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短篇小说集《浮生二十一章》是我在《南方周末》上开的专栏汇集而成，报纸版面把每篇局限在两千字，使它无法像常规小说那样铺展开来。除了自讨苦吃的我，谁用写小说的方式写专栏呢？

第一篇《浮生》磨掉整整30天。写一个中年男人，有惊无险度过半辈子政治风浪。我的首要工作，是从一地鸡毛的人生里找出叙述支点。

于是我定下整个系列挑选人物的宗旨：个性明朗，境遇普遍。这与惯常的构思方式不同。在小说中，人物个性理应通过情境碰撞和一次次自由选择来呈现。但《浮生》没有迂回空间。两千字的人生，不得不剔除非常态和戏剧化。我让人物从最初开始，就黏连在社会图景里。让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尽可能参差。就像用一枚枚浮子，标识出旋涡的方向。这种对历史进行微观叙述的意图，使《浮生》拥有了“非虚构写作”般的气质。

几篇完成后，反响不错。我掉转笔头，将一篇《浮生》改写为长篇。35万字的《好人宋没用》，花掉近3年时间。它并非扩大版《浮生》。和《浮生》兼顾人性与历史的初衷不同，《好人宋没用》对人的书写是第一目的，也是唯一目的。它的志向是重新发现人。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灵魂深处的秘密。

在写作长篇的过程中，我重拾《浮生》。有了“大部头”比照，我反而发现，两千字“螺蛳壳”里能做的“道场”，远比想象的多。譬如，它可以是文字试验场。我之前对语言的自我要求，唯简洁准确而已。续写《浮生》后，糅入了文言和沪语。我试图用古朴的语言制造年代疏离感，也试图让人物更具地域特色。

我有个写作习惯：看到人物在头脑里走动了，方能落笔。在初习阶段，我的人物都是“英译中”嘴脸。渐而随和下来，仍是满口落字成文的普通话。现在，沪语进来了，古语进来了，头脑里的人物顿时鲜活。我甚至能感受他们噼里啪啦说话时，咸酸的唾沫溅射而来。

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我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经过10多年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笔记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逐字打磨，调配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平衡于生硬与烂熟之间，制造不失流畅的新鲜感。尤其注意动词。名词决定了丰富，动词决定了生动。古典语言里的动词，多有以一当十的风采，这是翻译体欠缺的。

沪语的融入又是另一回事。我刚学写作时，认为南方方言吃亏。后来虽仍坚持这个判断，却也逐渐意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着双重增益。方言不是目的，是手段。写作者有权决定它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关系，决定它以何种方式，揳入以北方官话为基调的叙述语言之中。

此外还有个变化：后期写作的《浮生》，不再标注年代，改用细节暗示。百来年的时局动荡，牵动了每个平常人家。服饰、发型、风物、语言、精神面貌、起居细节，皆隐藏着一部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史。我希望在细微处撕开裂口，向小人物背后的浩大历史做出召唤。

我就想写这些最最普通的人。这种普通的情感里面细究起来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从小说的本身来说，重要的不是故事如何离奇，而是细节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