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7年初夏，机缘巧合，我接触到百年邮政这个题材。诚如周恩来总理所题：传邮万里，国脉所系。邮政的历史，可说是大中华的历史。一个小女子，竟然有那么大的野心，想要驾驭百年邮政这般宏大的题材。自己想想，都有些不敢信。所幸的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从搜集各种文字资料、影像资料、到组织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到京为我讲述邮政故事，再到全国各地实地采风。我们跑了上海、天津、山东、河南、广东、四川……可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采访了上百位邮政员工。我发现，我无意间挖到了一个富矿。这里的矿石品种繁多，极致珍贵，却一直没有作家去发现、去挖掘、去开采、去呈现。

秋风乍起，大纲完成。约了邮政的专家们开会讨论大纲。就在这时，家里发生了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一向身体健旺的母亲在遵义老家突发脑梗，被送进ICU急救……

度过第一个黑色星期之后，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眼看是要打持久战。就在这时，我做出了一个后悔终身的决定。我决定趁母亲好转期间，ICU不能陪护，我火速飞回北京，讨论完《国脉》大纲，得到专家们的意见，再安心回到遵义，那时母亲应已转移到普通病房，我可以住下来，一边陪伴母亲，一边完成小说创作。

到京后，专家们对《国脉》大纲给予了肯定，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事实上，从离开母亲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像到了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空气稀薄，难以呼吸。我必须大口大口喘气，才能让自己不至于窒息。我想，这或许就是母女间的心灵感应？让我远在千里之外，也依然分分秒秒体会到母亲在病床上的感受。

万没料到，就在第二天一早，母亲清晨突然心脏骤停，生命垂危。母亲临终时，所有亲人都守候在身边，唯独我没有赶上。据说母亲弥留之际，整整徘徊了六七个小时，到底是没能等到我……这是我永生永世，永远的憾痛！必将折磨我一生，无法弥补，也无法获得解脱。

那一段时间，当真是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写作是惟一救赎。这是一个家国情怀的故事，是一部邮政的史诗，亦是中华民族的史诗。所有的正剧从骨子上来说，都是悲剧。我站在生与死的交界线上，就像是退到了人生的悬崖边上，反而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独特的视角，去打量我正在书写的那个世界。极致的痛苦让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失去了屏障，全部张开，脆弱到神经质的地步。但恰因如此，让我能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主人公的情绪，更深地进入每一个人物的内心。冥冥之中，总感觉母亲和父亲的眼睛在殷殷地注视着我。给予我力量。奇迹般的，我的写作以每天四千字的速度推进，无一日间断。当真是“如有神助”，这个神，我想，就是天国里的父亲和母亲。

书稿完成后，许多人都十分惊诧，汪一洋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红色、主旋律、男性视角、家国情怀……怎么看，都不像是我这个小女子能写得出来的。

这也许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出生在贵州遵义，红色革命老区，从五岁开始便经常领着远方来的亲戚逛红军山、遵义会议会址。我亦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我的父亲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做过遵义讲师团的团长，讲党课是出名的，被当地人戏称为“汪铁嘴”。父亲的朋友都是当地的文化精英，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与朋友们总是一杯清茶，坐而论道。儿时的我便坐在一边旁听，不管是否能听懂，都很感兴趣。所以，我的骨子里天然流淌着红色的血液。这是基因里带来的。一经诱发，立即天然契合。

《国脉·谁寄锦书来》时间跨度从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写到1949年新中国邮电部成立。下卷《国脉·八千里路云和月》将从1949年写到2018年的当下。主体故事将从1978年写到2018年，正是改革开放的40年。如果说，上卷的主题是家国情怀、伟大斗争，下卷的主题则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如何求生存、求发展，如何追求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这当然是更大的挑战。我准备把未来的数年时间全部交付给这部作品。倾尽心力，讲好百年邮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