气作为章节，经营全篇。这里的节气不仅是农事和季节，更是乡村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营养。郭文斌认为，相对于经典传统、精英传统，民间传统更牢靠，更有生命力。他笔下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节日、节气、岁时等民俗，包含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郭文斌小说语言淡雅，句子简短，节奏舒缓，语调舒朗，非常适合轻松对话的氛围，也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伸展出了大量的抒情空间。

所谓“杂”，主要是指郭文斌乡村小说不同的文体参与叙事，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叙事形式，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传统民间通俗文体与现代小说文体的结合，现代文体如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抒情和叙事文体的相互渗透以及不同媒介叙事的相互融合、彼此融会等。这使得郭文斌的小说叙述具有含蓄委婉、朦胧蕴藉的美感。

如果说，《大年》《点灯时分》《吉祥如意》《端午》还只是现代叙事与变文结合的尝试，那么《农历》则是小说与变文的有机融合了。在《农历·中元》中，郭文斌直接把《目连救母》这一世代传唱的民间戏曲录入文中，并且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的日常生活充盈其间，乡村的生活空间得以诗意的扩张，并且在传统农历节日仪式的聚焦下熠熠生辉。这里的乡村时间几乎停滞，既有庄重的仪式感又有实在的生活感。对联、诗歌、散文、叙事杂糅相间、错落有致；生活场景、礼仪程序混为一体，有机相融。

郭文斌聚焦乡村日常生活，在安详哲学的召唤下丰富了中国文学。在“祝福”“有情”情感召唤下，郭文斌书写了西部大地跳动的脉搏，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社会改革的伟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