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与方晓第一次相见，是在长沙。那年他研究生毕业，到湖南考公务员。我回家乡办点小事，顺道在长沙停留，于是就赶上了。从那以后，我总有种奇怪的心理，认为朋友之间最好的相遇方式，不是刻意相约，而是碰巧遇上，因为这样能让一个不喝酒的人找到必须喝酒的理由。在那之前，我滴酒不沾已经有好些年了，以前在内地上过一段时间的班，因工作性质，无数的酒局穿插在生活中。那时身体也真是好，只要有人敬酒，多少杯我都敢喝，烂醉之后，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上班；只是喝着喝着，就把胃喝坏了，穿孔，住了半个月的院。到了深圳，谨遵医嘱，一直忍着，戒着，并打算一直坚持下去。直到那次和方晓遇上，这种坚持才被打破。他说，喝酒吗？我说，戒好久了。他说，戒个鸟，这次无论如何得喝点。我说，那就喝点。

那天晚上，易清华老师组的酒局，同桌的除我和方晓之外，还有赵燕飞和刘宪国。都是初次见面，因为陌生，场面多少显得有些庄重，话题始终陷在文学当中，干巴巴的，天也就聊不起来。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观察和聆听。因此，我永远记得那家茶楼的样子，靠窗的红木长桌以及木质的楼梯，还有穿着少数民族服装、双手交叠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服务员，长得真是漂亮。

我是个内向的人，在陌生场合，很少说话。方晓跟我也有同样的习惯，坐下后，基本不哼一声，只是闷着头把一杯杯酒喝干。唯一不同的是，我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而他说话的兴致，会随着喝酒的杯数成正比增长，酒喝到七八成之后，基本就变成他的个人演讲了。这时我才相信，他确实是个律师。不过那天他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记不清楚。他变成话唠的时候，我已经喝得七七八八了，仅存的那点清醒和理智，只能够用于控制酒量，不让自己倒下。唯一记住的一句话，是酒局散场之后，我们住进同一家酒店，在电梯里，他望着我，突然来了一句：喝醉酒的男人才可爱。

那时他已经完全醉了，我们彼此挽扶着，找到酒店的房间。在门口，他让我将房卡和门牌号核对了好几遍，才敢进去，生怕进错房间。因此我相信，这句酒后戏言，他自己未必记得。但毫无疑问的是，这话使我再次燃起了对酒的兴致。那年我三十岁，在规则森严的职场里，已经混了六年，正在不可逆转地变成一个让自己越来越讨厌的人。但我突然发现，一个男人要变得可爱，其实也相当简单，只需要一点点酒。看上去，这是一个荒唐的结论，没有任何的逻辑和依据，但我想说的是，我读出的是另一层含义——人生就是那么短短几十年，何必活得那么约束和严谨？

十年之后，再次见到方晓时，我已经沦为彻底的酒徒。那次我去《文学港》杂志社参加一个颁奖活动，需要在宁波住上三天。他从嘉兴调到杭州，法院的工作确实很忙，在电话里，我们频繁变更着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约定，要是实在抽不出身，就等下次。可是当天下午，他就匆匆赶来了。

十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他身上的书生气少了几分，脸上的棱角变得更加分明，身材膨胀了一圈，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标志。我也一样，少了朝气，多了几分暮气。这种改变无可避免。没有改变的，是我们喝酒的习惯，坐下之后，依然是没有多少言语。俩人对着火锅，刷了一堆啤酒，才把话题慢慢刷开。到了晚上，换个地方，接着再喝，多了十月兄的加入。我们三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啃着一种极辣的鸭头，不停地喝酒，说话，桌上很快就摆了几十个空酒瓶，根本停不下来。我们就那样一杯一杯地喝着，老方老卫地叫着，直到后来喝醉了，也不知道聊了些什么，但“老方”、“老卫”这样的称呼，已足以代表一切——我们都不再年轻了。

方晓

半个月前，我在川南的一座苗寨里喝酒。方晓突然打电话给我，邀我写“双重观察”。从他大着舌头、不太流畅的表达中，我就知道，他面前肯定摆满了一堆酒瓶。果然，第二天一早，他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同样的事，并解释昨晚喝多了，他担心自己断片、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我肯定地告诉他，他在喝酒状态下说的事情，比第二天清醒时所说的更加清楚。事实也的确这样。

因此，除酒之外，我不知还能从他身上观察出什么。十几年的相交，我们很少讨论过喝酒之外的话题。即使在对文学十分狂热的年龄，我们也极少聊到文学。偶尔聊起，也是近乎敷衍地认可对方的观点。我不喜争辩，方晓也是。做一名法律工作者，也许是工作中存在着太多的争辩，在生活中，他的言行举止，反倒显示出格外地谦和与温顺。我从不怀疑我们之间的真诚，但我们在文学上的探讨，确实不够尖锐，也不够深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留一点时间，说说他的小说。

我和方晓因小说相识，那时的氛围很好，一堆朋友混迹于论坛，不管天南海北，跟个帖就认识了。他在左岸贴了一篇名叫《车祸》的小说，称得上一鸣惊人。那是他的处女作，但文字的节制、节奏，小说的内在张力，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体现了一名写作者在小说方面的天分和才气。读完之后，我立马想，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于是我们就那样认识了。遗憾的是，认识之后，鲜有交流。毕竟在生活中，文学只占据很小的比重，我们各自为家庭奔忙，也逐渐目睹了一个令人伤感的现象：论坛里结识的一班朋友，陆续离开文学，仅有少数坚守。我和方晓，既没有离开，也称不上坚守，始终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更多的时间只是阅读，偶尔写写，一年一两个短篇，甚至好几年都不写一个。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这样的产量，确实有点少，但这种状态，也未尝不好，至少可以保证小说的严谨，不至于粗制滥造。

累计起来，十多年间，方晓的作品屈指可数，而且他至今保持着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书写习惯——手写。写好之后，再敲到电脑上，然后发给我看。看来看去，对他作品的印象，仍然停在《车祸》中。这是实话，也是我一直对自己的警示，写作最大的难度，是如何超越自己。

近两年，他写作的节奏稍稍快了点，陆续写出了《糖皮质》、《皮尔在那里》、《合体的罗巴》、《花好月圆》、《孤马》、《旋转餐厅》、《我不是来参加葬礼的》等中短篇。每一篇都很好，但具体好在哪里，我不想评论，对于自己的作品，作者本身更有话语权。我想说的是，这一系列的阅读，我是有惊喜的，让我颠覆了对《车祸》的印象。如果说，此前我看到的只是才气，这批小说则是才气加上生活阅历的沉淀。我从小说中读出来的，是他对小说的理解，以及对生活、对这个时代的清醒认知。这是一位写作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最后，再回到酒。去年我与他约好，十月份去杭州，大喝一场。因小方缓的降生，没能去成，那声遥远的、幸福的啼哭，让我实在不忍心去打搅。所以今年我们又重新约定，他五月来深圳，大喝一场。在我生命中，有过无数次的约定，也有过无数次的失约，但没有哪一次约定，或者失约，有那样的温暖。我想，这就是友情，也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当我们告别这个世界时，金钱、物质、时间这些，都带不走，唯有友情，可以超越生命的长度，比如管鲍之交。我不指望那样的长久，但是此生，能有这么一位朋友，我已满足。对我来说，方晓就是面镜子，每次看到他的同时，也照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