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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在暗中挣扎,提笔寻找光

来源:澎湃新闻 | 徐明徽 徐杭燕  2019年06月14日05:19

麦家

沉淀八年,打磨五载,以谍战题材闻名的作家麦家,为读者带来了新作《人生海海》。这次,麦家不再是那些风云诡谲谍战故事的讲述者,而是一个想要与童年和解,与故乡和解的归乡者。

《人生海海》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很“谜”的上校展开,他当过国民党军队的上校,是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但大家一边斗争他,一边又巴结讨好他;他极富男性特质、勇猛刚毅,但被人称作“太监”;他赢了无数场仗,却败给一个不足道的秘密,屈辱半生。上校的一生,就是大半部中国现代史,他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

生于1964年的麦家,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在特定的年代,这样的家庭成份注定了麦家成了那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也许是我内心特别脆弱、细腻,我还真是被这些东西打倒了。”

麦家从九岁开始,连续四五年常常失眠,老家浙江富阳蒋家村的木头房子有着深深的屋檐、大大的窗户,夜晚皎洁的月光透过屋檐钻进来。还是孩子的麦家总是望着月光朦朦胧胧地睡着,他老梦见一只大鸟,似乎是老鹰,翅膀张开有一米多,那只大鸟要将他叼走,将他从村庄带走。

童年的伤害即是高度个人化的经验,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复杂历史在个人生命中打下的印记。麦家想逃离家乡,这个带给他太多痛苦、挣扎、孤独的地方。

时隔四十多年,历经坎坷写作、成名、丧父、生子,挣扎半生的麦家才在写作中积蓄起力量,得以回望过去,求真赎罪,告别自己与生俱来的恐惧和阴暗。

6月3日,澎湃新闻记者在“麦家理想谷”见到了麦家。

“麦家理想谷”是一幢褚红色二层小楼,藏身于浙江西溪湿地,小楼进门处写着“读书就是回家”几个字。绿荫掩映满墙书籍,这里是麦家为热爱文学和阅读的年轻人提供的栖居,茶水书籍免费,还有为有潜力的年轻写作者提供的创作房间。

“采访的东西不可信,小说家喜欢骗人,说的东西都是围绕作品。”身着藏蓝色短袖,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麦家温和地与每个来访者握手招呼,虽然照面就打趣说“采访不可信”,又直言这些年一直在追求真相,“一个人如果面对自己都做不到真实,那怎么可能去面对更庞大更复杂的一些东西,所以近几年我慢慢讲述一些过去的事情,讲着讲着都有点后悔了,不应该全讲出来啊。”

麦家说自己怕被误解,不十分愿意谈某些“深”的东西,但也坦诚地叙述这几年经历的困境与煎熬,语速和缓,声音低回,像是追溯过去又好似自我反省,“我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一直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一直渴望被了解。这种过度的自卑又给了我一种超级自尊的心理,一定意义上我有傲慢、清高,对人粗暴、简单。”

八年前,麦家声名正浓,《风声》《暗算》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收获了巨大的知名度。嘈杂名利追逐而来,他的节奏被打乱了。他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感情积累和素材积累出现了一些问题。与此同时,父亲的骤然过世又叫他“活活地埃了一棍”,也成为诸多问题爆发的缺口。“生活垮掉了,身体消瘦孱弱下去,没法创作。”麦家进入了人生的枯水期,没有欲望缺乏热情,写作缺席。

2012年苏童和麦家同去伦敦,苏童兴致勃勃来到麦家房间,一眼看到他坐在窗户没有光线那一侧,什么都没有干,就是一直坐着。苏童问麦家不出去走走?麦家一脸无辜地看着苏童说:“出去干什么呢?我又不熟悉伦敦。”苏童后来回忆,那个坐在幽暗的伦敦酒店房间里的身影,给苏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他在思考,也许只是在发呆。

没有写作的日子,麦家就在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采矿,“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作品吸引着我,又让我害怕去看,他对人性之恶做了一种非常客观、有吸引力的剖析。在这次的重读中,我心里想的一些东西,在他的作品中和他相遇了。仿佛和这个我很敬仰的大师做了一次丰富的交谈,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滋润,甚至是温暖。我想写一些心里特别想说的话。”

父亲过世三年后,麦家开始提笔创作《人生海海》。“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方言,年轻时麦家学校毕业分配到闽南工作,在田野间常常听到当地人唱这首《人生海海》的民歌,当事情没做好时,当地人会说“没事,人生海海,做错一件事不可怕”。这个词也就跟着麦家一起成长,最终把它放进小说,借着一个温柔而充满力量的女人的口说出“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

麦家对这部小说充满期待,这不光是一个“上校”的故事,而是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面对生命的苦难,怎么和苦难的命运相爱,怎么在顽强中把人性光辉的一面体现出来,“小说可能你们看着会有一点难过,但是这种难过可能也是要追求的一种感受,人生有很多体验,有时候害怕有时候追求,但不要因为这种难过把生活的某一些热情消解,那不是我想带给大家的。”

至于麦家自己与过去和解了吗?麦家说:“没有那么容易,好像还是没有告别,我还是和过去藕断丝连。”

“我决定把它写成书,不但希望自己得到慰藉,还希望去慰藉别人”

澎湃新闻:《暗算》拿下茅盾文学奖,多年的写作追求终于得到了认同,后来为什么会进入那种枯水期?

麦家:我的内心是特别恐惧、害怕见生人的,成名后被强迫推到了公众面前,一方面是给了我自信,另外一方面也是增加了我的恐惧,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交流。所以有一阵子,我突然失声了,不知道怎么写作,我老是走不出童年,走不出这种阴影,这种写作是有问题的。因为写作首先是要让自己内心自由。我记得谁说要解放自己,自己解放不了,怎么解放别人?美国评论家桑塔格,她说文学是让人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我连自己都不能给一个护照,怎么给读者?所以我一直在想,我的写作应该重新出发。

澎湃新闻:梦境中那只带你逃离的大鸟,和你的写作有什么关系吗?

麦家:我后来一直想,为什么我的写作会写所谓的强人、超人、英雄,可能跟这只鸟有关系,不管是《解密》里的容金珍也好,还是《暗算》里面的黄依依、瞎子阿炳,用李敬泽的话说,都是“弱的天才”。一方面有缺陷,缺陷来自于我的家庭,天生有罪,我要逃离这个村庄,必须要有英雄气质。所以我想我写那些所谓的英雄、强人、超人都是和我童年的不幸、童年的梦想、童年的困难极其相关的。我的写作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被童年困住的人,在试图逃离童年。

澎湃新闻:是从什么促使你选择从一直在逃避的“故乡”重新出发?有畏惧感吗?

麦家:谍战的题材我已经写了七本书,素材和感情都被稀释掉了。而我还有一块生活从来没去碰过,也是一个作家经常触发的地方,就是故乡和童年。我想重新换一个战场,另立山头。

肯定是害怕的,我跟故乡的关系比较特殊和复杂,父亲也属于故乡的一部分,我痛恨他的粗暴也痛恨他的身份带来的一切,等我开始慢慢与他接近时,他又忽然离世。我怕再回到童年、回到故乡的时候感情不是那么稳定,会意气用事,带着一种情绪去写,这样肯定是要失败的。

我要等待这种情绪的平复,至少我能够客观的去看待自己童年的特殊时代的时候我才能去写。这需要一个生命的历程,在20年前我肯定做不到。但是后来由于父亲的去世,包括年龄的增加,阅历的增加,还有本身成功了等等方方面面各种原因,帮助我能够比较公正公平,心平气和的去看待童年、故乡。直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去写。

澎湃新闻:《人生海海》的后半部分,似乎每个人都在赎罪,恩怨在消融,伤口在愈合,这是你的心理投射吗?

麦家:是的,小说中的“我”和一家人都在赎罪,其实我决定要去写这本书时,就决定要写一群赎罪的人。首先我有赎罪的心理,笔下的人才会赎罪,他们在替我背负这个十字架。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这种“赎罪”?

麦家:我的生命中肯定有需要救赎的地方,并不是我犯了什么罪,而是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些冲突。童年时期被人欺负,少年时期跟父亲关系决裂,这些冲突之后就会留下伤害。包括我和父亲长时间对立的关系,即便后来的弥补我觉得没有太及时,这些都是一种内心的阴影。 有阴影其实就需要一种救赎,因为你想把这些阴影洗掉。

小说中林阿姨将自己的晚年完全奉献给上校,就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一种自我完善,等于你内心哪一块地方有一角破掉,要去把它补满,这是一种精神需求。

澎湃新闻:你从中得到了慰藉吗?小说中“我”的第一任妻子在临死前对他说了一些非常动人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人是可以在爱中找到某种平和与救赎的?

麦家:很好啊,你能看懂人生海海,要爱来相伴。人其实蛮孤独的,一方面人生很短,一方面人生很长,尤其对有些生命来说,它需要经历很多起落沉浮,精神上很受煎熬。但我觉得要化解这些,就是一个字“爱”,有人爱他,他心里有他爱的人。

写《人生海海》是我本身生命的一种需要,同时我设想每个人生命中都有残缺的一面,都需要去自我完整,自我救赎。我决定把它写成书,不但希望自己得到慰藉,还希望去慰藉别人。你们在阅读的时候也会为上校担心,为林阿姨揪心,有时候又突然原谅,最后又为林阿姨的悲状感动,也为上校有这样的老伴感到欣慰。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别人内心的一种抚慰,我们的内心很多时候是一种沉睡状态。

澎湃新闻:拥有这样敏感细腻的内心,但近几年又慢慢向外界剖析自己,这对你来说有挣扎吗?

麦家:有啊,我讲着讲着都有点后悔了,我觉得这些都不应该讲,结果我都讲出来了。很多东西也就是到最近这些年才开始逐渐披露,面对这些需要勇气和心理准备的。我不知道是年龄在起作用还是新的人情关系在起作用,这些年我好像面对自己越来越坦然,面对他人越来越诚恳。真诚地面对别人,把自己的一些真相交给读者,几乎成为了我的一个习惯、一种人格。

文艺之道就是真善美之道,“真”肯定是第一,如果一个人在真相面前不坚决,那后面所谓的“善”和“美”都是不可靠的,这个“善”可能是伪善,“美”也可能是虚假的、空洞的美。但是“真”其实都很难做到。

澎湃新闻:在写作语言上,小说从前半部乡土式的语言到后半段走向现代语言,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把控的?

麦家: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点,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也确实挺难的。小说基本上是从一个封闭的、半个多世纪前的乡村走向今天,走向世界。那我的语言就要跟它配套,乡村还是带着乡村的一些方言,然后一点点地向现代语言开放,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难。

我想让语言有种乡土气息,其实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和困难。你要对这种家乡方言土语进行一些改造,进行驯化。其实你本身不是这个节奏,但你现在必须要改变本身自己的节奏去创造一种新的节奏,而且它是一个一针一线的事情,就像织毛衣一样,有点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

最后似乎证明我那种语言挑战和约束其实非常好。小说它除了故事结构人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甚至很表面的元素,就是要一种文学性的语言。什么叫文学性语言?就是你对现代汉语是有一种创造性的探索。其实语言就像钞票一样,用久了以后这个钞票会旧,会越来越难看。但完全用着新的钞票,别人也不会用你。你必须还是要那张钞票,但你一点点去改变它,保持语言陌生度和新鲜度,让一个旧的语言在你的手上重新有生命和光泽。

“我对文学有一种执念,虽然受尽屈辱,甚至羞辱,还是放不下”

澎湃新闻:当年《解密》被退稿17次,怀疑过自己的才华吗?

麦家:很怀疑,中途也好多次想放弃,但放弃不了。我觉得这和我这个人本身有关系,我其实跟外部的交流一直不是很通畅,有点轻度的社交恐惧症,害怕跟一些陌生人去打交道,害怕走到人多的场合,生活中也没有太多的爱好,就喜欢和文字打交道。和世俗生活关系比较紧张,走不进去,还是只能回到文学那里去。因为已经与它厮守了十几年了,有感情。通过阅读和写作,我有那种把自己安放下来的经验。

我对文学有一种执念,一直离不开它。虽然受尽屈辱,甚至羞辱,被频繁地退稿,有时候也意气用事不想写,但是赌气赌个三个月半年,然后又回去写,还是放不下。

澎湃新闻:作品大获成功后,你似乎又对成功很困惑?

麦家:其实这还是我这个人本身的问题。今天你如果问我幸福吗?我还是觉得我不幸福。是你想要的东西没得到吗?好像也不是,我觉得自己想要的好像都有。

但为什么还是不行,不满足,内心不平衡?我觉得我心里从小好像有个刀疤在那,既然有个刀疤,那阴雨天它会隐隐作痛,它成了一种自然现象,它不是一种理性的,它是一种感性的东西。对一位作家来说,成名是一件好事情,它意味着精神上的苦苦追寻终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同时又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作家要探究人心灵的深渊,所以时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和孤独中。它究竟是要脱离世俗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纯粹。

澎湃新闻:还记得当时得知获得茅盾文学奖消息时的情景吗?

麦家:我还真记得那天那个状态,当时我正好跟随中国作协去茅台镇采风,镇上一条街每家店都在卖茅台,我们称之为“野茅台”,我们当时就在一家店里喝着“野茅台”。小镇本身也不怎么热闹,我们几人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夜深人静时分,接到了铁凝的电话,通知我《暗算》拿了那届的茅盾文学奖。

很开心啊,因为完全没想到,《暗算》的风格和茅盾文学奖本身的风格不大吻合,以往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获奖概率比较高,所以即使之前进了候选名单,我也没多想。获得茅奖对我来说很重要,是对我的一种肯定,总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当然不能为了某一个奖去写作,迎合别人会乱了自己的节奏,把自己的本身有的一些生命厚度丢掉了,即使得了也没什么意思。

澎湃新闻:你的多部小说都被翻译介绍到其他国家, 你怎么看待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麦家:整个中国文学在国际上传播都是很微弱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一是因为文化隔阂,二是东西方本身的差距造成的。这些年一直是整个东方仰视西方,虽然中国崛起了,这种仰视的角度在发生变化,但整体还是仰视。而西方被仰视之后,它有它的傲慢,傲慢导致一种偏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傲慢和偏见还让人沮丧、愤怒。

我看了2000多部西方优秀作品,但就第一梯队、头部的作品而言,我觉得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他们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只是我们的写作群体特别大,中部的写作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弱。

关注一个国家,文学其实是最好的方式,小说是民族的历史。在没有机会出国的那个年代,我们也会对俄罗斯、对美国、对西方很多的国家非常地了解,就是因为我们读了那些国家大量的文学作品。至少现阶段,除了文学,我们很难有其他方式让他们客观、公正地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