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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师大学生调研民间文书“生存”状态—— 民间文书还好吗

来源:光明日报 | 杜羽  2019年06月20日08:07

课题组正在清点吴绍进所藏民间文书

课题组将金华市档案馆藏两张文书残页成功缀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64岁的吴绍进听老辈人讲过一些。如果不是侄子吴宗辉问起来,他不会想到,在老屋阁楼上竹篾箱里装着的那些破破烂烂的纸片,竟与他的家族紧密相关。

吴宗辉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学校的契约文书博物馆收藏的10万多件文书,他翻过不少。那些文书,多源自乡间农户。2017年暑假,回到老家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大伯把一沓沓文书摊在他面前,吴宗辉此时才知道,家里不仅有百余件旧文书,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00年。多年来,这些记录了家族诸多重大事件的契约、账簿、字据,用旧报纸随意包裹着,放置在少人问津的角落,纸张已经脆化,水浸、虫蛀的痕迹触目皆是。

在庆元、在丽水、在浙江,在千千万万农户的阁楼上,还藏着多少这样的文书?它们的境遇如何?返校后,吴宗辉与余承霖、石靖菁、周思敏等同学自发成立了“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近两年来,课题组成员分头行动,奔赴浙江各地的多个村落展开田野调查。

下乡:走近历史

俗话说:“口说无凭,立字为证”。自古以来,无论是买卖租赁、分家继承,还是雇佣赋役、纠纷诉讼,文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些年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就不乏记录契约的铭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更是展示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不过,或许是因为文书实在太常见了,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课题组的第一次调查,就到了吴绍进家。

“这个东西,平常谁会去特地看啊?要不是宗辉发现,我都不知道这个有用。”面对周思敏的提问,吴绍进直言不讳。

经过清点,吴家所藏文书共计114件。年代最早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一件田契,文书约定:范义舜将自家田产“卖与本家礼行叔”。而写在一张红纸上的招赘文书,则记录了1946年这个家族的又一件大事:范延周年岁已高,无力耕种,“左思右想,朝夕不安”,决定将女儿“配与西垟村吴达德为妻”,“生下男儿,长子继入范家为嗣”,“二、三子继入吴家为嗣”。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吴家收藏的文书大多与范氏有关。

在金华、衢州、绍兴等地,课题组也找到了多个藏有文书的农户。生活在金华市婺城区的曹大伯,虽然没上过学,识字不多,但听朋友说古旧字画很值钱,就赶在老房子拆迁前,到里面好好搜寻了一番。没找到字画,却在酒窖里找到了200多件文书,装文书的木箱已经霉烂了,纸张也潮乎乎的。

“(文书)原来是一包一包地包起来的,有的三五张,有的七八张,外面再有个纸套子一样的东西套住,看不见里面长什么样。”按照那位朋友的指点,曹大伯把盖着红色印章的文书挑选出来,因为有了官印就更值钱,他又买来毛笔、糨糊,把破损的文书按自己的想法修补了一番。

“您考虑过您的修补对文书会有什么伤害吗?”调查时,余承霖这样问。

“这个我们不懂的,没那么娇气的吧,我看都好好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是卖出去了。”曹大伯这样答。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与古村落、古民居相生相伴的民间文书正面临着湮散的危险。”课题组指导教师李义敏说,很多民间文书的持有者对其价值不甚了解,文书大多随意存放在阁楼上,在旧房改造、拆迁的过程中,随时有被损毁、丢弃的可能,有的被零散售卖,抢救性的科学搜集、保护和整理刻不容缓。

访店:深入现实

几年前,一个商贩有意把曹大伯的文书全部买走。曹大伯又咨询了那位朋友。朋友劝他,不能被那么一点钱吓住,不妨先卖出去几件,等行内人都知道了他家有好东西,就会引发竞争,到那时,不愁卖不上好价钱。于是,曹大伯把家藏的文书拆分开,陆陆续续卖给了几个商贩。到课题组入户调查时,原来的239件文书,只剩下了43件。

古玩商贩间的竞争,确实存在。除了走家串户“跑地皮”的小贩,还有开古玩店的老板。随着民间文书研究兴起,不少高校、科研机构、个人都在购买民间文书,而把农户与买家联系到一起的,正是那些古玩商贩。通过对古玩商贩的走访,课题组发现了不少问题。

丽水市松阳县有一家古玩店,店主经手的文书不下万件,大部分收购自“跑地皮”的小贩。

“小贩为辨别文书的类型和品相,往往会将农户收藏的民间文书拆包。店主在出售过程中,为追求利润,会对文书进行二次拆分:先抽取珍稀品种,以高价售出,再将剩余的文书进行分类,根据不同购买者的要求按类出售。”这是石靖菁在调查中的发现。

“说实话,不分开的话,赚不了什么钱。”店主有他的难处,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不得不把销路好、价格高的文书拣选出来优先出售。

丽水市的另一位古玩店老板是收集客家契约文书的大户。因为散放的文书不容易查找、翻阅,他就按自己的方法对不同来源的文书进行分类,再将相同类别的文书粘贴在一个长卷之上,有的卷子长达65米。为了熨平那些保存不善的文书,他还专门购置了一个装裱专用的电熨斗。

商贩们之所以拆分文书,还有源自买方的需求:财税博物馆只对与财税相关的文书有兴趣,科举博物馆只专注科举文献,研究法律史的学者只搜集诉讼文书……

各地的情况一条条汇集起来,课题组的成员们不免忧虑:由赋役、买卖、诉讼、婚姻等各种元素构成的社会生活,才称得上是完整的社会生活。民间文书如今收藏在哪家哪户,自有其历史渊源,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拆分,都会导致“骨肉分离”——文书失去了原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系统性和完整性一旦被破坏,就再难复原。而不恰当的装裱,既破坏了民间文书原来的保存生态,又让原本脆弱的纸张经受高温熨烫之苦,寿命将受到极大影响。

整理实践:探路未来

不仅浙江有民间文书,近些年,在安徽、福建、贵州、四川、河北等地,都涌现了大量民间文书。民间文书搜集的速度如此之快,保护、整理能跟得上吗?

从农户到商贩,再到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机构,课题组追随着文书流动的足迹,步步深入。他们不仅协助浙江师范大学搜集了万余件民间文书,还协助金华市档案馆、兰溪县档案馆等单位对千余册民间文书进行编目、整理。

在协助金华市档案馆修复馆藏文书时,余承霖发现,有两页残损的文书,虽然一页在“坊下庄”册,另一页在“坊上庄”册,但将这两个残页拼接到一起,不仅残损的边缘可以契合,而且文字内容也对得上。

“经过老师的指导,我们认定,二者本属一页,应该拼合到一起。”余承霖说,在调研、实践过程中,除了实地了解民间文书“生存”的状况,他们也尽力将那些已被分裂、打散的民间文书进行系统整合。

习惯于把文书装裱成长卷的那位古玩店老板,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与清代嘉庆年间一起诉讼案有关的63件文书,经他装裱成9米长卷后,出现多处错乱。课题组成员合力研读,根据整个案件的发展逻辑对文书进行了重新编排,使之脉络清晰。

“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继秦汉简帛、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之后的又一个文化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认为,“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从多方面调查民间文书搜集与保护的现状,发现民间文书在保存、流通、收藏、保护、整理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为民间文书的搜集与保护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

有人问:那些老人都不在了,留着这些文书还有什么用?有学者答:人虽然不在了,但是文书还在,我们可以从文书中认识历史,认识生活,认识他们,认识我们自己。这群年轻的学子秉承着的,正是这样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