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曾经多次设想，如果要用一个词描述卫鸦在我生命中存在的意义，该是什么。去年秋季一天傍晚下班回家的路上，它突然跳了出来：幸运。这并不夸张；卫鸦是会在我意识里自动浮现的男性之一，而这样的男性在这世界上不超过三个。

只能用巧遇来形容卫鸦和我的第一次见面。2009年春天，我厌烦了才涉足两年的律师生涯，开始四处考公务员，我平生第一次去长沙（至今也再未去过），出考场给卫鸦打了个电话，本意只是告诉他我到他的家乡了，他的回答竟然是，他从深圳回来省亲，正好也在长沙中转。那时和卫鸦已经相识四年，两人QQ聊天记录该有三四十万字了，但还未见过。待见到时，卫鸦比我想象的要更加清瘦、静默，但他说话时脸上偶尔闪过的羞涩，还有抬头看人时两眼之间的清亮，却合乎我的意料。卫鸦那晚要参加易清华组织的饭局，他带上了我。在我的蛊惑下，他也喝了不少酒，最直接的后果是，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两个大男人穿着裤衩睡在一张床上，然后我们俩又彼此表示了不好意思，都忙着向对方表白很厌恶和一个男人睡一张床。因为宿醉，我坚决秉承安徽人的习惯，早饭想喝点稀粥，卫鸦沉默地陪着我，没有任何提议，也没有任何不耐烦。我们慢慢腾腾走过了七八条街道，最终是我放弃了，在一家米粉店里坐下来，我还记得，卫鸦刚坐下就长出一口气说，为了老方你，我要在长沙开一条街的粥店。

这次分别后，我们又回归原来的状态，偶尔QQ聊些不着边际的话，似乎见过一次也只是多了一份谈资而已，友情并没有因之升温，但让我窃喜的，是毕竟也没有如同网友“见光死”一般陨落。然后，第二年，卫鸦突然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几乎是彻底的。有四年时间，他基本没有再碰文学。我只知道他在江西开厂，管着一千多人的吃喝。我也忙着工作调动，埋头写一个注定不能出版的长篇，我们从疏于联系到不再联系，但正如见面不会加热我们的友情一样，隔绝也不会因为音讯全无而在我们之间发生；我知道，卫鸦还在那里，我认为他也会这样想。于我而言，唯一的不适是，再也没有人半夜三更突然跳出来找我说话。

重新出现的卫鸦还是那个卫鸦，骨子里的东西没有被残酷的生意场磨灭分毫。我没有问过他开厂情况，但我想他成不了一个狡诈的商人，他的性格和素养向来都站在圆通世故的对立面。卫鸦重回深圳后，对我说过，还要再从商，但只做文化产业。我想，这句话里藏着他江西四年经历过的太多东西。

和卫鸦第二面已是十年之后，在宁波。他获得《文学港》杂志社的一个文学奖项。一天晚上七点多，老雷（雷默）来电话说，老卫在这里，老方你不来吗？听到这话时我正在和一群人喝酒，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仿佛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甚至羡慕卫鸦和我的友谊。第二天下午，我出现在卫鸦的房间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都比网络聊天要话少，但尴尬与沉闷一秒钟也没有在我们之间出现，就仿佛即使沉默，我们仍然在潜移默化地交流。卫鸦领完奖，拎着奖杯和我一起去餐厅，当地文学界的一些大姐看到后，不停地和找他搭讪，表达赞美、敬佩或许还有倾慕。卫鸦不在乎文学名利，属于那种“得之亦好，不得亦可”的人，他从来都疏离于文坛江湖之外，这点我知他如知己。但那晚在他或沉默或讪笑以对之时，我狠狠地对着众位大姐夸了他，事后我反思时再度确认，并非出于恶作剧，而是卫鸦如果得到承认，我真可能高兴到失态；人们的承认是他的文学技艺应得的，正如我的夸赞一样，也绝非信口开河，而是与他匹配。

卫鸦和我，还有王十月，找了一家衢州菜馆吃宵夜。这回卫鸦喝酒特别主动，特别畅怀，一副嗜酒的无可救药模样，我精心准备的蛊惑言词竟然毫无用武之地，失落也只好将就化为斗酒的勇气。所幸，这次两人都没喝多，但后果又变成了我们得清醒地面对床，一张床，怎么睡。我们都再次重申了当年自我澄清的誓言，都厌恶和男人睡，我们都抛弃床而争夺沙发，十几个回合之后，我见“你是远道客人”之类的客气不起作用，干脆放出狠话，老卫，你再不睡床我生气了。于是，卫鸦只好委屈地睡床了。我几乎快睡着了，又听见他说，老方，沙发不舒服，要不你也来睡床上吧。

相交十四年，见面只有两次，也许是因为都觉得遗憾，所以卫鸦和我经常约定见面，但又无一例外地爽约，而且没有人觉得爽约不正常。我想我们属于那种人，想见对方了，就约定一下；又没见成，那就等待再想见了就再约一次；无非如此，再无他念。我向来是个被动的人，这些年给卫鸦打的电话也屈指可数，最多的是饭桌上，喝得有了酒勇之际，蒙头蒙脑拨通电话，告诉他今晚是和他认识的谁在一起，说完就挂。我们因文学结识，多年过去，从一开始会因为两人名字出现在同刊同期而兴奋，到如今话题已基本和文学没有太大关联，至多聊聊当下的文学生态或者向对方推荐某篇小说，我们的话语已经不激越、不偏执，对客观世界发生的种种人事已经漠然到平和。更多的是，深夜乃至凌晨，卫鸦突然微信发来一张图片，拍的是一瓶酒或者几瓶酒，诱惑我。于是，我们经常远隔千里举杯遥干；我总是要求他把某瓶酒给我留着，他也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留好，但我从来不相信他能做到，对此也从来不介意，因为知他如我，喝酒，已经从解压方式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爱好，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悲欣交集，一杯酒即可尽释，内心的安稳静谧和醇厚醉意能够同时抵达我们的身体。

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之间的聊天仍然和初识时一样，从来都是直达沸点。我还是每写好一篇小说就发给卫鸦看，卫鸦还是一针见血，好或不好还有他的简洁、精准的理由。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卫鸦说好的小说，哪怕千万人（夸张之词，认真读我小说的人从来都少之又少）说不好，我也认为好；如果他说不好，千万人就不会看到它的原本模样。而对这样亦师亦友的人，我不知道除掉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我的幸运之外，还有其他什么词汇可以形容。

卫鸦是湖南娄底人，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干过短暂时间的公务员，然后停职，只身南下闯荡深圳。在卫鸦的小说里，他这样描述深圳，“这座城市里的人，每一种行为，都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否则就会显得无聊和荒诞”，在这座城市里“找个女人上床很容易，找个人喝酒却并不容易”，但他又写道，“当然，别的城市也一样，让生活变得仓促的，不是城市，而是这个时代”。深圳在卫鸦的眼里，只是这个时代最醒目也最具代表性的缩影。在那里，或许卫鸦的焦虑感始终挥之不去，一个书生的情怀在鳞次栉比的巍峨高楼之间，如果都难以安放，又何谈绽放。但毕竟，卫鸦坚持了下来，在深圳找到了一席之地甚至是人生支点。

但在更为深层的内心，卫鸦可能还是向往小镇生活，这从他最近两年写的小镇系列小说，诸如《小镇理发师》、《小镇拳师》、《小镇穴居人》等就可见一斑。一个叫“炉观”的小镇，卫鸦出生于此，时隔近四十年，他开始用笔描绘这个小镇上各色人物的生老病死和爱恨情仇。在卫鸦的笔下，小镇并不封闭，但骨子里又拒绝向外部世界完全开放，世世代代的家族互相见证由生至死，人事关系如同最复杂的叶片脉络纵横交错，最中国的生活在陈旧斑驳的日常里一览无余；但那里也有现世安稳，一份不疾不徐、怡然自得、可以坚守自我的生活方式，还有卫鸦青年时代之前的一切。卫鸦向往它，我想原因莫过于此吧。

卫鸦和我曾相约，等哪天想隐居了，就一起去炉观小镇，在芦苇荡边临水建筑一座木房。这算是一种自我温慰的理想吧，仿佛在日复一日的城市浮沉中，我们早就规划了去路，提前给自己保存好了一个清净的角落。但或许我们都知道，小镇只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可亲名词，赋予我们更多的也只是一种精神力量，让我们在当下现实里能放空、消解和得以净化。在我的想象中，多年前，身为一个小公务员的卫鸦就像旱地拔葱一样，跳跃到深圳的钢铁丛林之中，或者是，小镇像一个跷跷板将他弹起，他划着抛物线到达峰顶深圳，回落终点不详，但小镇，是他回不去的。卫鸦，是一个活在深圳与小镇之间的人，也许只有在这两点之间，他才能找到灵魂的栖息之地。

2018年冬天，卫鸦在深圳开办了一家“冬鸦文化公司”，业务项目包括做小镇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宣传。我想，这或许是他找到的深圳和小镇的一种最佳连接方式，也是一个书生再入商场的最好门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