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生海海》中，麦家守拙抱朴，捧起了“说书人”的衣钵，将目光聚焦在一个名为“双家村”的浙江，娓娓道来绰号为“上校”的主人公曲折回环、荡人心肠的传奇人生，并最终完成了对乡土秩序、民间社会和革命中国深刻的批判性凝视。

在新作《人生海海》中，麦家经历了一场蜕变，他从谍战、特情、反特的谱系中突围，跃入到乡土叙事、家族史诗。这次，他守拙抱朴，捧起了“说书人”的衣钵，将目光聚焦在一个名为“双家村”的浙江，娓娓道来绰号为“上校”的主人公曲折回环、荡人心肠的传奇人生，并最终完成了对乡土秩序、民间社会和革命中国深刻的批判性凝视。

麦家此前的作品擅用第一人称叙述人布设迷局、推演情节，以制造叙事的迷宫效果。但在《人生海海》中，他挑战传统小说叙事常规的姿态明显减弱了。《解密》中那个充满梦魇、压抑的神秘机构“701”被《人生海海》中的“双家村”取代，麦家的笔蘸满了深情，地方风物、人情世事跃然纸上，真实可感。叙述人虽从《解密》的多重转述切换至单一讲述，但故事的精彩程度并没有因此打折扣，反倒处处散发迷人的光晕。

《人生海海》的文本分三部，基本上以叙述人“我”的视角贯穿前后。这一视角的特征决定作者必须在故事的铺陈中不断制造“巧合”，让“我”成为“上校”人生故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转述者，于是就有了其中大篇幅的“听故事”“偷听”等情节。比如小说第十二节有言：“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他闯过世界，跑过码头，谈起天来天很大，讲起地来地很广……他总是这样讲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情，情节起伏。波波折折，听起来津津有味……”通过“我”的“听”，弥补了由于“我”不在场而造成的叙事空缺。如此一来，上校的人生经历就在“讲故事”中由虚而实，进入故事的轴心，同时也激起读者的好奇。小说第二部第五十二节开始，是“我”偷听老保长讲故事：“文革”期间，“我”的爷爷“老巫头”因为窝藏和庇护上校逃走，一直活在恐惧中，生命垂危。老保长为了祛除爷爷的心病，专程登门为爷爷讲述他所亲身经历的秘密故事。为了不让“我”接触这么秘密的事，老保长将“我”赶出来，我只好躲到楼上，隔着楼板“偷听”。

小说的第一部聚焦乡土社会，第二部则将叙事的触角伸向了城市经验。这里的城市，是老保长1941年跟随“上校”做特务工作时所栖身的那个光怪陆离的“大上海”。到了这里，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借助叙述的转换被严密地缝合起来了，故事/叙事的空间也由此而拓宽。老保长形容他初到上海，看到商店的橱窗时感到“全世界的玻璃和灯光都被集中到这儿……眼前和心里是一团乱，是碎掉的感觉”。“碎掉的感觉”，不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游逛于巴黎街头所捕捉到的现代性体验吗？到了第二部，上校已在“我”父亲的掩护下逃走了。从这里开始，上校在故事中缺席了，但经由老保长讲述，其传奇人生依旧如闻在耳，呈现强烈的在场性。这一部分是小说的华彩篇章。麦家在以往谍战故事的惊险之外，平添了许多传奇与志异的魅力。自此，“讲故事”的权力由“我”让渡到老保长身上。老保长不仅见证了上海的光怪陆离，也间接呈现了上校夹在家国情仇和个人意志间的苦难和矛盾。老保长讲的故事，被“我”悉数偷听，再经由“我”转述给读者，第一人称（老保长）和第三人称（叙述人）两相交替，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话语场：“说—听”由此构成小说的基本叙事机制。到了第三部，故事空间再次发生移位。此时“我”已偷渡并移居海外，在一次回国期间，上校妻子（林阿姨）向“我”讲述她与上校在抗美援朝和“文革”时期的故事。林阿姨的讲述补叙了“我”和老保长没能亲历的部分，故事的“讲述权力”再次发生让渡。换言之，“我”的视角虽然局限，但借助“讲故事”这一机制，小说就具有了无限增殖的可能性。因此，小说的三部分大致对应“乡村—城市—世界”，构成三位一体的“故事世界”。

《人生海海》在描写上校、老保长、林阿姨等人“讲故事”的情节时，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营造“讲故事”者的动作、语言和神态，以及由此产生的魅惑力。其动机，大致也和这种现代社会经验贬值的现象相关。麦家回望童年与乡村，某种程度是在尝试重新激发民间故事、说书传统以及个人经验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对故事进行“复魅”，并在此基础上生产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故事—世界”。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作者向传统故事的伦理和道德训诫回归的意图。

“讲故事”有着明显的伦理诉求，在《解密》《暗算》《风声》等小说中，“革命”被处理为一个背景。麦家极力凸显的是神秘单位、密闭空间中人性的挣扎。这一设置类似存在主义的“境遇剧”：人物置身极端环境中经受考验，生死抉择，善恶斗争，都在“境遇”中悉数上演。因此，革命不过是一块接近透明的帷幕，关键是小说文本所营造的那些富有“剧场意识”的叙事空间。“701”是革命时代的象征，一旦时代变迁，天才们免不了要遭到命运的捉弄和摧折，尤其是，当他们回归日常生活之后，无一例外都沦落为“畸零人”。

然而，革命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叙述，在《人生海海》中，它被赋予了别样的姿态。《人生海海》的故事跨越抗战、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冷战”乃至改革开放等时代，革命也从背景移到了前景，与此同时，人物也深刻地卷入到历史的漩涡中，与革命形成扭结、悖谬的状态。在小说第一部中，上校是革命的献祭者和宠儿：他是自学成才的军医，在抗战期间奔赴战场救死扶伤，凡是受过他救命之恩者，无不“四处宣讲他的功德、他的医术、他的了不得：金子打造的手术器具，起死回生的本事，视金钱如粪土的道德，等等美名把他造成一个神，神乎其神”。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上校因“生活作风问题”被遣返回乡，但不像容金珍等人，上校没有因此而被日常生活所异化，而是投身俗世，过起了安逸散淡的生活。在乡人眼中，“嗜猫如命”的上校并非高不可攀，而是富有人情味，虽然神秘，却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这里的日常生活，成了有效沟通革命伦理和人的主体性的中介，而在前作中，日常生活几乎是“天才们”无力抵抗的毁灭性力量。

在上校身上，麦家倾注了他对革命的批判和反思。 在《人生海海》中，群众的意志和权力成了主人公悲剧的罪魁祸首。以小瞎子为代表的红卫兵诉诸语言和身体的暴力对上校进行审判，代表了一种“暴力的辩证法”。所谓“暴力的辩证法”，指的是革命年代以肯定群众（人）价值为出发点的暴力，实质上是彻底否定了作为主体的人，最终试图唤起一种新的、更为强烈的群众主体意识。《人生海海》借着对暴力的书写，展现人性的阴暗面，批判革命伦理对人性的扭曲，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良知，这是颇为难得的。

这一“暴力的辩证法”最终导致上校精神失常：当作为红卫兵一员的小瞎子撞破当年日本人刻在上校小腹上的耻辱字句时，上校恼羞成怒，用手术刀割断了小瞎子的舌头，挑断其手筋，从此开始了亡命生涯。上校隐居一年后被抓获，公审大会上，疯狂的群众试图脱下他的裤子，上校终于不堪其辱，精神彻底崩溃。比较而言，《解密》《暗算》《风语》等小说中主人公的疯癫和自杀，通常都具有神秘性和荒诞感，群众所代表的集体主义和革命伦理并没有直接作为“施害者”出场；在《人生海海》中，“疯癫”既是革命伦理和暴力的产物，同时也反过来对革命伦理和暴力做出了强烈批判。不论是书写战争与革命对身体归属权的争夺，还是呈现群众意志、革命话语对身体的“规训和惩戒”，麦家针对身体叙事所作的尝试，既是对过去小说模式化（stereotype）的颠覆，也彰显了作者对人性、历史与革命伦理复杂关系的深刻反思。这是《人生海海》的自我超越之处。

在当下，如何重估革命的历史价值？如何在历史的缝隙中捕捉革命与人性的缠结和幽暗面？这是小说家绕不过去的问题。麦家通过上校起伏跌宕的传奇人生，发出了世事沉浮、人生海海的慨叹。《解密》虽事涉“革命”，但它却从宏大的家国叙事中脱卸出来，进入到人的心灵解谜之中；相比之下，《人生海海》在传奇故事的环环嵌套下，看似在书写“家人父子”、宗族关系和村庄变迁，实质上则含纳了更为广袤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双家村、上海以及马德里等构成，是小说家施展其技艺的舞台。无论是叙述人“我”的成长蜕变，还是上校、林阿姨对革命创伤所进行的精神疗愈，都被包裹进小说时空体（巴赫金语）这一外壳中。凭借这一小说时空体，麦家也重新恢复了文学抚慰人心、疗愈伤痕的美学、道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