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日近长安远”是一个历史典故，出自《世说新语》，周瑄璞取来做了她的小说书名，我以为这大概是一部与现实拉开距离、追求古雅风格的作品。但事实上这是一部现实感非常强的作品。小说的两个主人公罗锦衣和甄宝珠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乡村女子，她们在读中学时就怀着强烈的愿望，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她们唯有通过高考才能实现这一愿望，二人拼命考了两年也没有考上。但城市梦一直缠绕在她们心中，终于她们都先后离开了农村，只不过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因此也造就了不同的人生。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人物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恰好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今天全社会都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创造了伟大业绩，也造就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但是，周瑄璞所写的这两个人物却是改革开放中最普通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也许更离不开对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潮流的依赖，如同小说所写的罗锦衣和甄宝珠这两个人物，她们谈不上是什么成功人士，但她们人生每一步的改变几乎都是紧追着改革开放的节拍而实现的。

周瑄璞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反映社会上，她更关注自己笔下人物的内心。罗锦衣和甄宝珠曾经为不能离开农村而焦虑，她们和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离开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高考，但真正靠高考离开农村的只是少数人，“千千万万的落榜生，像割过的麦茬，一大片呢”！从这一点来说，她们确实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正是改革开放提供了机会，让千千万万的农村女子有可能离开农村去实现梦想。罗锦衣和甄宝珠抓住了不同的机会。周瑄璞也许想将其做一个对比，毫无疑问，道德的天平会在甄宝珠的一边，因为罗锦衣采取的是出卖自己身体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所以在写到罗锦衣时常常露出嘲讽的口吻，但随着情节的深入，我发现作者的情感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她似乎逐渐理解了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并赋予更多的同情。事实上，她们两人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她们虽然进城了，但她们并没有感受到城市带来的幸福。其次，她们都是在支付自己的身体。罗锦衣最初是靠主动与公社教育专干孟建设上床而获得了唯一的一个民办老师转正的名额，从此正式成为城里人了。她尝到支付身体的甜头，以后一再地靠出卖身体来获取命运的改变。罗锦衣虽然支付的是自己的身体，但她明显有悖于社会公德。至于甄宝珠，她和罗锦衣一样没有任何资本唯有自己的身体。她也只能凭借支付身体的方式来达到留在城市的目的。当然她支付的方式与罗锦衣完全不一样，她是支付劳累和辛苦。她没日没夜地干活，为的是抓住机会多挣几个钱，她的身体也在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下迅速地衰老。甄宝珠这一形象具有普遍性，成千上万的农村女子奔向城市，她们无职无权，绝大多数只能像甄宝珠那样透支自己的身体。周瑄璞在书写甄宝珠时显然带有一种惋惜和无奈的情感，随着甄宝珠的身体日益憔悴和衰老，周瑄璞在叙述中所透露出的则是一种心疼的情感。将甄宝珠和罗锦衣对比着来写很有意思，这种对比也包含着作者周瑄璞对两人的褒贬态度，她最初似乎很不认同罗锦衣的人生方式。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态度中的褒贬色彩渐渐淡去。因为她从两个女人的身上都感受到了一种性别的不公正。甄宝珠式的农村女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见。她们往往被当成正面形象来歌颂，因为她们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但是她们并没有因为道德上的褒扬而得到现实的好处，社会似乎从来不会因此而减轻一点她们在身体上的艰难支出。罗锦衣用一种被社会道德所贬斥的方式在支付身体，但现实中却是为女人的这种支付身体大打绿灯，社会一方面满足于对女人身体的消费，一方面还要让女人承受道德谴责的精神压力。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在一个仍然是男权社会的现实中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周瑄璞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上，而是侧重于书写两个女人受到的伤害，她们的伤害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这种伤害并不会因为她们选择了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幸免。

这就说到了小说的标题，分明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为什么要以“日近长安远”的古雅典故为标题呢？也许周瑄璞讲述这两个女子故事的目的就藏在这个典故里。这个典故说的是晋明帝的轶事，晋明帝小时候他的父亲晋元帝问他，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孩子回答说，太阳近。元帝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会认为太阳近。孩子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抬头能够看见太阳，却看不见长安在哪里，因此长安离我们更远。罗锦衣和甄宝珠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显然她们觉得到了城市就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她们很快都实现了离开农村去城市的愿望。但是她们到了城市后除了日复一日地在身体上付出外，并没有收获到幸福。幸福犹如她们心目中所期待的“长安”，“长安”始终没有出现在她们眼前，真是“日近长安远”啊！当然，罗锦衣与甄宝珠虽然都是从北舞渡走出来的农村女子，但她们心中的幸福指数并不一样。在甄宝珠眼里，罗锦衣应该是幸福的。甚至站在甄宝珠的立场上看，也许会觉得罗锦衣的选择有些不可思议。她达到了一定的目标后不是就可以坐享幸福了吗？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争更高的职位呢？然而周瑄璞理解了罗锦衣。当你真正走进罗锦衣的内心，你才会明白，虽然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争到了更好更高的职位，但她始终也没有感受到真正长久的幸福。幸福对她来说始终是一个没有出现的“长安”。两个农村女子，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追求幸福，但殊途同归，罗锦衣最后决定回到乡村与甄宝珠相聚。小说写到两人相聚时，一起走在当年天天走过的乡村道路上，罗锦衣仿佛觉得过去的一切都是一个梦，她们两人还是当年的“走在通往县城路上的卑微少女”。

周瑄璞是一位十分关心女性幸福指数的作家。她写过各种各样的女性，但凡写到女人追寻自己的幸福时她总是赋予充分的理解和体恤，即使她们追寻的方式有些冒犯这个世界，她也要写出这种冒犯的不得已，因为这个世界给女人追寻幸福设置了太多的障碍。“日近长安远”，这个古雅的典故最终将我们带回到现实。周瑄璞的这部小说可以说就是在追问今天的现实，女人们幸福的“长安”在哪里？改革开放给罗锦衣和甄宝珠这类普通的农村女子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光有这些机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这些机会里还没有包含女人的幸福，这就是“日近长安远”的深深寓意。从这个角度说，为了让幸福的“长安”出现在罗锦衣、甄宝珠们的眼前，我们还需要将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贺绍俊，195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

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从事当代小说研究和批评，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尊严》《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重构宏大叙述》《文学批评学》（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合著）、《铁凝评传》《还在文化荆棘地》《鲁迅与读书》《伊甸园的困惑——文学中的性爱描写》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冰心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