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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里的想念》叙事特色

来源:新蕾出版社 | 武歆  2019年05月23日16:37

儿童文学小说《泥土里的想念》(新蕾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是天津著名作家宋安娜转型儿童文学的第一部作品,更是一部具有鲜明叙事特色的儿童文学佳作。

儿童文学有其独特性,既要在叙述上符合儿童阅读特点,同时叙事上又要干净明澈,不能过于复杂,一定要简明易懂,当然还要具有思想内涵,这对于初次尝试儿童文学创作的宋安娜来讲,的确具有不小的挑战。

《泥土里的想念》书写了“二战”背景下,一个流亡天津的八岁犹太女孩撒拉的人生境遇。“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惨痛记忆,而在日本军国主义屠刀之下的中国以及东南亚战场,更被认为是一场惨绝人寰、毫无人性的侵略战争。如何让儿童理解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类社会的毁灭,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作者把日本侵华战争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板”,把在异国生活的八岁犹太女孩作为“小说人物”,显然增加了叙事难度。既要表现侵略者的凶残、丑恶,又要“适当”,把握好“度”,不能把儿童文学“干净明澈”的特性“覆盖、污染”。显然,宋安娜做得恰到好处。她没有像《小兵张嘎》《鸡毛信》《小英雄雨来》那样让儿童直面敌人,而是把战争作为背景。她在第二章便用“鬼子来了”这样的表述,代替了枪炮、代替了血肉横飞、代替了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但是,又不能把战争描绘得“鲜花灿烂”,于是作者设计了“战争画面”,比如撒拉和两个中国伙伴“误入”日租界的所见所闻、老城里的游行队伍、凄惨难民的生活状态等等,通过这些“画面”,让孩子看到战争的残酷,从侧面讲述战争的严峻,讲述战争中普通百姓之间的温暖、互助。

在《泥土里的想念》中,还有大量天津民俗文化的表现,也是值得特别称道的。像走街串巷的“爆米花的”、“磨剪子抢菜刀的”等,非常自然地呈现,而其中“杨柳青年画”的表现则极为精妙。许多小说在表现“民俗文化”时,容易与小说文本发生“隔”的现象,带有明显的“资料色彩”。宋安娜则把小说的“寻找”主题与“杨柳青年画”巧妙结合。

撒拉“生活与情感”极度依赖的中国女性“阿妈”,因为要回家看儿子,始终没有回来,生死不明,撒拉要去寻找不是亲人但比亲人还要亲的“中国阿妈”,当她终于得知阿妈家在杨柳青古镇时,用把“阿妈和撒拉”画在年画里的办法,到处张贴,当作“寻人启事”。这个情节的设置非常叫绝,巧妙地把“杨柳青年画”变成一个情节,完美地融合进故事中,成为叙事推进的一个重要节点,表现得非常自然。

《泥土里的想念》整体叙事架构用的是“寻找”这个“叙事工具”。尽管这个“叙事工具”并不新鲜,很多中外文学作品都有使用,但作者却能“翻旧如新”,把“老虎褡裢”与“想念”相互结合,“老虎褡裢”在中国民俗中,有着特别的解读,意味着长辈对孩子“保佑呵护”的美好寄托。小说开始,便是“阿妈坐在海棠树下,埋头缝着一个老虎褡裢”,阿妈为了照顾犹太女孩撒拉,可谓倾尽了心血。而撒拉对待“老虎褡裢”的珍惜,也非常富有象征意味,“撒拉有一个小木匣,专门保存阿妈给她缝的老虎褡裢,她把小木匣藏在爸爸的书柜里。书柜里有一部大开本的《塔木德》。”众所周知,《塔木德》是犹太民族的犹太律法、思想和传统的集大成之作。这样的细节设置,令人遐想,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而撒拉两次在泥土里埋下“老虎褡裢”的细节,尤其最后一次撒拉埋下一只、带走七只“老虎褡裢”之后,与梦幻中的阿妈对话,更是将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在战争状态下的相互理解、相互协助的超越民族的“大爱”精神,阐释得更加感人,让小说的宽度有了无限的延伸。

小说是要塑造人物的,无论怎样的叙事策略,无论怎样的精心布局,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物“栩栩如生”,只有人物立住了,思想才能传达。无疑,《泥土里的想念》中的人物塑造是成功的。

请看阿妈给撒拉缝制“老虎褡裢”时的描写:“她太专心了,海棠花瓣撒满了她的双肩,她似乎都没有察觉,上午的阳光透过海棠花的间隙,轻轻地停在她的发髻上,她低垂的脖颈上细柔的汗毛,在阳光下跳跃出金色的光”;还有关于撒拉的描写;“撒拉眨着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她不懂‘仁义’、‘义气’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这小哥俩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小说集中表现了犹太女孩撒拉和中国阿妈情浓于血的关系——“撒拉八岁了还赖在她阿妈的怀里撒娇”以及“夜晚,没有阿妈香气的笼罩,她便不能入睡”——还表现了她与中国儿童金宝、银宝的亲密友爱,以及在华犹太人与中国人的相互理解,在战争状态、在天津大水等各种灾害面前,两个民族之间的互助精神都有精致的书写。

《泥土里的想念》书写了战争状态下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塑造了各种令人难以忘记的人物。特别是小说最后,撒拉坐船离开,望着天津城时的呐喊——阿妈,阿妈呀!结尾之处,更让读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部能让儿童读进去并为之感动的儿童文学作品。