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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野心的回报

来源:文汇报 | 胡平  2019年06月03日07:10

近年来,以大运河为主题或依托的创作形成声势,从诗词、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话剧、音乐剧到电视剧,争奇斗艳。同题写作正表现为一类时代潮流,表现出毋庸置疑的竞争色彩。因此,争奇斗艳之中,未来运河题材创作中哪部作品最为深孚众望,值得比较。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入选2018年度中国好书,似乎让人们看到答案一种。

创作的比拼终究是眼光、才华、经验和投入的较量,在这一点上,徐则臣尽占优势。

徐则臣生长于运河旁,从小沐浴大河的哺育之恩,此种深切的感情无以名状,随伴他始终,是《北上》最重要的由来,也浸透在全部篇幅的字里行间。不了解这一点,就无从理悟评说作品的真实基础。尽管《北上》具有纵横开阖的构建和繁复多元的意蕴,单纯之处仍在于生命的感性冲动,其质地是支撑这部文学作品感染力度的根本。

由南顺河北上,时光倒转,沿途描摹出一幅长长的再现清末时间河畔两岸风土民情的《清明上河图》,应是作者很大的写作野心,也是他向母亲河的莫大回报,他基本做到了。他人想象一下,也能估量到,完成这项工程可能耗费多大心力。大到当年的社会氛围、生活景象,小到人们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语,细到一器一物,作者都需要考察完备,不出破绽。书里写小波罗吸的雪茄是什么样的,火柴盒里盛18根火柴,当地民众认为相机里装有小孩的眼睛,渔民用铁环箍住鸬鹚的脖子防止它把鱼吞咽下去等,无一不出自作者艰苦的调查劳作。这些工作的认真详尽,使我们无法不由衷钦佩作者的写作态度。倘若由专家们证明,书中写照,的确绝大部分经得起推敲,那么凭有这一条,《北上》也已经成为经典化的历史小说,因为复活一个时代与穿越一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不是谁都能做到。

当然,作者的野心不仅限于重现河流与流域的原貌,更要展现这条河流与一个古老民族生存方式休戚相关的历史与文化,这是他必须走出家乡河段,遍访全程,加深体悟文明整体的缘由。以后在小说中,他特意设置了以意大利小波罗兄弟为主的视角,通过他们充满好奇和惊叹的眼光观察沿河领域,陌生化地呈现了特色的文明。小波罗乘船穿越了南北中国,抵达统治中心,这时他大概能够理喻,这条由人工开凿的巨流,不仅对全国经济发展与融合发生非常效用,也有力地强化和巩固了全国的政治统一。可以说,大运河本身便是东方社会模式的实体象征,埋藏着数千年民族文化绵绵延续的秘密。就在小波罗抵京不久,漕运废止,正透示出封建王朝的风雨飘摇、行将倾覆,悠久古国在外来侵略的冲击下面临蜕变与革命。此时,小波罗的弟弟迪马克则处在八国联军的行伍中。作品书写运河,精心选择了两个特殊的时间点,第一个便是近现代史上运河与国家命运同时发生转折的时刻,运河的国度与外来世界发生了重大遭遇和碰撞,这种选择生成作品更强烈的张力,激活了运河故事的特殊历史内涵。

凹眼高鼻的小波罗是旅途中唯一的洋人,一路上他像动物一样被人观赏议论,对应了那个时期的典型情境:普通中国人开始亲眼目睹和接触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种与器物。许多人对小波罗们产生不掩饰的敌意,孩子们向船上扔掷石块,要洋鬼子去死;有人冲进妓院,用雕版打破小波罗的脑门;义和拳们则抓住小波罗,要将他送往北京处死……此时,便凸显出小说中另一主人公谢平遥的价值。谢平遥是那个年代里少有的精通意大利语的翻译人员,他尽力保护和协助了小波罗,不仅出于责任,也出于自己的教养与观念。事实上,他是一个维新派,早已看到变法对于这个古老帝国生存图强的必要,但只是由于他有能力将洋人的话翻给中国人听,以后便处于被悬赏通缉之列。他和小波罗一样,同样处于相对孤立的境况之中,他为朝廷着想,朝廷却视他为危险的敌人;他想普济众生,而芸芸百姓视他为异类,他是谁呢?他便是清末的知识分子。所以,《北上》又可视为一部关于国运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品。

这样一段对于运河、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历史,今日已没有多少人感兴味,也没有多少人了解三四了,因为历史未成为镜像,也不会重复。但小说依然制造了另一个时间点,那就是历史申遗的成功。当年,小波罗确是把这条大河当作世界文化遗产来膜拜的,弟弟迪马克甚至爱上这片土地上的女人,脱离联军隐瞒身份安家立业。可惜的是,如今这份遗产终于被国际上承认之后,给更多国人带来的是商机而不是民族文化根性的追寻与反思。只有少量人在执著地默默做着形而上的工作,他们是谢望和与胡念之等,他们仍是知识分子。有趣的是,谢胡等直到研究了沉船上的每件遗物,钩沉出一封封书信和文字记载后,仍始终不知自己便是谢平遥和迪马克的后代。呜呼,这便是历史与现实的隔绝,仅仅不过百年,仅仅经过三至四代,往日的喧嚣与熙攘就似乎未曾发生,一切归于烟消云散。却也正由于如此,谢胡等人的努力弥足珍贵,而将前后所有这些连贯集合起来,记叙在一部文学作品里,使人们阅后有所思索的作者,也就颇为令人尊重。

缺失爱情描写,仿佛就无法形成长篇,《北上》也是如此。书中迪马克与秦如玉、谢望和与孙宴临两段情感事迹的确滋润了文本,调剂了读者的心态。迪马克战火中爱上秦如玉近乎传奇,但可以解释为异域的浪漫;谢望和爱上孙宴临与主题的推进并无必然牵连,这也反映出作品整体构想的某种风范:小说混杂有多种叙事板块与讲述方向,不预设显著的主人公与题旨,三组人物在两个时间段交错出场,都表明徐则臣已大幅度跳出传统小说的例行规则,重“呈现”而不是“表现”,重客体而不是主观,重感觉而不是逻辑,赋予作品以丰富的可能性及广阔的意义空间。这不是平庸作家敢于贸然实行的尝试。

另一方面,作者的实验也保持有底线,他仍在争取多数读者,明白他们想看和看得进什么。他重视形象的魔力,借修辞使作品中所有虚构人物景象鲜活可感,触目可及,哪怕一个偶尔露面的角色如妓女,也要以一颗虎牙生动人们的印象。所以,这30万字又是好读和顺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