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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亚洲电影的“想象”机制与“召唤”力量

来源:文艺报 | 孟 君  2019年06月12日08:19

亚洲电影是一个涵盖电影艺术、电影产业、国际传播和人文地理的综合性电影范畴。正是由于其丰富内涵,亚洲电影突破了地理疆域和电影行业限制,在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将小说和报纸视作建构“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方式和技术手段,“想象”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某种方式的想象建立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作为艺术的小说和作为媒介的报纸便是这样的方式和手段。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伴随技术进步发展应运而生的电影,正和小说、报纸一道承担着“想象”某种共同体的功能。事实上,亚洲电影正是因为虚构和想象而具有强大的“召唤”力量,通过既具本源性又具差异性的“电影叙述”弥合亚洲地理和电影行业的界限,建构出一个亚洲电影共同体。

近年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伊朗、黎巴嫩、泰国等亚洲国家电影的产量、质量和影响力在逐步提升。其中,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态势有目共睹,从电影资本、电影创作、电影发行到电影放映的产业链各环节都在逐步完善,出现了《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等标志性电影作品。同时,其他亚洲国家的电影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仅从国内上映的情况看,包括《摔跤吧,爸爸》《天才枪手》《小偷家族》《摄影机不要停》《雪国列车》《釜山行》《一次别离》《何以为家》在内的亚洲电影在票房或口碑上取得了可喜成绩。可见,亚洲电影是具有多重价值和强大功能的文化生产力,亚洲国家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同步发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想象”和“召唤”。作为共同体的亚洲电影推动着世界电影的发展,在艺术创作和电影产业方面进行文化想象,并形成社会热议的公共议题而介入社会;同时,亚洲电影还通过跨国的深度合作和国际性的电影活动进行文化生产,召唤散布于不同地理疆域的受众,获得来自于亚洲不同民族的认同。

亚洲电影的“想象”机制根本在于各国导演在创作中对于亚洲的艺术想象,通过虚构和想象,亚洲各国诞生了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兼具独特性和普遍性的亚洲电影。

亚洲电影一直以具有高艺术水准的电影作品享誉世界影坛,近年来《白日焰火》《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长江图》《推拿》《人山人海》《刺客聂隐娘》《郊游,郊游》《小偷家族》《寄生虫》《一次别离》《冬眠》《野梨树》《热带疾病》《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何以为家》等亚洲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和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了大量奖项,它们证明了亚洲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杰出的电影作品表明亚洲各国电影“想象”所具有的美学功能和社会功能,它们既创造了强烈的东方美学风格,也呈现了亚洲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些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区域性社会价值的素材被电影处理成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议题,从而获得全球性认同。

亚洲电影的“想象”机制还表现在,亚洲各国普遍在电影产业方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工业,凭借电影的全球化市场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消费。

近年来,中国在科幻片、喜剧片、动画片、动作片等类型片有了成功的尝试,电影产业链逐步完善,港澳和海峡两岸的电影展现了文化趋同的态势。日本电影在《小偷家族》取得国际声誉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在动画片、爱情片等领域的传统优势,甚至在伪纪录片方面取得了成功,《昼颜》《你的名字》《银魂2》《哆啦A梦》《摄影机不要停》等影片都是近年被中国观众追捧的佳作。韩国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并驾齐驱,《燃烧》《釜山行》《国际市场》的成功便是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获得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寄生虫》体现了韩国电影的独特之处,即在类型片的成功基础之上进行艺术探索,这对将艺术和商业进行二元对立的电影观念是一种颠覆。印度宝莱坞电影已形成可与好莱坞竞争的电影工业,《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巴霍巴利王》《神秘巨星》《嗝嗝老师》《调音师》《一个母亲的复仇》等影片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源于宝莱坞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不断吸收西方电影的成功经验,极具辨识度的印度电影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中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平衡。泰国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上均引起国际影坛的关注,阿彼察邦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泰国电影作者,《初恋这件小事》《冬荫功》《天才枪手》让人们看到泰国在商业电影方面的潜力。新加坡电影的鲜明特点是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爸妈不在家》《小孩不笨》通过教育和家庭问题剖析新加坡社会。西亚国家伊朗和土耳其以艺术电影见长,继雷伊、阿巴斯之后,《小鞋子》《一次别离》《推销员》《云端之上》证明了伊朗艺术电影的延续性和开放性,土耳其导演锡兰的影像风格享誉世界,新作《野梨树》依然坚持他的电影美学;同样位于西亚的黎巴嫩电影则打破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的封锁线,刚刚上映的《何以为家》深深地刺痛了全世界,一个少年的诉讼案吸引国际社会关注黎巴嫩尖锐的社会问题。上述亚洲国家的电影产业规模大小不一,电影发展状况各具特点,在全球化商业大潮下保持着民族特色,亚洲电影借助出色的艺术本体与商业力量向世界各国进行文化输出,召唤具有地理、种族、文化、阶级、年龄、性别差异的大众,这无疑是强而有力的文化实践。

亚洲国家电影在创作的诸多层面为中国提供了可兹参照的样本,尤其是日本、韩国和印度已取得成效的电影经验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

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日本电影在电影美学、电影类型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黑泽明、小津安二郎、今村昌平、北野武、宫崎骏等开创多样化的日本电影美学,社会问题片、家庭片、战争片、青春片、灾难片、动画片俘获全球观众,日本在CGI等电影技术方面保持世界领先,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电影普遍关注社会与人的本源性问题,因而具有哲学意义。韩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政策上对电影产业进行扶持和激励,促使韩国电影快速崛起,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都令世人瞩目,尤其是以奉俊昊、朴赞郁为代表的韩国导演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结合的成功尝试,为世界电影提供了一种新范式。传统的印度电影因民族特色浓郁而拘囿于本国市场,新宝莱坞为赢得世界市场在电影剧本、表演等方面进行重大改良,削减了传统的歌舞、苦情、超时长等特征,关注普罗大众和底层社会的阶级、性别、教育等现实困境,获得广泛共鸣,因此成功开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和世界市场。日韩印三国在电影美学、电影类型、电影技术、电影政策、电影剧本、电影市场等方面各自取得了成功,中国电影应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开展既获得世界性认同又坚持本土性特色的中国“想象”。

除了“想象”机制驱动的艺术创作和产业发展外,亚洲电影无疑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实践功能,通过多种电影实践来“召唤”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亚洲。

事实上,亚洲电影在保持各自独立形态的同时,亚洲各国持续通过跨国合作致力于建构亚洲电影共同体。在全球化时代,各种强大的整合力量勾连着全世界各行业,电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由于投资、评奖、交易、传播等电影产业链各环节的跨国合作,世界电影较之以往越来越具有互融性和互渗性,亚洲电影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体现了亚洲电影的国际传播力。通过合拍电影,亚洲各国在电影资本、电影人才和电影市场上进行广泛的深度合作,从中日合拍片《追捕》《你好,之华》、中韩合拍片《好雨时节》《重返二十岁》、中印合拍片《大唐玄奘》《功夫瑜伽》、中哈合拍片《音乐家》、中泰合拍片《定制爱情》《食人狂魔》、日韩合拍片《风之颜色》《空气人偶》等大量合拍片的出现可以看出,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试图打破地理疆域的藩篱的努力。在这些电影作品中,亚洲电影从不同角度进行跨国合作,优秀的剧本、导演、演员和类型电影的成功经验被相互分享和借鉴,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融合。

电影活动也是电影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国家不断开展以亚洲为中心和目的的电影活动,以促进亚洲电影的共同发展。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是传统的亚洲三大A类国际电影,釜山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也逐步成为世界影人云集的电影活动,这些盛大的电影赛事和电影展映是凝聚和传播亚洲电影的重要活动,经年来对构建与世界对话的亚洲文化共同体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也在专门为亚洲电影的交流互鉴搭建平台,譬如今年在中国五座城市举行的亚洲电影展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倡导和践行亚洲电影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的责任与使命。这些电影活动无疑有助于亚洲在多极化世界里进行文化输出,亚洲的电影独立、开放,电影中的亚洲丰富、多元,亚洲的“意义”通过电影的“召唤”被人们所理解和阐释。

历史地看,我们正处于恢弘的时间巨链中的一个环节,同时这个充斥着转型与巨变的环节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环节。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亚洲电影以其特殊的想象方式和技术手段作用于亚洲社会。电影或许不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但一定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因为电影既能反映现实,也能介入现实,亚洲电影始终与亚洲的社会现实“共振”。一方面,亚洲电影是在地书写的“意义”生产者,阐释着区域性和异质性的亚洲;另一方面,亚洲电影也是打破壁垒的“话语”巴别塔,勾连着作为共同体的亚洲。亚洲电影正在以其独有的想象方式和技术手段,叙说着关于亚洲的可说和不可说的一切,电影的力量隐秘而又强大,正如安德森所说,“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